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6月04日訊】六四前夕，香港律師會5月28日改選理事，人權律師林洋鋐以3109票當選，成為今屆改選的「票王」。1989年6月3日深夜至4日天明，一整夜在天安門廣場見證六四屠城的林洋鋐，去年反送中期間為被捕的抗爭者奔走辯護，他接受《珍言真語》專訪時表示，六四與反送中抗爭「出奇地相同」，讓他同時見證了人性的「美麗與醜陋」，但他認為，「極權的統治無法粉碎人性美麗光輝的一面。」

1989年5月，本名林耀強的林洋鋐前往北京天安門，聲援抗爭的學生，當時他就讀中大工商管理學院，是學聯代表會主席。為期一個多月，每晚就睡在天安門廣場，他因此目睹這場殘暴屠殺，最終在北京同學的簇擁掩護下，帶著一份「生死囑託」，逃離屠城的槍口下……

1989年6月3日晚上11點，第一輛解放軍裝甲運兵車駛上北京天安門，從林洋鋐左邊疾駛而過，「它開得非常快，時速60至70公里。而它完全沒有想停下來，當時長安街上有很多市民，它就那樣撞過去……」憤怒的民眾試圖阻止它，但失敗了。氣氛開始緊張起來，不斷地有學生死難的消息傳來……

凌晨一兩點，林洋鋐看見地上閃著軍隊開槍的火花，一列約逾百米長的軍隊向毛澤東遺像推進，突然一輛兩節車廂的巴士朝著士兵迎面衝撞，「我想這個司機是想要自殺了，但當巴士快撞到士兵的時候，它又停下了！」士兵衝上前抓下駕駛座上的司機，壓倒在地，並用槍桿不斷地暴打。一位工人走向前，怒喝士兵停手……

「這時我們聽到槍聲，後面有人大叫：快去救他！」原來工人中彈了，林洋鋐與七八個人抬起受傷工人，他發現工人背脊中彈，像開著小水龍頭不停地流血，眼睛翻白，已無氣息。

驚慌的他，卻沒離開天安門廣場，直到4點40分，五六個解放軍衝向自己，「當時我就坐在紀念碑的最頂層，我和他們的距離大概只有3至4米遠，非常的接近。如果他們向我開槍，我必死無疑。」

「這時我身邊全部的北京同學，他們沒有商量過半句話，就走到我身邊，用身體密密的包圍著我，然後推著我離開紀念碑的頂層。」

他們一邊推著林洋鋐，一邊對他說：「小強，你們香港人為我們做得已經夠多了，你必須活著回去，把這一切告訴全世界。」

回首歷歷往事，林洋鋐語氣低緩，情神肅穆深烙著無盡哀傷，「我當時的心情非常的沉重……」

「彷彿我作為香港人，就有權利回到香港繼續享受我們的自由，而他們要繼續去承擔這個沉重的苦難。」「彷彿他們知道，在很多年以後，當年的愛國民主運動會被污衊成反革命的動亂。彷彿他們知道，他們死去的同學，會被污衊成暴徒。中共也會用謊言掩蓋當年屠城的事實。」

「他們不去在意、理會自己會不會中槍，所為的只是一個非常卑微的要求：讓我活著回香港，把北京發生的事情告訴全世界。」林洋鋐說：「當時北京犧牲的民眾給了我一個非常沉重的託付。」

31年來，六四前夕不管如何忙碌，也不管每次的回憶都是苦痛，他都會奔赴每一場演講，「無論是社區的會堂，甚至中學、大學、小學要我去分享北京89民運中共如何鎮壓學生，無論多少人邀請我，我都一定會去的。我會講出這一段歷史，讓世人知道當年中共政權對人民做出的暴行，我的責任就是將這個事件見證出來。」

「當年北京的學生是整個中國社會的精英，前途、名利唾手可得，但他們為了中國能擁有民主與自由，而犧牲了自己個人的前途，甚至不惜犧牲生命，這其實是很高尚的情操。」

他說，他還見到許多中共黨政幹部、不同年紀的北京市民，陸續走出來去支持學生，「以致到在戒嚴之後，北京民眾聽到有軍隊入城，而衝去東單，我和他們一齊去過那裡，嘗試攔截軍車。」

「這些都是我們見到人性光輝美麗的一面，這也是支持著我要好好地活下去的一些很美好的特質。而在去年反修例運動，我見到相同的一些特質。」

去年反送中期間，他為被捕的年輕人奔走、辯護，這讓他見證兩場歷史性的民主運動，「30年前後，出奇地相同，證明人性的光輝美麗，並沒有消失，並沒有因為強權的壓榨和監控而消失。」

在警局裡，林洋鋐接觸被捕的年輕人，「可能是做IT工作、做倉務員、學生，或做裝修工作，是我們身邊不折不扣、平凡不過的香港人。他們為了保衛、守衛我們自己的制度而犧牲自己，走上街頭。他們身體可能會受到傷害，更可能是押上自己的前途。」

見證人性光輝，也目睹人性醜陋。他看到六四後鄧小平慰問戒嚴部隊，而從此官商權貴陸陸續續開始為中共解脫，塗脂抹粉，甚至說「在（天安門）廣場沒有死過人」，「這些人應該出來對質，起碼我們這些見證人都沒有死。」

「甚至有些歪理出現，『當年的鎮壓真是有需要的，真是要這樣屠城，這樣殺人，才可以換來多少年的經濟（發展）』，這些完全是泯滅良知的話。」

而今他又見到香港官商權貴漠視港警暴力，公開支持港府、港警，「因為個人名利，陸陸續續靠向政權那邊，這是另一個我覺得和30年前一個何其相似的地方，就是人性有它很醜陋的一面。」

當年自中大工商管理學院畢業，投入營業員工作。之後他重回大學讀法律，進入政府做過政務官，後來開了律師樓，「法律是香港很重要的一個基石。英治時代，香港沒有民主，不過因為在法治的制度之下，人的自由和權利，基本是受到保障的。我決定去執業，就是希望可以守衛這個法治，可以作出貢獻。」

5月21日晚，中共宣布將推行港版國安法，當晚他前往中聯辦前抗議，「心情非常之沉重、很憤怒，雖然有消息說一百多個防暴警察去了中聯辦，不過我們沒想那麼多，只覺得必須要去發聲、去控訴中共政權背棄自己的承諾、踐踏一國兩制，必須要去譴責它。」而當天也是他的生日。

「香港人需要去守護自己的城市」，他說，中共立惡法，就是以「國家安全之名，不斷擴大定義，然後去打壓異己的一些伎倆。」今後香港言論自由勢必受到威脅，律師可能成為高危職業，「不知道（中共）會不會抓我們。」

「但是作為律師，我跟我的同事都一定會盡力去做我們的天職，無論政府是不合理的，還是我們見到一些被壓迫，或者弱勢的人，我們都會幫他去發聲。」

剛選上律師會理事的他說，「我們一定會提出就這一件事（國安法），希望在律師會是可以表明態度，這是一個與法治有關的，究竟我們這個司法制度、我們香港的法治能否保存呢？這個很重要的。」

今年港府以限聚令阻撓，致使31年來香港第一次無法舉行「六四」燭光悼念會，但他一如既往，6月3日晚間前往中聯辦前悼念當年死難的學生和北京市民，「6月4日，今年只要維園不封，我都會去的。」

「我在這三十年的經歷裡，我只想說：極權的統治是不會將人性美麗光輝的一面粉碎的，我們仍然會活出這一個部分，會唾棄那些『醜陋』。在歷史中，那些展示人性極醜陋一面的人，我將會和他們劃清界線，不會走進他們那一個群體裡。」

「中共的打壓越來越大，監控越來越強，到底選擇（彰顯）人性光輝的一面，還是醜陋的一面，只是一念之差。」

30多年來，林洋鋐兌現北京學生與民眾的生死託付，也延續他們不滅的人性光輝……

以下為訪談內容整理。

學生身分參與中英聯合談判 見證民主寫入《基本法》

記者：這次律師會相當有意思，「8、9、6、4」（「開明派」林洋鋐4號、彭皓昕6號、蔡頴德8號、黃耀初9號）這四個人當選，有什麼感受？

林洋鋐：這幾個編號很湊巧，這次有幾點值得注意，從來沒有律師會有這麼多會員投票，以往可能幾百票已經當選，今年是6000個以上的會員投票，接近6成，競爭也非常激烈，有些同事以幾十票之差勝出，這個這麼激勵的競爭，我想反映出業界對今年出現的議題很關注，包括一些法治的議題，最近國安法的問題，去年反修例引發的一些問題，這個也是一件好事，這麼多的會員踴躍投票。

記者：你上一屆拿了1300多票，這次拿了3000多票。

林洋鋐：是的，上一次我與張達明講師一起競選，當時張達明是以最後一席1600票當選，我是1300票落選的，這次大幅度增加到3100多票，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很大的不同，顯示會員都很關注律師會，也很關注香港的法治情況。

生日當天聞國安法出台 馬上到中聯辦示威

記者：你當選之後，香港又面臨一個新的法治衝擊。港版國安法宣布啟動之後，你以前學聯代表的身分去中聯辦抗議，為什麼會做這個選擇？你是第一個站出來的。

林洋鋐：我這一代人對這個變化有很大的衝擊。在三、四十年前，我還是學生的時候，親身經歷中英聯合談判，看著《中英聯合聲明》草議，參與《基本法》的討論，作為學生當時一直要求將民主的成分寫進《基本法》裡。而當年承諾的高度自治，即除了國防、外交之外，由香港享有高度自治，這些承諾不僅寫在《基本法》裡，不僅只是寫在《中英聯合聲明》裡，而且由中國領導人、由最高領導人到不同層級的官員不斷去重申。

而今天那個國安法，包括將內地有關顛覆中央政權、分裂國土這些，在內地非常之惡名昭著以作為去鎮壓異見分子，這樣的罪名帶來香港，而且還說會在香港成立它們的執法機構，這完全將當年的承諾撕破。

我想很多代人，特別比我更年長的人，在我小時候告訴我，「中共是一個背信棄義、不可以相信的政權。」當時我們年輕依然都希望相信中共這次真的會實踐它的承諾。在它富強起來之後，它們撕破臉皮，完全無視當年對香港人的承諾，對國際社會的承諾，而做出這個港版國安法。

經歷這三、四十年的變化，由一個年輕人變成一個中年人，雖然我已經很少自己走出去示威，但當天我很憤怒，也很難過，那天是我的生日，但我完全沒有什麼心情去慶祝，與太太、女兒吃完飯後，我就決定去中聯辦示威。

國安法拿掉防火牆 動搖一國兩制香港根基

記者：那天與陳清華（1989年學聯代表團成員）就立即決定去？

林洋鋐：我們在八、九點的時候一直看這些新聞，心情非常之沉重、很憤怒，我就很快，我們很簡單地做了那個橫額，就去了中聯辦。當時已經有消息說有一百多個防暴警察去了中聯辦，不過我們沒想那麼多，只覺得必須要去發聲、去控訴中共政權背棄自己的承諾、踐踏一國兩制，必須要去譴責它。

記者：香港人要自己守護自己的城市。

林洋鋐：香港人需要去守護自己的城市，但也都知道其實這件事是不容易的。我們回顧不同地方的歷史，無論捷克當年被蘇聯中共入侵，或者看回台灣的歷史，在強權的鎮壓之下，普通人民可以去做的事情不多。我想我們還有一些可以做事的空間，包括堅持說真話，堅持將一些不對的我們要指出，這其實依然是很重要的。

記者：港版國安法出來之後，很多香港人很震驚，這個時候正如你所說的，要講真話，大家應該怎樣去說真話呢？要怎樣的勇氣去講？

林洋鋐：高度自治的承諾是很莊嚴的，是在幾十年前就已經承諾了，而今天究竟是什麼原因要打破這些承諾呢？據人大發言人說有國家安全的問題，即看到過去的9個月，但我們很清楚知道這是謊言。

反修例運動有哪一條會影響到國家安全？反修例運動裡五個訴求裡，要求獨立調查委員會、要求撤回修例，甚至要求特赦一些被捕人士，沒有一個與國家安全有關。這些就是在內地常見的一些莫須有，即以國家安全之名，不斷擴大定義，然後去打壓異己的一些伎倆。

就是在香港也看見有很多內地的，連一些去追查毒奶粉的責任、追查四川豆腐渣工程令很多學生喪命的這些維權人士，都會被變成是顛覆國家政權。這些對香港來說很陌生的，所謂莫須有的政治罪名，其實是惡名昭著，它唯一的目的就是打壓異己。那還有沒有其它國家安全的危險？香港唯一的一個曾經提出「港獨」的香港民族黨，都已經取締了。那你（中共）告訴我有什麼國家安全，以致你要將一個三、四十年，在國際上對香港這麼重要的承諾，可以隨便撕破，很明顯見到是當權者想進一步監控香港，不想聽到反對的聲音的一種做法，而不是現在很多人講的有國家安全問題。

大家都知道香港人九成九是「和理非」，有多少人是真的現在想獨立，這些都是一些借所謂國家安全之名。不過很可惜，我看見香港很多人，香港政府高層不講了，他們完全脫離了香港的民眾，完全不是為了香港人的利益，連一些商界的人或知名的人都去附和。但我可以理解，因為中共政權會用不同的方法去威逼、利誘，如果你不靠邊站，你將會被打壓，我明白會是這樣。

我相信未來十年、八年甚至可能更短的時間，這種大家要靠邊站、靠政權那邊去站的情況會越來越嚴重，所以將來我們要去講道理、或者講真相，將會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越來越困難。

記者：律師會有沒有要求你們對港版國安法表態？

林洋鋐：我們還沒有進入律師理事會，還沒有機會。不過我們一定會提出就這一件事，希望在律師會是可以表明態度，這是一個與法治有關的，究竟我們這個司法制度、我們香港的法治能否保存呢？這個很重要的。

大律師公會很早就已經提出了一些與法治相關的問題，包括你（中共）派駐香港的機構，其實這個很難，基本上與《基本法》條文不相符，而且這個全國性的法例如果在香港頒布的時候，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也不是「高度自治」的那個範圍內，因為它不是國防外交的部分，這樣隨意去為香港立法，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危險、非常壞的先例，將會令「兩制」消失。當香港變成了像內地的一個城市的時候，香港就不再是香港了。

記者：如果真是實施了港版國安法，律師的職業前景怎麼樣？

林洋鋐：沒有想個人前景了，現在，香港已經變成不再是香港了，我們不再是活在我們以往認識的香港之下，生計（問題）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其它東西都已經完全不同的時候，這個（國安法）是更加令人擔憂、令人關注（的東西）。所以為什麼有很多人開始想是不是要再找另一個地方生活，申請移民台灣的又再增加，其實這些（惡法）是觸碰了香港人的底線，因為我們去年的反修例（運動），其實所反對的就是不想將香港司法制度的防火牆拿掉，因為這樣對香港的整個法治、整個生活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現在進一步（推行）國安法，不單止拿掉這個防火牆，直接頒布法例，而且還說它（中共）來香港執法，我們早年很擔心的那些（事件），即「銅鑼灣書店」，什麼「洗頭艇」等這些問題，現在直接會在香港派駐機構去執法，這些完全動搖了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的一些根基，這次觸動到香港人的那條底線。為什麼連國際社會，一向為了跟中國做生意都不怎麼出聲，而今次卻會有這麼多的聲音呢，就是因為今次的影響真是非常之大。

記者：會擔心今後像大陸維權律師那樣嗎？

林洋鋐：不知道，不知道（中共）會不會抓我們。現在我們就著一些（事情去）挑戰政權、政府，是經常都會有的，在我們的制度之下，我們去控告政府，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在普通法裡確保（了這個權利），在我們的法治制度裡，什麼叫人人平等呢？連政府都是平等的，即是你（政府）都要守法，所有我們可以去就著它不守法的地方，去控告政府，這個很正常。

但將來不知道（會怎樣），因為所謂顛覆中央政權，究竟香港政府是不是中央政權的一部分？你去挑戰它，行不行？是不是叫做顛覆它的政權呢？或者說「林鄭月娥下台」以後不可以講的呢？警察需要對不合法使用暴力的行為去負責，這些是不是都在顛覆中央政權呢？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想作為律師，就是希望秉持公義，為一些弱勢的人發聲，將來即使會很困難，作為律師，我跟我的同事都一定會盡力去做我們的那個天職，對於政府不合理的，一些被壓迫或者弱勢的人，我們都會幫他去發聲。

30年首次取消六四晚會 恐再難發聲

記者：1989年6月4日，你去北京見證了六四的屠殺，過兩天就是6月4日，31年來香港第一次沒有紀念六四的燭光晚會，又要面對「國安法」，心情是怎樣呢？六四那天怎樣去紀念這個日子呢？

林洋鋐：我和當年一起去北京的同學，會在每一年的6月3日晚上前往（香港）新華社，即現在的中聯辦，因為我們（1989年6月3日）在8點多鐘的時候，離開北京飯店，去到天安門廣場，所以我們每一年，那個時間就會去到中聯辦。我們會在中聯辦外面悼念當年死難的學生和北京市民，我會燒衣紙，我的同學就會祈禱。

那麼多年來六四我都會去到維園（維多利亞公園），今年，只要維園不封，我都會去的。現在政權就用了一個限聚令的原因而不批准（六四集會），我覺得這未必是最令人擔心（的事），因為限聚令總會有一個完結的時候，反而，當港版「國安法」真是通過的時候，那個挑戰就會很大了，當我們再次在台上面喊「結束一黨專政」，甚至只是說「建設民主中國」，或者說「追究屠城責任」，可能都會被理解為是顛覆中央的政權，我想這會是一個完全改變香港面貌的一個轉變，如果我們因為這樣，而在第31年開始，不再在香港見到六四的燭光集會，這也會給全世界見到，中共的監控，已經進入了另一個時代，香港不再像以往那樣，可以有一個很不同的異見聲音，也不會容許香港像過往那樣發出有良知的聲音。我想這是會令人很難過的。

親歷六四 天安門廣場士兵在身邊動武

記者：請回顧31年前，最難忘的那一刻。為什麼我們還要紀念六四？它有什麼意義呢？

林洋鋐：有兩個時間，大概在（1989年）6月3日晚上11點多，當時我在（天安門）廣場，當時應該是第一輛的裝甲運兵車（駛了進來），我面向天安門城樓，那輛裝甲運兵車在我的左邊急速駛過，然後右轉長安街。我小的時候以為，裝甲運兵車是一些速度比較慢的坦克車，原來不是的，它開得非常快，它很高速，可以達到（每小時）60至70公里。而它完全沒有想過停下來。當時在長安街上有很多市民，它就那樣撞過去。當時的民眾非常憤怒，想嘗試去攔阻這輛裝甲兵車，阻止它前進，那當然是不成功的，完全沒有辦法可以攔截它。那一刻開始，氣氛比較緊張了，然後不斷聽到了在東單、西單有死難學生的消息。當時我留在廣場北邊的工人自治區，我一直留在那裡。

大概到了凌晨一兩點的時候，有一列長長的士兵，他們一直從西面操向東面。他們向前推進的時候，我看到地上偶爾有火花，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向地下發射，我相信那是開槍後的火花。就在這個時候，當最前列的士兵快去到毛澤東像下面的時候，有一輛北京的巴士，它是有兩段的，中間有像風琴一樣的折。這輛巴士朝著那一列長長的（超過100米的）士兵正面開上去，當快要相撞的時候，巴士停下來了，然後突然轉彎，撞向那堆士兵的中間。我想這個司機是想要同歸於盡了，但當巴士快撞到士兵的時候，它又停下了。前列的士兵衝上去，抓了這個司機下來，司機被壓在地上，士兵不斷的用槍桿打他，司機躺在地上，被打得完全失去了反應。

在這個時候，北面有兩個工人走了出來。其中一個非常的憤怒，怒喝士兵停手。他手上拿了一個玻璃瓶，當時他就扔了過去，叫士兵不要再打了。長安大街非常寬，玻璃瓶扔不到那些士兵，那個工人走開了20多米，這時候我們聽到了槍聲。那天晚上一兩點的時候不停的有槍聲，所以當時我沒有太留意，也不知道那個危險性。後面有工人大叫：快去救他。我（可能是唯一在場的香港人）就跟隨著六七個北京工人自治區的工人走了出去。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抱著一個垂死的人，我沒有想像到會是那麼的重。當時我們大概有七八個人，都是男生，我記得我一隻手拉著那個人的手臂，另一隻手就托著他的背脊，大家一起將他抱起，是非常的重，那個人差點兒就墜落在地上。當我們抱起他，把他的身體打平後，因為當時他是向著士兵的方向，我相信他是前面中了槍，我們抱起他的時候，他背脊這個位置，就像開著小水龍頭一樣，血不停的往出流。我們抬著他，將他帶到20多米遠的工人自治區，放下他。當時我看到他已經反眼了，我不知道他最後有沒有被救援，雖然大家都說送他到救護站。但是當時我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沒有氣息了，眼睛已經反白了。那一刻是我第一次，在廣場上接觸到士兵開真槍去殺死當晚的學生或工人。

北京同學：你必須要活著回去 把這一切告訴全世界

當時我非常驚慌，我當時想：廣場是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我就留在廣場上，我從2點多一直停留到4點40分（直至解放軍士兵衝上紀念碑時）。當天晚上我最難忘的就是4點40分那時，當5至6個穿著迷彩服裝的解放軍士兵手持衝鋒槍，衝上紀念碑的時候，當時的氣氛非常緊張。我記得大概在4點20分，整個廣場的燈都熄滅了，漆黑一片。大概在4點40分，有四盞燈亮了。

我留在廣場差不多一個月，我每晚都在廣場睡覺，但我從來沒有在晚上看到過這四盞照著紀念碑的燈。平時的燈都是在頂上亮的，這四盞燈是在中間亮的（好像中間有多個圓圈，從四邊照射過來像舞台一樣）。然後有五六個解放軍士兵衝過來，當時我和他們的距離大概只有3至4米遠，非常的接近。如果當時他們向我開槍，我必死無疑，因為我就坐在紀念碑的最頂層。

而這個時候我身邊全部的北京同學，他們沒有商量過半句話，就走到我身邊，用他們的身體包圍著我，密密的將我包圍著，然後推著我離開紀念碑的頂層。他們一邊推我的時候一邊對我說，他們叫著我的名字，說：「小強，你們香港人為我們做的已經夠多了，你必須活著回去，把這一切告訴全世界」。就這樣他們把我半推半擁的，將我推了下去。我當時的心情非常的沉重。

其一就是，彷彿我作為香港人，我就有這個權利回到香港繼續享受我們的自由，而他們就繼續要去承擔這個這麼沉重的苦難。第二，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當他們都不去在意自己，不再理會自己會不會中槍的時候，他們所為著的只是一個非常卑微的要求。這個卑微的要求，就是讓我必須活著回去（香港），把北京發生的事情告訴全世界人。彷彿他們知道，在很多年以後，當年的一個愛國民主運動會被污衊成一個反革命的動亂。彷彿他們知道，他們死去的同學，會被污衊成暴徒。也會用謊言（掩蓋）當年屠城的事實。

所以這31年來，無論是一些社區的會堂，甚至中學、大學、小學讓我去分享當年北京八九民運（中共）如何鎮壓學生，無論多少人邀請我，我都一定會去的。因為這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託付，對於我來說，當時北京犧牲的民眾給了我一個非常沉重的託付。所以這麼多年來，無論我的工作有多忙，無論遇到什麼事情，每年的5、6月，我都會去講出這一段的歷史，讓世人知道當年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當年中共政權對人民做出的一個暴行。我的責任就是將這個事件見證出來。

當年北京與香港軌跡相同 學生犧牲自己守護我城

記者：去年反送中的時候，很多人都將香港的抗爭運動與當年的六四屠殺作對比？

林洋鋐：有兩件事是令我很深刻的，我經歷的89民運和去年的反修例運動很相似。

第一點是在整個運動裡，我們見到人性光輝美麗的一面。

我記得我在89年5月13日到北京的時候，去到天安門廣場，很混亂的，但是在混亂中也很有秩序。當我去到那裡的時候，有幾百個同學扎著頭巾（紅頭巾）在絕食。而他們的絕食（方式），和我們當年香港的方式不是很相同。我們小的時候，參與社會運動，48小時、72小時去絕食，但是當年的北京學生是無限期絕食，他們真的以死明志。而北京的學生當年是整個中國社會的精英，他們不需要去同流合污，只要選擇不發聲，繼續（過日子）的話，他們將會是前途、名利都會（唾手可得），但當年他們不但將自己的前途，甚至將自己的生命押上，這其實是為了令當時中國能夠有民主和自由。他們為了一個更大的目標，為了國家有更好的發展，而（犧牲了）自己個人的前途，甚至不惜犧牲生命，這其實是很高尚的情操。

在絕食期間，我見到黨政幹部陸續走出來去支持學生，不同年紀的北京市民都走出來支持學生，以至到在戒嚴之後，北京民眾聽到有軍隊入城，而衝去東單，我和他們一齊去過那裡，嘗試攔截軍車（用身體躺在路上）。這些其實都是我們見到人性光輝美麗的一面，這也是支持著我們要好好地活下去的一些很美好的特質。

而在去年反修例運動，我見到相同的一些特質。

當時的修例就是要將香港和內地的法治的防火牆拆開。而當時（被捕的）香港的年輕人，我在警察局去幫助他們的時候，（發現他們）其實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年輕人，可能是做IT工作，有的做倉務員，有的甚至是學生，或做裝修工作，是我們身邊不折不扣，平凡不過的香港人，而這些香港人為了保衛、守衛我們自己的制度而犧牲自己，走上街頭。我們見到警暴的發生，知道他們身體可能會受到傷害，更可能是押上了自己的前途，而他們都是為了守護香港的制度。

這些其實跟我在31年前所經歷的89民運很相似，是人性很光輝美麗的一面，也因為這樣，令到身邊的人很感動，也因為這樣，而令到當年的89民運有這麼廣泛的支持，這次的反修例運動，也是因為見到的人性的光輝美麗，而牽動了整個國際社會，令大家都如此關注香港。

極權無法粉碎人性光輝 美麗與醜陋一念間

我覺得這30年前後，就是出奇地相同，證明我們所說的這種人性的光輝美麗，其實並沒有消失，並沒有因為強權的壓榨和監控而消失。

兩個運動另一個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令人覺得很悲哀的就是人性有醜陋的一面。

89年6月9日鄧小平慰問戒嚴部隊，當時所有人，包括我們都會記得查良鏞說，「（六四事件）傷害了很多人的心」，因為當時還有個希望，希望鄧小平可能是會出來撥亂反正，但是想不到鄧小平是慰問戒嚴部隊。而由那一刻開始，我們又見到很多的官商權貴陸陸續續開始為這個政權去解脫，塗脂抹粉，甚至到今時今日，有的人甚至說「在（天安門）廣場沒有死過人」。這些人應該出來對質，起碼我們這些見證人都沒有死，而有的人開始去說，「廣場沒有死過人呀」甚至有些歪理（出現），就是說「當年的鎮壓真是有需要的，真是要這樣屠城，這樣殺人，才可以換來多少年的經濟（發展）」，這些完全是泯滅良知的一些講話。

而我們見到在反修例運動中都有相同的情況，當運動發展到一個地步，我們都活生生地見到警察在鏡頭面前很清楚地濫用暴力，非法使用暴力，殘害香港人，他們在維護一個不但沒有代表性的，完全脫離香港民眾的，（損害）香港市民利益的，甚至是出賣香港一些官員的（政權），我們見到陸陸續續有一些官商權貴走出來去支持這個政府，和支持警察的暴行，我想這個也是和30年前，89民運之後，我們見到官商權貴陸陸續續因為自己的原因，因為個人名利，陸陸續續靠向政權那邊，這是另一個我覺得和30年前後一個何其相似的地方，就是人性有它很醜陋的一面。

我覺得中共的打壓只會越來越大，監控越來越強，到底選擇（彰顯）人性光輝的一面，還是醜陋的一面，只是一念之差。

但是我在這三十年的經歷裡，我只想說：極權的統治是不會將人性美麗光輝的一面粉碎的，我們仍然會活出這一個部分，會唾棄那些「醜陋」。在歷史中，那些展示人性極醜陋一面的人，我將會和他們劃清界線，不會走進他們那一個群體裡面。

（轉自香港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