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4日，在延安考察的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對毛澤東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為中共唱讚歌

黃炎培從延安回重慶後，興奮異常，閉門謝客，仔細回憶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寫出了轟動一時的《延安歸來》，將他與毛澤東的對話記錄在案，並表示，延安「距離我的理想相當近」。這本書從延安觀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風、延安會談情形等多個層面對中共大唱讚歌。

延安之行成為黃炎培最終選擇投奔中共的重要轉折點。1949年10月1日中共奪取政權後，黃炎培打破「不為官吏」的立身準則，欣然從政，曾任中共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

毛澤東承諾的「民主」、「監督」都沒了

20世紀50年代初，中共內務部一次部務會議上，首任部長謝覺哉做報告時，引用了黃炎培在延安跟毛澤東談「周期率」以及毛澤東關於「民主」、「監督」的說法，提出了「民主監政」的口號。這番話卻引來聽眾席上南方某省內務廳長的質問：「我們提民主監政是針對國民黨反動政權的，難道我們共產黨的人民民主政權還需要監督嗎？這樣監督來監督去，不是要監督到毛主席頭上了嗎？」

一連串提問完全符合當時中共的邏輯，卻令謝覺哉猝不及防，想解釋，卻解釋不清。事情到此還沒有完，中共最高層一位領導得知後，完全支持這位廳長的意見，批評了謝覺哉，且明令以後不准再在黨內黨外引用黃炎培與毛澤東關於「周期率」的對話。

中共建政後，毛澤東一直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不斷發動整人的政治運動。有人統計，從1949年到1976年毛去世，全國性的政治運動有70多次。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講：「（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曾經說過，中國在文化革命中兩億人被批判、鬥爭、牽連，所以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人受到過不公正對待和迫害。那麼在文化革命以前呢，從流血土改，到清匪反霸，到鎮壓反革命，到三反五反，到批判俞平伯啊，胡風啊，再到反冒進，到社會主義改造，反右派，大躍進，在中國幾乎所有有知識的、有教養的、有文化的、有頭腦的、有不同意見的，幾乎沒有人能逃過這一場接一場的運動。」「整個中國呈現的是一種用野蠻代替文明，用落後代替先進，用無知代替有知，這樣歷史性的倒退。」

黃炎培一家9人挨整

黃炎培與結髮妻子王糾思生育的9個孩子中，4個兒子曾出國留學，長子黃方剛，是哲學家，留學美國卡爾登大學；次子黃競武，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碩士；三子黃萬里，留學美國康乃爾大學，著名水利學家；四子黃大能，留學英國，著名水泥混凝土技術專家。長子和次子1949年前就去世了。黃炎培和後妻姚維鈞育有兩男兩女。

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先是鼓動黨外人士和知識分子給中共提意見，幫黨整風，承諾「言者無罪」，實際是「引蛇出洞」。等「蛇」都出洞後，毛立即將給中共提意見的人統統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

黃家除黃炎培外，三子黃萬里，被清華大學打成右派，四子黃大能、五子黃必信、長女黃路、四女黃素回及其丈夫、二女黃小同的長子，都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全家出了7個右派，黃小同因篤信基督被內定為反革命。

黃萬里被打成右派23年

黃萬里1934年赴美留學，1935年獲康奈爾大學碩士學位，1937年獲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工程博士學位，成為該校第一個來自中國的工程博士。後受聘為田納西流域治理工程專區諾利斯壩公務員。他曾駕車4萬5千英里，考察美國各大水利工程。

1945年，黃萬里任中華民國水利部工程師。1947至1949，任甘肅省水利局長兼總工程師，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1949年9月到瀋陽，任東北水利總局顧問。1950年6月到唐山交通大學任教。1953年調清華大學任教。

1955年4月，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動工。同月，中共水利部召集70多名學者就已開工的三門峽水利規劃方案進行討論。黃萬里是唯一反對建三門峽水庫的人，但是，他的正確意見沒被採納。三門峽水庫1960年9月建成，從第二年起，潼關以上黃河、渭河大淤成災，致使兩岸倒塌農田80萬畝，一個縣城被迫遷走，4萬農民被遷往寧夏缺水高地。到1966年，庫內淤積泥沙已達34億立方米，三門峽水庫已成死庫，不得不在壩底炸開幾個大孔沖刷泥沙。

此後，黃萬里提出，千萬不要將江底6個泄水洞堵死。但在施工時，6個泄水洞還是被堵死。最後，這6個洞不得不以每個洞1000萬元的代價重新打開。

1957年6月19日，黃萬里在清華大學校刊發表散文《花叢小語》。他以三門峽水庫設計方案等為例，指出：人民對政府工作的監督及政府決策的民主化很有必要。這篇文章卻被毛澤東批示「這是什麼話？」，並在《人民日報》以「什麼話」為標題發表。「什麼話」也被作為以後《人民日報》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專欄題目。

毛澤東發話後，黃萬里立即被清華大學打成右派，剝奪教書、科研、發表文章的權利，他的子女升學也受影響。他被下放工地勞動，接受各種侮辱人格的批判，被迫上交一份份違心的檢討。文革中，黃萬里被驅趕到校園勞動、受鞭打至出血、被剃成陰陽頭，他的家也被抄數次，一些頗有價值的字畫、文稿、照片被撕為碎片。不久，被趕出家門，三代同堂住進清華園最簡陋的集體宿舍。他的工資被扣，每月只發20元生活費。1969年，他被下放江西鄱陽湖勞動，1974年被揪回清華大學批鬥。直到1980年，才獲平反。

黃大能被打成右派22年

黃大能1950年7月從大連調到北京後，先在重工業部華北窯業公司研究所任室主任，之後，調建築材料工業部綜合研究所任室主任，1956年7月起，任建築材料工業部水泥研究院副院長。

1957年7月1日，民盟北京市委在北京西單的長安大戲院召開「反右」動員大會。主持人是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員、北京市副市長吳晗。黃大能當時很平靜，壓根兒沒有想到反右和自己有什麼關係，因為他在單位一直是先進分子，正積極向黨組織靠攏，準備加入中共。

吳晗站在主席台上開始發言，他宣布了民盟內部「羅隆基反黨集團」名單，上了名單的人就是右派，很快，幾位黃大能很熟悉的人被讀了出來：「費孝通、曾紹倫、潘光旦、浦熙修……」讀完後，吳晗轉身準備回到自己的座位。突然，吳晗又轉過身，對著話筒大聲說：「還有一個——黃大能。」黃大能一下子愣住了：入黨積極分子怎麼也成了右派？

黃必信家破人亡

黃家7個右派中，遭遇最慘的不是黃萬里，也不是黃大能，而是黃炎培的第五個兒子黃必信。1949年，黃大能帶弟弟黃必信從上海到東北參加革命。黃大能調北京後，黃必信留在大連工學院當老師，主講電工學。

黃必信性格內向，為人樸實，沉默寡言。教書之外，閒來無事時，喜歡用蘇州評彈演唱李商隱的詩《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其他人聽不懂他唱的是什麼，他卻邊彈邊唱，自得其樂。然而，這麼一個散淡平和的人，也被打成「右派」。

文革開始後，老實巴交的黃必信再遭衝擊，造反派輪番上陣，對他審訊、逼問，他實在受不了，1966年6月14日，在家中上吊自殺。不久，他14歲的小女兒黃可清失蹤，從此人間蒸發。接連喪夫失女，黃必信的妻子余啟運痛不欲生，但是，造反派沒放過她，仍對她進行關押、毒打。1968年6月15日，余啟運自殺身亡。

黃炎培妻子自殺

黃炎培幸虧在文革爆發前去世，否則，如果活到文革，肯定在劫難逃。他的夫人姚維鈞，出身書香門第，能詩善文，是黃炎培的賢內助。她倒是活到了文革，卻在文革中成了黃炎培的替罪羊，遭到毒打與侮辱，1968年年1月20日，服安眠藥自殺。

結語

黃炎培是現代著名教育家，曾加入孫中山創辦的中國同盟會，是中華職業教育社、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1921年被中華民國任命為教育總長（部長）而不肯就職。

黃炎培無疑是一個名人、學者、專家，曾經有「不做官」、「不斂財」的美譽，但是，在1949年前中國社會大動盪的年月裡，黃炎培也像許多其他名人、學者、專家一樣，對中共的宣傳缺乏深刻的洞見，對中共的行動只看到表面現象，最後選擇投奔中共，其結果是，妻子、第五個兒子、兒媳被中共整死，對黃河三門峽工程和長江三峽工程有精闢見解的三子黃萬里，一生懷才不遇，長期挨中共的整。有關民主、監督的期盼至今天仍是一個夢。

直到去世，黃炎培也沒弄明白其家庭悲劇的根源。2004年11月，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將謎底揭開：中共是一個反天、反地、反人類、反神佛的邪黨。「假、惡、斗」才是中共的本質。據此觀察中共99年的歷史，可以一通百通。

今天，中共已經走到了「中國共產黨亡」的最後階段。但是，中共71年的洗腦宣傳對許多人毒害極深。或許黃炎培一家9人挨整的遭遇，能夠帶來一些啟迪。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