【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6月29日訊】湖南省國家安全廳廳長、長沙市國家安全局局長：
二位好，我是中國公民謝燕益，受當事人程淵妻子施明磊女士委託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擔任長沙國安局負責偵辦、長沙市檢察院審查起訴的NGO組織長沙富能程淵、劉大志、吳葛健雄顛覆國家政權涉嫌案件程淵的辯護人及其申訴控告代理人。由於該案被定性為所謂危害國家安全，作為當事人的代理人無論從法律上還是政治層面都不得不與二單位打交道。我在致函二位負責人之前，曾在百度上反覆搜索查詢了二位現任負責人的姓名及簡歷，遺憾的是不知何故？始終沒有查到湖南省國安廳、長沙市國安局現任領導的相關信息。不過這並不影響我向二位傳遞信息申明我的一點立場，並且我也毫不懷疑，今天我們每個人的一言一行，所作出的任何選擇與決定、此案的最終結果以及功過是非都會記錄在歷史上。
2020年6月9日、6月10日，我陪同施明磊女士專程前往長沙與辦案部門依法交涉溝通並就前期辦案程序方面存在的問題向檢察機關以及省國安廳紀檢部門進行了反映，本着尊重與信任的態度並以極大的善意及期待的心情，此前當事人家屬施明磊女士、吳有水律師（吳葛健雄父親）等以及他們聘請的律師亦曾多次前往長沙與有關方面進行相關溝通與交涉的努力，一方面迫切為親人的安危擔憂另一方面盡己所能向辦案單位辯白陳冤。但令人遺憾的是，家屬的努力不單受到辦案單位的冷遇，而且三位當事人被採取強制措施近一年以來，家屬為他們聘請的律師至今未能見到當事人，辦案及關押單位長沙市國安局、湖南省安全廳看守所以當事人自己指定了律師為名公然剝奪家屬委託律師的會見權及辯護權。一個剛剛成年不諳世事的孩子吳葛健雄被剝奪人身自由長期關押面臨顛覆國家政權如此嚴重的刑事指控竟然不願意見他那精熟法律的老爸一面？這種做法讓如此一樁煞有介事的危害國家安全的“大案”情何以堪？
另外，自去年7月22日對程淵抓捕抄家開始後，其妻子施明磊女士在抓捕現場不但未能倖免於暴力對待，三歲大的女兒也遭到非法拍攝。程淵夫婦先後被以黑頭套、手銬帶走，施明磊女士在被審訊期間受到種種威脅恐嚇，孩子至今對7月22日發生在父母身上的“滅頂之災”心有餘悸。嗣後，長沙國安局明知當事人無辜卻仍對施明磊女士採取了監視居住、凍結銀行賬戶、逼寫承諾書等手段，並公然脅迫被關押中的程淵錄製視頻，在視頻中程淵央求施明磊要照顧好孩子不要再管他的事，施明磊和孩子多次受到長沙及深圳國安騷擾。以株連、法西斯恐怖手段參與辦案的人員包括長沙國安局林聖新、趙倩、張磊等人。
眾所周知，程淵負責的長沙富能NGO組織一直致力於公益事業，正如程淵本人多年來的經歷一樣，他不過是通過NGO或作為一位專業人士積極推動參與一些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行動、公益訴訟、信息公開、政策倡導，包括乙肝反歧視、艾滋病反歧視、殘障人士反歧視、消除計劃生育及戶籍政策在就業、升學、社會保障等領域的非法規限反歧視行動。這些行為都是依法公開進行的，一些公益行動甚至進入到國家和地方的立法、司法以及行政程序當中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及社會效果。程淵他們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在對弱勢群體、少數群體的權益關注和人道關懷，種種努力也是關乎所有公民淪為弱勢處境時的底線保障問題，事關包括你我在內的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尊嚴及福祉。這個事業誠如那些有識之士所言：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往往取決於對弱勢群體的態度。我們無須贅言程淵他們的所作所為非但無罪而且有功，只願在此申明一個盡人皆知的法律常識：“法無禁止，私權可為，法無授權，公權不可為！”
在我與長沙市檢察院控申處夏處長、公訴處黃女士、湖南省國安廳紀檢組李先生、張女士以及湖南省司法廳辦公室唐主任、法援中心楊主任等的接觸過程中明確表示，本案的發生完全是極左思維導致的。
這場人為製造的冤獄從一開始就違背我國現行憲法、法律。它肯定不是國家的意志、不是法律的意志、不是執政黨的意志，而是個別人的非法意志。我們需要將個別人的意志與國家意志、法律的意志、執政黨的意志加以區分，個別人的意志不僅不能代表國家、代表法律、代表執政黨而且可能因其違法性是反國家、反社會、反人類的。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不能因為個別人的錯誤而承擔如此大的代價。我們每一位社會公民、黨員、國家公職人員不僅不應該執行個別人的錯誤意志，而且還有義務、有責任堅決與這種錯誤意志、錯誤行為作鬥爭，以捍衛國家的正當意志、法律的正當意志，堅持原則，不跟反法治、反國家、反人類的惡行站在一起，如此才能真正維護國家利益、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作為一個公民、一個國家公職人員或者是一名黨員應當好好學習一下憲法、黨章，以及文革結束以來的一系列政策、文件、決議，看一看歷史，看一看人類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
二位負責人應當知曉，一個公益NGO組織由國家安全部門介入並定性為顛覆國家政權犯罪這恐怕是改革開放以來一樁極其罕見的事件。這一事件的發生讓人聯想起文革時期，專案風行，冤獄遍地！如果今天動輒就搞什麼專案，視一切法律程序為無物，剝奪律師會見權，長官定調、政治正確、不惜一切手段、未審先判甚至統御公檢法，那無疑是極左運動再度興起的苗頭。極左思潮曾給我們這個族群帶來一場場深重的人禍災難，我們沒有理由不時時警惕極左思維抬頭、文革遺風捲土重來。事實上從本案發生的過程來看，維穩思維正在蔓延到國家安全等各個領域，維穩加文革，這個危險的信號絕非族群、國家之福，如果我們不加以抵制和揭露，或將再次導致這個族群陷入動蕩不迭的無底深淵，社會運動與國民纏鬥永無休止。
以國家安全之名抓特務、抓漢奸、製造冤獄這絕非什麼“創新”。為了攫取和鞏固個人極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發生的鎮反、反右到後來的歷次黨內鬥爭一波又一波的階級鬥爭用槍杆子運動群眾以至文革的發生，民不聊生、生靈塗炭、內鬥不休的記憶恐怕對每一個中國人都並不陌生。曾幾何時，海外有親友會被抓特務，偷聽敵台就是裡通外國罪，搞經濟營生就是投機倒把走資派，人人相殘與人為壑，看看今日之朝鮮就知當時之中國。
或許有人會在境外資金上做文章（程淵所負責的NGO難免會有海外資金來源）。由此對程淵等的訊問筆錄上逼其就範作出不滿現體制的種種表述恐非什麼難事。一個現行“反革命”的形象就躍然紙上了：一是長期積累形成的對現體制的不滿情緒，二是與境外反華勢力相勾結接受境外資金受境外組織利用指使甚至還前往海外培訓，通過炒作熱點事件打着公益維權之旗號煽動挑起不明真相的群眾對抗政府進行顛覆國家政權乃至顏色革命的圖謀……就是這個劇本一貫的套路。如此一來，一個“驚天大案”得以告破，非但讓人百口莫辯而且這一人為製造的人血饅頭不僅可以彰顯某種忠誠姿態而且足夠開一場慶功會了。其實炮製這樣一個案件並不需要一兩年的時間，如果當事人肯配合的話，三五天就可以搞定，自古就有“莫須有”的罪名，又何勞興師動眾呢？
從邏輯上來看，如果不是暴力推翻，我們無法想象一個平民何以能夠做到以和平方式顛覆一個政權（無論是中央政權還是地方政權），除非掌握國家權柄的特殊主體方能做到這一點。如果執法機關不問一個行為客觀上可能產生的後果以及對社會到底是有益還是有害，不分一個具體行為還是人們的思想意識的邊界分野，而是完全脫離法律與事實從陰謀論出發，國家安全不是建立在事實基礎上而是建立在陰謀論上，從抽象的意識形態出發搞誅心之論防患於未然那麼誰又能倖免呢？刑罰這一管控社會最嚴厲、最極限的選擇難免不延伸至思想領域意識形態上面。什麼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刑事司法疑點利益歸被告人等刑事原則及邏輯規則統統不被適用時，危害國家安全或者顛覆國家政權這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恐將懸於每個人的頭上。
我們姑且不論，歸根到底人權與人道是超越於一切政治與政權之上的，任何一個現代文明的政權都須符合其人道使命，其合法性在於它尊重保障人權、謹守人道底線，維護人道尊嚴。一個現代文明的政權不能背離人民性、正義性、合法性。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任何政權都有合法性和非法性可言，一切政治均有合法性及非法性的判定。從本質上來說，人民有選擇政治、選擇政府的權利，有抵抗不義的權力。任何依靠壓制與剝奪獲取的權力、利益都是不義的。國家暴力、司法強制力被濫用伊始，正是對政權合法性的褻瀆與侵奪！而專制權力每存續一天將導致人道災難相續不斷，任何維繫專制權力的選擇，都無疑是對人民的嚴重罪行。正如英國哲人洛克所言，人民的抵抗權是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它是個體主權者的表現。我國先賢孟子以及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都表述了人民革命權。任何一個合法政權都無權剝奪人民對暴政的革命權。抵抗暴政、自我防衛、人民有革命的權力不言自明。
我們姑且不論，眾所周知一個合法的現代文明政權之基石不是什麼抽象的意識形態比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無論在政治上、法律上還是歷史上它們的涵義都不具有確定性，任何言論思想主張、行動行為都不可能對於一個抽象而不確定的意識形態構成威脅），更不是個別統治者的好惡、個人意志，而是這個政權得以確立的明確具體的憲法、法律這一套法統。一個現代文明政權的法統必然涵括主權在民、人權保障、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理念及制度構建。必然服從於其道義與人道目標，政權以人的目的存在。一切文明政權因其道義與人道目標不僅無法作出對自由、福祉正當訴求的限制並為這一目的建構。從根本上說，以憲法為核心的一套法律系統其目的就是保障人權，限制權力，防止專制獨裁。當憲法、法律任由當權者扭曲、踐踏、閹割，成為維護專制統治既得利益欺世騙人的道具時，人民不僅沒有義務遵守之還有責任揭露它抵制它尋求新的出路以防止自由被侵奪命運遭奴役。
我們姑且不論，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一人民主權的憲法基礎以及憲法所載明的公民基本權利、四大自由、保障人權的莊重承諾。
本案所以能夠發生，是本案的辦案者無視，近五百年來整個人類社會追求普世文明潮流確立人權保障價值，不同族群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努力建構現代政治文明這一事實；是辦案者無視，人民的自衛權利是無條件的，反抗暴政與不義自古有之天經地義。程淵等的所作所為詮釋了他們從來不是激進的抵抗者，他們始終如一的溫和、理性、博愛的立場力所能及一點一滴的推動社會公益事業、推進社會改良，不單利國利民而且對於統治者當權者也百利無一害，在法治建設和社會改良方面哪怕取得一點進展恰恰是在消弭緩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日益緊張的對立與矛盾對作惡者起到某種救贖承擔作用，也讓底層民眾、弱勢群體有得以喘息與生存的空間。
本案所以能夠發生，是本案的辦案者無視華夏大地自清末以降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後繼自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立憲運動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歷次變革中從皇權專制走向民主共和的熱血與犧牲；是辦案者無視，真正最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顛覆國家政權者不是那些手中沒有權力的平民百姓；不是那些為了做人的尊嚴和權利不屈的抗爭者；不是那些關心弱勢群體并力所能及為其做一點實事者；不是那些無懼公權橫行仗義執言為民請命者；不是那些點滴推進社會公益心懷善念互助互愛抱團取暖者；不是那些痛斥專制腐敗抵抗瀆職犯罪挑戰既得利益者；不是那些曝光黑暗揭露邪惡為不公不義吶喊痛斥維穩監控壓迫人民者；不是那些倡言社會變革建立政治文明追求民主自由者；而是那些掌握國家權柄因循固守專制思維、維護既得利益不思改革進取甚至為了權力不擇手段、鎮壓人民、殘害百姓防民甚於防川者。古往今來的專制統治者誇大外部威脅、製造敵人甚至不惜煽動仇恨挑起戰爭等等伎倆屢見不鮮以轉嫁統治危機、轉移掩蓋統治者對被統治者殘酷壓榨盤剝所造成的內部矛盾真相，以陰謀論鬥爭哲學達到統治目的者不乏其人。而國家安全也並非等同於統治者的安全，真正的國家安全恰恰是一個國家的憲制架構的穩定與有效實施成為制約權力、保障權利實現各方同生共和的公器。縱觀古今中外人類歷史，真正給人類帶來無盡災難造成最大威脅的不是外敵入侵、不是自然災害而是不受制約的專制權力、內部的竊民盜國既得利益集團貪得無厭、食髓有味、嗜血如命！
本案所以能夠發生，是辦案者無視，當今之執政黨中共於上個世紀40年代在野時期高張反獨裁、反專制旗幟鼓吹憲政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宣示與承諾。是辦案者無視，二戰時期民國政府與全體國民同胞抵抗法西斯侵略浴血抗戰捍衛自由、尊嚴挽救民族危亡的犧牲與奮鬥；是辦案者無視，當年無數追隨中共打天下的農家子弟相信一切流血犧牲皆為推翻國民黨腐敗獨裁政權建立一個真正自由、民主、富強、文明人民當家作主新中國的歷史承諾；是辦案者無視，當今執政黨中共於1949年與各民主黨派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時所確立以人民為主體的共和國之共同綱領；
是辦案者無視，1949年以來在歷次各種形式的專制人禍浩劫中，如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等一批又一批的民族脊樑在暗夜中的堅守犧牲對專制暴政的不屈與抗爭。是辦案者無視，不管專制如何肆虐但體制內仍不乏如彭德懷、胡耀邦、趙紫陽、李銳等一批批天良未泯的理想主義者堅守底線、仗義執言、為民請命；是辦案者無視，後毛時期，當權者身受專制之苦所謂痛定思痛於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啟撥亂反正、否定文革平反冤案、廢除反革命罪、摒棄鬥爭哲學、不論姓社姓資走向改革開放回歸普世潮流並最終制定具有廣泛普世價值內容的82憲法給人們以空前的熱望與想象。
是辦案者無視，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社會主義主張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假說在二十世紀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深重災難，無論其從理論還是實踐上已經徹底破產的真實處境。由於其實踐中造成的種種反人類的惡果在世界範圍內被普遍摒棄禁忌的遭遇，只是由於個別專制既得利益者仍心存僥倖為維繫專制權力既得利益而因循固守。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認為剝削的根源在於私有制，以革命的方式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就能免於剝削。私有制被革命後，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就出現了財產在名義上（抽象的）歸於國有（公有），但實際支配者卻是具體的掌權者（官僚）。當這些無主財產被國家掌控後，人們則喪失了一切財產，為了生存，就只能依附於這個體制。私有制被否定後，不單財產而且人身自由及一切權利都變得更容易管控，這就為新的奴役和壓迫大開了方便之門。掌權者像所有人一樣具有自私性和自利性，他們會利用名義上的公有制達到自己的目的，此時新的剝削和奴役就會出現，而這種剝削和奴役是建立在全方位的控制與壟斷之上的。至此打着反壓迫的名義壓迫，打着反剝削的名義剝削開始大行其道！一種抽象的利益和具體的剝奪正是公有制、集體主義給人民帶來的無盡危害讓人們不得不認識到是自然權利決定製度設計而非制度設計決定自然權利這一常識。
是辦案者無視，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階級理論人為製造社群分裂、對立，等級劃分，以平等之名剝奪平等否認人性的普遍欲求。形形色色的政客利用似是而非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在前現代社會製造虛幻的所謂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與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矛盾與對立，迴避人類社會中亙古既有的真矛盾即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統治者通過壟斷話語權迴避統治者從當權的第一天起就已蛻變為名副其實的統治階級、當權者階級而不是自己給自己定義的什麼其他階級。人性的正常欲求決定着統治者的一切意圖都不過是以加強和鞏固自己的權力既得利益為核心追求權力的剩餘價值，否認這一事實必然陷入虛偽與人性背反。
而恰恰曾被共產主義陣營指斥為大財團、大資本家利益代言人的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以美英為代表的西方社會其三權分立、政黨競爭的憲政民主機制卻實現了社會文明的不斷優化提升。歸根到底無論任何政黨還是個人都有人性的弱點自利性的趨向，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一個社會不能把任何個人與政黨置於權力壟斷不受監督的地位無論他們如何標榜自己代表人民、代表正義、無私忠誠、偉大光榮正確。只有讓各政治力量在開放的憲政規制下公平競爭，由人民進行選擇，他們才因害怕自身失去選民、失去政治權力、時時處於被監督的狀態下才兢兢業業絲毫不敢懈怠不斷完善提升超越自我，不得不保持公正廉潔效能為社會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人類的歷史經驗表明，多元格局、開放競爭是克服人性弱點、防止腐敗墮落避免權力造成人道災難的有效途徑，兩個惡魔勝過一個天使。人類文明的發展讓人們逐漸意識到，對人類威脅最大、破壞最慘烈的，不是自然災害和人類的無知而是不受制約的權力。而完成人類社會現代文明轉型的真正課題是通過憲政民主的方式解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這一真問題即把統治者關進籠子里而非其他別的什麼問題。辦案者應當知曉，在前現代社會裡，真正有能力以和平方式顛覆國家政權的恰恰是當權者自己。唯有當權者僭越憲法、法律，濫用職權、為一己私利踐踏人權，不受制約的權力巧取豪奪、殘害百姓、荼毒生靈、鎮壓人民恰恰最能夠摧毀政權之基的現行法統，讓其徹底失信破產，導致政權顛覆的後果。
在辦案者看來，1949年後當權者為了攫取和鞏固其權力地位、話語權背叛政治承諾無視一切法律、道德底線大搞鬥爭哲學，以煽動仇恨、製造族群對立內外敵人不斷搞運動的手法，用槍杆子加筆杆子運動人民從土改、鎮反、反右、四清以及廬山會議等歷次黨內鬥爭直至秦始皇加馬克思誕生不是顛覆國家政權？在辦案者看來，當權者政治挂帥、好大喜功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四千萬人死於非命的大饑荒後，為掩蓋這一滔天罪行防止大權旁落遭到清算髮動文革打倒彭德懷、劉少奇壓制異己，推行個人崇拜大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種種權謀的復辟行徑不是顛覆政權？後毛時期，當權者權貴集團明明知曉毛對人民所犯罪行，為延續專制特權既得利益避重就輕掩蓋歷史真相，以特色主義拒斥人民變革呼聲鎮壓人民，以特色主義之名行最壞的權貴資本主義之實——在權力不受制約的條件下，所謂公有制即官占尋租制、公有無主制、官僚支配製、權貴盜奪分贓制。不僅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不能為民謀利反而成為最兇猛的劫掠武器，大大推助人性的貪婪與瘋狂不是顛覆國家政權？
在辦案者看來，專制既得利益集團一直以抽象之人民主權代替具體之人民主權欺騙人民，譖越人民權利，在政治層面、經濟層面、社會層面各個方面，實行竊國盜民的勾當，公民的選舉權、結社自由、言論自由、集會遊行示威權、和平更迭政府、政治批評反對的權利被長期以種種美好的名義非法剝奪壓制，對人民的主權採取抽象的肯定，具體的否定，不管在政治上、經濟上人民只有抽象的利益沒有具體的權利採取各種專制統治伎倆者的所作所為導致沒有政治權利就沒有一切的惡劣後果不是顛覆政權？自1949年以來專制統治者以口號上的為人民服務迴避制度上的民治、民享、民有的具體機制，政治上搞權力壟斷、經濟上搞計劃體制公有制、思想文化上搞集體主義、民粹主義灌輸宣傳，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導致人民主權虛化不是顛覆國家政權？
辦案者應當知曉，儘管早已有人對當初的革命黨而今的執政黨制定的未經人民公投表決的現行憲法以及由其產生的沒有經過人民普選的政權的合法性有所質疑，無論其是否符合普世文明標準是否滿足程序正當的要求我們姑且不論。如前所述，人民主權原則、普世文明標準、歷史真相問題我們都可以姑且不談。我們直面現實，只談當下。
即便按照執政黨的話語體系，按照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直至十八大、十九大之決議以及在這一階段形成的一系列黨章、憲法、法律、決議、政策文件，即使我們僅從既有格局、既定事實出發，“改革開放、依法治國”等等不也是執政黨四十年來所一向竭力鼓吹形成的既定共識、方略、國策嗎？更何況，改革開放不僅是執政黨內部“痛定思痛”產生的共識也是對長期被壓迫、被剝奪不堪重負陷於無休止內鬥絕對貧困下的中國人民的再一次莊嚴承諾（此前1945年至1949年中共曾對中國人民多次作出建立一個自由、民主、文明、富強的新中國的承諾），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不單對內也是對全世界的一次莊嚴承諾。程淵等人運用NGO組織所開展的公益事業乃至可能利用境外資金的情況，不正是改革開放的必然產物嗎？不正是在現行憲法法律範圍內的正常活動嗎？不正是理應受到法律保護以及當局善待的行為嗎？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國際間的種種投資、貿易、金融等經濟方面姑且不論，官方及民間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法律、公益、人權等各領域、各個層面的交流與合作姑且不論，官辦的紅會、殘疾人協會、婦女兒童權益保障協會、各種打着人民名義的福利機構、慈善公益組織獲取了多少境外資金，又有多少用在了公益慈善方面姑且不論，各種民間機構、民間組織又有多少對外交流、多少境外資金姑且不論，試圖在境外資金上做文章的人應該知曉一個最淺顯的道理，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哪裡的資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筆資金是否合法以及它的使用是否有利於扶危濟困、有利於弱勢權利伸張、有利於法治事業、有利於社會公益、有利於人道關懷、有利於人權保障、有利於權力監督、有利於公平正義、有利於人民福祉、有利於社會文明進步？
在辦案者看來，一手壟斷公益慈善事業一手大發公益慈善之財透支國家信用不是顛覆國家政權？
在辦案者看來，一面將貪墨的數以百萬億計全民資產、民脂民膏轉移海外、眷屬二奶移民海外，一面煽動民粹主義敵視西方普世價值對內建立全方位的維穩與鎮壓體制鼓吹愛黨愛國無私奉獻不是顛覆國家政權？花費巨額成本搞六張網、網絡防火牆、網絡監控、實名制、臉孔識別系統、指紋識別、生物基因技術、各種大數據人工智能手段監視管控人民，推行維穩體制、警察治國，僱傭五毛黨思想警察防民甚於防川。為維繫專制權貴既得利益集團，維穩體制日益擴張強化、肆虐橫行，吞噬掉一切行政、法律、國家的正常秩序乃至整個政權不是顛覆國家政權？肆意剝奪公民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對異議人士打壓、少數族群歧視壓迫、對信仰群體系統迫害導致人道災難、人間慘劇相續不斷社會失序動蕩不是顛覆國家政權？架空憲法法律煽動各種民粹主義唱紅打黑、搞極左運動、販賣廉價愛國主義，內鬥運動清洗不斷與普世文明為敵不是顛覆國家政權? 眾所周知，法的精神在於權力制衡，權力沒有制衡，法律只是專制統治的手段。專制既得利益集團一面高掛憲法、依法治國的招牌，另一面通過立法、司法、行政不斷蠶食公民權利自由，扭曲閹割立法、司法、行政塞進私貨維護既得利益特權不是顛覆國家政權？面對各種毒疫苗、毒奶粉、毒食品、毒霧霾以及由於失職瀆職造成的此起彼伏的大爆炸、火災、礦難、社會惡性事件包庇掩蓋罪責、罔顧人民死活不是顛覆國家政權？濫用發幣權、徵稅權，壟斷賣地權、以低人權優勢壓榨13億奴工聚斂財富，將國有企業、國有銀行、中石油、中石化、電信、能源、電力、國家資源、國有土地、交通運輸、股市、保險乃至學校醫院、行政審批等等無不作為攫取利益巧取豪奪的工具，一手搞國進民退、社會資本化，一手竊國盜民、化公為私不是顛覆國家政權？作為二戰後1945年聯合國初創國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早在1947年簽署的《世界人權宣言》所做免於匱乏之承諾至今，官僚可以貪腐揮霍百萬億，政府財政收入超十萬億，外援、維穩支出千萬億，卻以種種借口拒不落實教育、養老、醫療的基本國民三免福利保障，拒不實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讓大多數國人疲於奔命陷於匱乏當中，上不起學、就不起醫、住不起房、養不起老，生不起、死不起不是顛覆國家政權？以革命之名奪權以改革之名分贓再以國家安全之名維穩鎮壓，壟斷工會、農會等一切社會自治組織，代表工農利益，工人下崗、農民失地、礦難頻發、血拆遍地、富士康13連跳，維穩截訪，打擊民間工會、農會、殘害公民社會，將一切民間組織消滅在萌芽狀態力行社會原子化、沙粒化政策，49年以來，所謂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階級和基礎階級的工農二者只有抽象利益毫無具體權利遭受空前奴役壓迫、盤剝洗劫不是顛覆國家政權？
辦案者應當知曉，真正國家和族群的篡奪者、顛覆者、盜竊者、叛逆者，他們從來不會在乎什麼國家、政權、政黨的利益，無論國家、政權、還是政黨都不過是其謀取私利的手段。什麼樣的體制手段有利於特權既得利益就採取什麼手段，既得利益牢牢吸附於體制之上，打江山坐江山的強盜邏輯正是他們的生動寫照！
辦案者應當知曉，誰都逃不過歷史的審判！以國家安全之名製造一個冤獄摧毀三個無辜家庭這一喪盡天良、傷天害理的彌天大罪絕無可能逃脫歷史的審判。三個無辜家庭的命運關乎我們每個家庭的命運，他們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絕不能讓國家安全成為個別當權者塞進私貨達到個人目的，導致人人自危相互殘害、一場新的階級鬥爭運動的發端。
冤獄假如無可避免，在冤獄的形成過程中，可以確定的是，明知沒有證據、沒有事實根據、沒有法律依據、明知當事人無辜卻故意製造冤獄者遲早將被清算罪責難逃天理難容國法不容！主動作惡與被動作惡的法律後果則截然不同。製造冤獄、殘害良善的人權惡棍往往與貪腐份子高度正相關，其內在邏輯正是由於人權惡棍沒有底線無惡不作，他們也必然貪得無厭不擇手段，善於渾水摸魚欲蓋彌彰。而一個清廉自守、執法為民的公職人員有什麼理由迫害無辜、製造冤獄呢？要知道，作惡從來都是具體的，只有個體作惡者沒有國家作惡者國家安全不會成為作惡者的庇護所。任何一起冤獄的造就，無論殺人還是判刑，總有決策者、鼓動者、簽署者積極推行者，與此同時也必會存在觀望者、徘徊者、消極抵抗者……被分離出來的個體作惡者終將獨立負責。
辦案者應當知曉，在一個國家的內部始終存在合法意志與違法意志的較量，一個國家族群的進退得失正取決於這兩種意志較量的結果。人類社會告別愚昧野蠻走向文明進步其本質是兩種意志的較量，即和平民主意志與暴力專制意志、自由公民意志與奴役特權意志，這兩種意志的較量發生在各個領域、各個層面上，不是進行一、兩次而是千百次、無數次直至和平民主完勝、暴力專制徹底失敗為止。
辦案者應當知曉，當今中國權力失控、社會失序、經濟崩盤、民心盡失、民怨沸騰，人心思變已成大勢。面臨社會巨變，專制既得利益集團內部正在加速分裂軍心搖動，穩控局面苦苦支撐難以為繼，專制堡壘土崩瓦解在瞬息之間！毋庸諱言，事實上面對專制暴政的奴役壓迫，近年來底層百姓被迫抗爭、拚死抵抗的事件屢屢發生抗暴行動此起彼伏，當今華夏大地遍地乾柴汽油，熊熊烈火一觸即燃，一個全民抗爭、全面政治抵抗運動的大時代正在到來，變革之勢已無可阻擋！一個專制政權不僅是人民的噩夢也必將是統治者的墳墓！它永遠無法解決權力你死我活、成王敗寇的魔咒。
辦案者應當知曉，對於專制既得利益集團來說只有通過自我救贖、停止壓迫還政於民走向和解才是其唯一出路，任何善意和善舉都必將得到善意的回應。摒棄鬥爭哲學用愛與善意化解仇恨、苦毒擺脫互害的社會現狀避免滑向暴力流血、內戰迭起、動蕩失序的深淵，釋放所有政治犯愛你的敵人開啟和平民主之路才是希望之所在。
辦案者應當知曉，無論專制既得利益集團作何選擇，專制歷史都必將終結。改變專制歷史，所要面對的對手，不是一個國家、一個政權甚至不是一個政黨而只是隱藏在權力體系內的少數違法分子、邪惡分子，為一己之私負隅頑抗者。少數既得利益者反法治、反正義、反人類的邪惡勢力日益陷於孤立和挫敗當中，儘管改變專制歷史無疑極具挑戰性，必然遭遇諸多困難和阻力，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都難。但是，當今之中國人權法治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全球化、信息化讓普世價值遍及世界的各個角落，告別專制歷史乃民心所向。我們可能還低估了人民的普遍覺醒、低估了現行體制內堅守良知的法治力量、正義力量、變革力量，低估了海內外全人類正在發生的普遍覺醒和進步的力量，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人類的自由、尊嚴與文明作為一個整體的無可分割性，這場較量的結果，更取決於人心向善、人們對於光明前景、美好生活的追求與嚮往這一人性的普遍欲求，真善美愛作為普世價值的信仰力量！
程淵辯護人及申訴控告代理人：謝燕益
2020年6月28日
註：此公開信僅代表個人觀點
（責任編輯：陳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