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4月30日訊】在歷史過程中，尤其是在近代史中，各個國家，特別是民主國家一直在理想主義（idealism）和現實主義（realism）之間搖擺不定。

從選舉和議會統治可以看出近代人們對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需求。無論實行理想主義或現實主義的政策都維持不了太久，兩者都已證明對人民來說過於沉重，對世界來說也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理想主義者從人類「可能最佳的狀態」的視角看待世界；現實主義者則反之，去看人類「可能最壞的情況」。如你看一個玻璃杯是一半是滿的還是一半是空的？懷有希望的人看它是半滿，抱有懷疑的人看到的是另一半空的。

如果玻璃杯的內容是邪惡的，那麼一個國家看待它的視角應該採用現實主義的視角。

前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和前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可以說是20世紀兩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者。創世主賦予了他們感知邪惡的能力，他們毫不猶豫地大膽譴責、反對和直面邪惡，而許多其他人則逃避對抗。

溫斯頓·邱吉爾

1919年，邱吉爾（Churchill）同當時許多人一樣，知道或開始了解什麼是布爾什維克主義（Bolshevism）。與眾不同的是，邱吉爾有能力在他權力的高處公開發表意見。（譯者按，布爾什維克派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一個派別，由列寧領導。）

尤其當他抨擊世界的邪惡時，他對英語的掌握總是在聽眾心目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在巴黎和會期間，他敏銳而準確地將布爾什維克主義稱為「疾病」和「瘟疫」。他稱布爾什維克為「失敗者、犯罪分子、病態狂、精神錯亂和焦慮不安者」。

1919年11月6日邱吉爾在下議院對列寧（Vladimir Lenin）從瑞士重返俄羅斯的生動描述令人難忘。「列寧是由德國人送往俄羅斯的，就如同將培養傷寒或霍亂細菌的玻璃瓶倒入大城市的供水系統中一樣，其工作的精準度非常高。」

邱吉爾對列寧本人的描述，完全吻合精神變態症（近年才形成的心理學術語）。「在一種平靜、合理、事實般、幽默的外表下，一種難以平息的復仇從冰凍的憐憫中升起！他的武器：邏輯；他的心情：機會主義者；他的同情，像北極海一樣冰冷而廣大；他的仇恨，像劊子手的絞索一樣緊繃。他的目的是拯救世界；他的方法是炸毀它。絕對性的原則，但隨時可以變通。他擅長即刻殺人亦或即刻學習；厄運相隨和事後思考；惡棍作風和慈善行為。他是一個好丈夫、溫柔的客人；快樂，他的傳記作者向我們保證，他樂於洗碗或給嬰兒洗澡；屠戮某個皇帝就像追獵一隻卡佩卡利松雞那樣逗趣。」

邱吉爾的能力從未因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威脅而動搖。儘管世界各國對希特勒有所警惕，但為了和平不想打戰而保持沉默。

1935年5月，《斯特蘭德》（The Strand magazine）雜誌的編輯里夫斯·肖（Reeves Shaw）請邱吉爾評價希特勒，要求邱吉爾「儘可能直言不諱」，並「對希特勒的做法做出最坦率的判斷」。邱吉爾的文章發表於「長刀之夜」（the Night of the Long Knives）事件的一年多以後，那次事件希特勒為了清算政敵，下令在三天的時間裡處決了200名軍人。（譯者按，「長刀之夜」是納粹政權於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進行的一系列政治清洗行動。）

邱吉爾寫道：「『歷史』會說希特勒是怪物或是英雄。……，由於故事還未結束，實際上，由於其最決定性的章節還未完成，我們不得不只看他行為和信條的陰暗面，但是我們決不能忘記、也不能停止憧憬光明的選擇。」

更令人不寒而慄的（即使不是更準確的）是他對德國人民經歷了這次大屠殺後的評價。「但是令人震驚的是，受過良好教育、具科學性、哲理性、浪漫的……偉大的德國『人民』，非但沒有憎惡這種可怕的血腥，反而還認可並讚揚了始作俑者，不僅賦予其元首而且幾乎是神的榮耀。這是一個可怕的事實：僅存的歐洲文明蒙羞地屈服於事實面前，而更實際的目的是在懼怕中屈服。」

三年後，當時的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與希特勒和意大利獨裁者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舉行會議後回到英國，他說：「我的好朋友，有史以來第二次，英國首相榮耀地從德國回來，帶回和平。我相信這是我們時代的和平。……回家吧，安靜地睡個好覺吧。」

一年後，德國入侵波蘭，導致法國向德國宣戰，因為法國可能在幾個月後淪陷。理想主義者張伯倫被罷免，英國人民轉而把希望寄託給了現實主義者。（譯者按，張伯倫被罷免，換邱吉爾上台。）

羅納德·里根

德國和日本戰敗促成了共產主義國家的興起，特別是蘇聯和紅色中國。1946年2月，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六個月之後，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的「長電報」（George Kennan’s 「long telegram」）內容啟動了西方世界的遏制政策。次月，邱吉爾在密蘇裡州富爾頓的威斯敏斯特學院（Westminster College）發表了《鐵幕》（Iron Curtain speech）演講。

「從波羅的海的斯特丁到亞得里亞海的迪里雅斯特，鐵幕降落在整個歐洲大陸。……從我對戰爭中我們的俄羅斯朋友和盟友的觀察中，我堅信，沒有什麼能比實力更令他們欽佩，沒有什麼比軍事弱點更受他們蔑視了。」

邱吉爾的建議被證明是正確的。儘管如此，到1950年，美國的軍事力量已減少到不足1945年9月的10%。事實證明，大規模裁軍導致韓戰開始時致命的狀態。「我們時代的和平」的理想與張伯倫第一次宣布世界和平時一樣如同泡影。

此後美國歷任總統哈里·杜魯門（Harry S. Truman）、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林登·B·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傑拉德·福特（Gerald Ford）和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都繼承了遏制政策，這一政策隨著每任部門變得越來越弱。越南戰爭及其管理不善引起（美國人民對戰事）的厭倦感為卡特總統鋪平了前往理想主義的道路，卡特擁護最終的理想主義：社會主義。在他任職期間，所走的是阻力最小的路徑，特別是對伊朗（拯救美國人質失敗），然而卻是成本最高的路徑。

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是一位現實主義者，他不僅指出了國外的敵人，而且指出了內部的敵人。他在1964年的演講《選擇的時間》（A Time for Choosing）中有力地指出：「我們正與人類有史以來最危險的敵人作戰，有人說如果我們輸掉這場戰爭，我們就輸掉了我們的自由，歷史將以最大的驚愕記錄那些蒙受最大損失的人為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卻做得太少。」

十六年後，他成為總統，這使理想主義者大為惱火。說他是一個會犧牲人類生存的「特立獨行者」，因為他面對蘇聯言語堅定且毫不猶豫。

在1983年向全國福音派協會的演講中，里根稱蘇聯為「現代世界邪惡的中心」和「邪惡帝國」。然後，他將注意力轉向了美國人民。

「如果歷史教我們什麼，那就是教我們：頭腦簡單的綏靖或對我們的對手一廂情願是愚蠢的。這意味著對我們過去的背叛，對自由的拋棄。」

同年下半年，蘇聯軍事飛行員擊落大韓航空007航班，造成269人死亡。里根在電視直播中毫無保留地譴責蘇聯的行為和政權。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野蠻行為，只有無視個人權利和生命價值並不斷尋求擴張和控制其它國家的社會才會做出這種事。」然後，他語重心長地說：「我們不應對如此反人類的殘酷行為感到驚訝。」

里根明白，政府背後的人民以及他們所擁護的意識形態是一樣的。里根不會姑息任何野蠻行為，因為缺少這一點就會往理想主義靠攏。

儘管如此，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的崛起還是帶來了驚訝，終於出現了一個人可以讓里根與他一起工作並直接交談。而且里根確實在很多場合直接與戈爾巴喬夫講話，但從未像沒有戈爾巴喬夫在場時那樣有效。

1987年6月，在西柏林的勃蘭登堡門前，里根發表了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演講之一，至今仍是許多總統或領導人的演講中最具代表性的。

他談到希望和可能出現的自由。他分析了當前的世界如何地向前邁進，將蘇聯遠遠拋在後面。他的說辭不同，但意思相近；沒有戰鬥氛圍，但堅決果敢；邀請蘇聯加入自由世界。

幾十年來，這兩個國家彼此之間只看對方最壞的部分，但是里根把理想主義的思想擺入蘇聯人、最重要的是擺入戈爾巴喬夫的腦中，他希望戈爾巴喬夫懷著希望而不是懷疑的態度看看美國玻璃杯的內容。

有趣的是，他演講中最精采的部分並不是出現在結尾，而是出現在中間。這種安排證明了誠意，而不是短暫的一閃。

里根站在柏林牆前，發出了邀請：「戈爾巴喬夫總書記，如果您尋求和平，如果您尋求蘇聯和東歐的繁榮，如果您尋求自由化，請來到這門口。戈爾巴喬夫先生，打開這扇門！戈爾巴喬夫先生，推倒這堵牆！」

兩年後，柏林牆被拆除。

唐納德·川普

里根發表演講的同一年，唐納德·川普（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交易的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出版了。隨著蘇聯的瓦解，中國開始崛起。隨著中國共產黨持續威脅（即使不是控制）其它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中國卻一直未引發爭議。儘管情報界對中國的威脅發出了警告，但各國領導人幾乎毫無戒備。

川普一直對特定政權的人權侵犯和混亂行為大聲疾呼。在聯合國發表講話時，他甚至稱伊朗和朝鮮政權分別為「凶殘」和「惡毒」。

在聯合國面前，他直言不諱地說，如果美國被迫捍衛自己或其盟國，那「除了徹底摧毀北朝鮮，別無選擇」。他在2017年宣布：「火箭手『金正恩』及其政權正走在自殺的路上。」

他譴責伊朗政權是「假裝民主政體背後的腐敗專政」，他支持其示威者，撤出《伊朗核協議》。他對敘利亞和阿薩德政權的口頭待遇並沒有太大不同。所有這些都得到某種形式的軍事行動的支持。

然而，在中國事務上卻是另一種語調，不斷地在左右兩派的審查中進行。川普最接近於譴責中國侵犯人權的是表達他的失望，「一些擁有不良人權記錄的政府坐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該理事會有47個成員國，其中許多成員國都有侵犯人權記錄。

毫無疑問，中美是世界兩個大國。然而，從大範圍看，世界上沒有哪個政權比中國（中共）侵犯更多的人權。

這是一個值得一問的問題，作為自由世界的領袖，川普對中國的玻璃杯是懷抱著希望還是懷疑？自就任總統以來，似乎是前者；但是，最近的COVID-19（中共病毒）疫情可能已經改變了這種情況。

川普一直持續從經濟角度攻擊中國，談不通時，就在經濟上對中國共產黨實施報復，這種辦法是否成功還有待觀察。

歷史上的領導人總都有敵人。有些人征服了敵人，有些人敗給了敵人，有些人甚至不去征服而是屈服。無疑地，中國共產黨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邪惡。

問題不在於川普是否像張伯倫或卡特這樣的一位理想主義者；問題是他是否可以提升至邱吉爾或里根的水平。

作者簡介：

達斯汀·巴斯（Dustin Bass）是「歷史之子」的聯合創始人，該系列是有關歷史的YouTube系列視頻。他曾當過記者，後改行為企業家，也是作家。

本文表達的觀點僅代表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