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中共瘟疫掃蕩世界，造成死人無數、經濟崩潰、油價負值、人心惶惶之時，正當全世界面臨停擺危機之時，正當全人類應該團結一致共克時艱之時，中共卻利用瘟疫再度出手，指揮香港當局行惡。

2020年4月18日，在中共的中聯辦釋法後，香港當局立即行動，抓捕了15位民主人士，令香港在瘟疫恐怖之中再添紅色恐怖，幾近人間地獄。中共此為又一次暴露了它的奸險嘴臉，讓世人看到中共突破道德底線的險惡用心，中共的無恥已經到了極點，真是太逆天了。

香港當局這次突然大抓捕，抓捕了包括85歲的《基本法》起草人並且是民主黨主席李柱銘、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工黨副主席李卓人、社民連主席黃浩銘、社民連副主席梁國雄、社民連祕書長吳文遠、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等15名民主派代表性的人物。

中共利用了這次瘟疫。這個時候抓人，因疫情群眾沒辦法上街。以前要抓，他的支持者會組織大夥上街，但現在因為這次中共瘟疫（武漢肺炎）你組織不了。他們就逮這個機會，這是北京的險惡安排。中共的奸險如此極致，並且大膽包天到了利用瘟疫的程度。

中共所為，並非一時之邪念，乃深謀遠慮的奸險之計。早在今年二月當瘟疫在大陸狂暴之時，中共指揮下的香港政府一邊表示要給香港人發放每人10000港元救濟金，一邊通過《鳳凰電視台》的吹鼓手在電視上鼓吹：香港應該再推行《基本法》23條惡法（以下簡稱《23條惡法》）的立法。中共祭出它自己最常用的革命的兩手——一手拉一手打，還借用瘟疫之力。

中共一貫大發國難財，它一直都是「難國自肥」和「賣國自肥」。

2003年，在非典瘟疫肆虐之後，中共利用香港人的恐慌，在香港推出《23條惡法》，引發香港幾十萬人上街抗議。

五、六十年代大陸大飢餓時，為了面子和掩蓋飢餓，中共主動提前歸還蘇聯債務，還一邊拒絕外援，一邊大力援外，糧食大量出口和援外，加劇了百姓飢餓，致使大陸百姓餓死超過6000萬人。中共甚至命令一艘正開往中國的運糧船，轉頭開往阿爾巴尼亞，而阿爾巴尼亞當時並無饑荒。

內戰時，中共用人海戰術，大量犧牲無辜中國人的生命，甚至驅趕地主及子女在是陣地前面消耗國軍的子彈。中共兵圍長春幾個月餓死30萬無辜百姓，是近代比南京大屠殺更狠的另一場大屠殺，中共比日本人更凶殘。

抗戰時，中共種鴉片、賣鴉片毒害中國人，並與日寇勾結，背後打擊國民黨及國軍，致使中華民國幾近亡國。

中共利用國難、加重國難，出賣國家利益而自肥，加劇百姓犧牲，最後盜取了帶血的江山（帶著中國人鮮血）。中共謊言取國，謊言治國。

再看看中共的祖宗——蘇聯，也是利用國難，以出賣國家利益為手段，盜得了江山。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時，藉助敵國（德國）的支助，推翻了新建且立足未穩的俄羅斯共和國民主政權，使得俄國在戰爭中受重創。列寧掌權後，立即向德國投降，並且割地賠款，然後集中力量，使用暴力消滅國內的反對力量和某些不反對的民眾，從而坐穩了江山，半年後德國戰敗投降。普京一直到現在還在說：「我們敗給了戰敗國（指蘇聯向德國投降）」。

共產黨都是一窩子暴力賣國集團。

時至今日，習上台後，一邊高喊和諧社會、執政為民，一邊大肆抓捕律師和良心記者與公民記者、綁架並且重判國內與香港出版商；一邊高喊人類命運共同體，一邊在香港推行惡法，企圖奪走香港人民的言論權和法治權，把自由的香港民眾變成新時代的奴隸。現在中共與習近平又借用瘟疫再打出手，欲推行《23條惡法》與《送中惡法》，並對民主人士秋後算帳，大搞瘟疫恐怖加紅色恐怖。

當年，蔣介石到台灣後，時時刻刻準備著反攻大陸。當大陸大饑荒時，蔣介石的反攻工作也準備完。這時，手下人提醒他該發起反攻大陸了。蔣介石說，大陸人民正在經歷飢餓的苦難，我們這時反攻，會加重人民的苦難。就這樣，蔣介石放棄了反攻大陸的最後機會。寧可希望落空抱憾終身，絕不加重人民的苦難，這是何等的偉大！自稱「偉光正」的中共，給蔣公提鞋都不配。

共產黨那管洪水滔天，只要腰包肥肥。中共一路來都是靠利用災難獲取自己的利益，這次竟然達到了借用瘟疫的地步，在這個特殊時期，才使得它的奸險面目無餘暴露。

人們往往低估了中共的邪惡。中共之惡，是有賊心又有賊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這次更加奸險，竟然達到了借用瘟疫的程度。這是無恥之尤的巔峰之作，這是逆天之舉，突破了人類心裡能容忍的底線，中共敢於與全人類為敵。

中共這個把百姓變成奴隸的黨派，沒有資格談什麼「人類命運共同體」，那只是中共想拉人類給它陪葬、與它同滅亡命運而已。

中共之邪，邪到極點。中共之惡，惡超瘟疫。

但是，黨算不如天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善惡到頭終有報。敢於利用瘟疫，中共之惡已經惡到頭，下一步就是報了。

人間一直流傳著一句話：「上帝要誰滅亡，必定讓他先瘋狂！」。中共正應了這句話。中共已經走到了絕路的盡頭！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