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容:瑞典与中共断链 两大动作引关注

最近,瑞典对中共的态度转向强硬,境内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全部关闭,而且还解除了与大陆多个城市的友好关系。这一变化引起外界关注,多家媒体报导了相关消息。

瑞典是第一个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早在1950年1月便公开承认中共的地位,之后双方一直保持良好和稳定的关系。2016年1月,台湾总统选举后,瑞典驻华大使发表声明,称不承认台湾是独立主权国家。这样的表态自然为中共所欢迎。

然而,中瑞关系于2015年生变,起因是瑞典籍书商桂民海被中共抓捕、持续拘留。2017年8月起,中共驻瑞典大使桂从友曾多次批评瑞典媒体。针对中共的干涉,瑞典首相强调瑞典有言论自由。今年2月,桂民海被宁波法院判处10年有期徒刑,中共还指其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瑞典外长抗议审判结果,要求中方释放桂民海。

今年初,中共病毒疫情爆发,成为影响中瑞关系的又一重要原因。3月30日,瑞典《每日工业报》以版刊登评论文章,批评中共当局导致疫情蔓延、操控关于疫情数据的舆论以及散布“病毒并非来自中国”的行径。4月份,瑞典关闭了最后一个孔子课堂;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决定不续签其与上海的双城协议。

据悉,瑞典曾有116个城市与中国大陆的城市建立友好关系,现在近百个城市已经解除了这种合作,包括林雪平市和广州,卢莱拉和西安、瓦斯特拉斯和济南、达拉纳和武汉等,而哥德堡与上海的关系维系了34年之久。

今年2月,林雪平市长拉尔什•威肯对瑞典《今日社会报》(Dagens Samhalle)表示,由于中共大使馆威胁瑞典政府,他们决定断绝与中国的所有政治联系。他还提到,一个广东代表团原定去年12月访问林雪平市,但被告知不受欢迎。同在2月,瓦斯特拉斯市的市长塔里耶别克(Anders Teljeback)告诉《金融时报》,他们停止和中国城市合作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中共)打压加剧。”

瑞典是外交上的温和派,因此它对中共的断链举措引人注目,这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正在与中共渐行渐远。

孔子学院友好城市结盟都是中共对外渗透的渠道和手段,中共在欧洲的第一所孔子学院就设在瑞典首都的斯德哥尔摩大学,2015年被关闭。据媒体报导,斯德哥尔摩大学副校长维丁(Astrid Soderbergh Widding)解释此举时说,“总体而言,在一所大学的框架内建立由另外一个国家出资的学院是备受质疑的行为”。

前欧洲委员会议院大会副主席、前瑞典国会议员约让‧林德布拉德(Göran Lindblad)接受大纪元专访时曾表示,孔子学院就是中共的间谍和宣传中心。这个机构通过融入国外的大学进行渗透和窥探,向学生灌输共产主义思想,试图影响当地师生,威胁学术自由。林德布拉德举例说,中共一度想在斯德哥尔摩的王家工学院里建孔子学院,如果成真,那将是一场灾难,因为那里有瑞典空军与空中防御的大量研究项目。

2016年2月2日,大陆《国际展望》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城市外交的若干理论问题”‘的论文,作者写道:“很多城市几乎都是在开展‘静悄悄的外交’,在权限、规划、人力和预算均到位的情况下,城市外交职能有了飞速发展。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外办和友协都建立了庞大的人才队伍,而且承担着繁重的外交外事任务,这些任务既来自于中央政府和外交部的委托,也有来自企业和社会的外事需求,更多的来自地方党委、政府赋予的使命。”

2017年9月15日,武汉官媒发表了《武汉市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工作概述》一文,其中写道:“我们在友城工作中坚持讲政治、讲大局,积极为国家总体外交服务。我市部分友城如乌克兰基辅、罗马尼亚加拉茨、苏丹喀土穆就是我市当时为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而结好的。”文章还称,“国际友城工作成为对外宣传武汉的重要阵地”。

可见,中方“友好城市”肩负着党的任务,它的目的并不是正常的两国间的城市互动,而是配合中共全球化战略的一种部署。在本次疫情中,不少国家的重灾区就是与中共结成友好合作的省份或城市。例如,法国的首例武汉肺炎(中共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出现在波尔多市,而该市于1998年6月和武汉结为友好城市,多年来双方往来频繁。

目前,瑞典是欧洲最后一个不封城的国家,政府并不强制限制民众活动,16岁以下学生不停课,餐厅和公共娱乐场所仍然营业。尽管有人质疑这种抗疫方式,但是,瑞典社会的安定验证了顺其自然之法的可行性——外国不必照抄中共的极端式“作业”。

大纪元特稿指出,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淘汰中共及其因素。所以,抛弃中共才是抵御病毒的上上策。当中共给全球带来严重的危机时,瑞典的外交转向意义重大,值得其它仍与中共同行的政府、团体和个人借鉴并效仿。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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