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5月09日訊】中國維權律師余文生於2018年1月被抓捕後，至今兩年多音訊全無。余文生妻多次從北京去1,600里以外的徐州為丈夫的事奔走營救，但沒有余文生案的任何信息，她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就像中國沒有這個人一樣。
幫助709律師維權的余文生律師，於2018年1月被北京警方抓捕後，被移送到了距離北京1,600里（約800公里）外的江蘇徐州。蘋果日報報導，兩年多內，妻子許艷奔波兩地40多次，吃盡了閉門羹，給各司法部門發過300多封信件，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只得到「決定不了」、「沒有立案」等冷冰冰的回應，維權之難讓她慨嘆「中國像沒有這個人一樣」。余文生案去年5月在沒有知會家屬的情況下秘密開審，事隔一年仍沒有判決，許艷坦承已作好最壞打算。
許艷在接受蘋果日報採訪時說：「我和余文生律師結婚17年了，我對他的為人和做事方式和工作，我都是很信任的。他都是依法辦事，我100%相信。」
身為柔弱女子的許艷，選擇走上了這條維權路，凌晨5時，冬天的北京天色未亮、馬路上沒有人的時候，她已在風中雪中向高鐵站出發，一邊哭一邊走，只為了乘坐最早一班高鐵到徐州。到了徐州，兩輛車在前後一直緊跟着，上面全是中共國保警察。
這段北京到徐州的1,600里距離，她至少走了42次；再加上到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等部門，奔波現場算起來有60次，意味着平均每20天跑一趟，她一去就留三天，讀法律出身的許艷還給中共各級監督部門寫了300份材料和信件，堆起來厚厚一疊如小說，「徐州市的檢察院，一次就發十幾份，江蘇省最高法（院）、人大代表、律協、司法局，能想到的都發了」。
但任她多次奔波，這座城市總是讓她深深失望。「沒有余文生案的立案訊息」、「不知道」、「決定不了」……沒有回音，吃盡了閉門羹，就連給丈夫一次次匯款也好像毫無動靜，一切都是否定的答案。
「709律師在百度都能搜到一些訊息，但到網路上搜余文生，沒有任何信息，等於是中國網站完全把他這個人屏蔽了，就相當於中國沒有這個人一樣。」，許艷說。有關余文生維權的微信群組也一個個被封，想在微信發一篇帖文，「只要有余文生三個字就發不出去，要在他名字中間加一個符號（避開審查）」。
後來不止名字，屏蔽的詞越來越多：「不知道哪一個字被屏蔽，慢慢找這個詞找那個詞。」人權？釋放？非法開庭？好像在字海裡撈針。修改、上傳、等待，然後再失敗，發布一篇簡單帖文少則也三、五次，最多要改20次。加上近兩三年內地網路空間的收窄，許多異見人士連發個帖文也有壓力，支援變得尤為困難，又是一次否定。
伴隨而來的還有維權家屬的「標準配置」：半夜急促的敲門聲、隨時隨地的傳喚、搬進附近居所的監控人員。20多個大漢子不時衝進門搜家，還三次以「煽動罪」的名義傳喚許艷，坐老虎椅、扒光衣服檢查，這在維權家屬身上恐怕是前所未有。家中的孩子也漸漸變得缺乏安全感，一放學回家就關上門，還在睡覺的床邊築起了「圍欄」。既是余太太，又是孩子他媽，早期的許艷一直哭，出門時腿在發抖。
但後來哭着哭着就不哭了：「他要打壓，我沒有辦法，也沒有任何心理負擔的害怕。整個過程我只有抗爭的性質，我不服。我就覺得你不該把他關押，你就應該把他釋放！」有次被傳喚到派出所逾10小時，她竟然不小心在椅子上睡了，連警察也嘲弄：「你這還能睡着呀？」她理直氣壯，有時反倒是徐州警察或法院人員理虧，就連正眼看着她也不敢。
2018年1月19日，余文生在送兒子上學時遭北京警方抓捕。2018年1月27日，余文生被當局轉移到徐州市指定居所監視居住。4月19日，余文生被以所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批捕，被關押在徐州市看守所。他的家人、朋友和辯護律師，至今無人見到過他，使其與外界完全失聯。
2019年5月9日，余文生被秘密開庭審判，但一年之後，司法當局既沒有判決也沒有釋放余文生。
許艷曾表示，「中共政府這種處理方式，既嚴重違反法律規定，又極其殘酷不人道。」
余文生律師失去自由至今900多天了，並無任何一次會見律師和妻子許艷的機會。但在許艷和維權人士的努力之下，余文生律師的案件和中國人權問題得到一些國際關注。
2019年11月4日，許艷與歐盟、英國、德國、加拿大、瑞士、荷蘭等多位駐華大使館官員會面，請求西方國家能夠幫助余文生獲得自由。11月6日，許艷再與到訪北京的法國外交部長伊夫‧勒德里昂、法國新任駐華大使羅梁、法國駐華使館人權官員等人會面。12月27日，與美國駐華大使館官員會面，講述余文生的遭遇，美國大使館官員表示將持續關注此案。
現年53歲的余文生為北京知名人權律師，曾代理包括法輪功案在內的宗教迫害及其他多起人權案件；余文生在2014年因聲援香港「佔中」，被當局羈押99天，遭到酷刑迫害。他並曾任709案被捕的王全璋律師的辯護律師。2018年1月15日，余文生被當局註銷執業證，同月19日，被北京警方抓捕，4月19日，被以所謂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妨害公務罪」批捕。
（記者劉明煥報導/責任編輯：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