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不斷上演整人、挨整、被整死的悲劇。1962年，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先告發，再揭批，後誣陷，充當毛澤東打倒習仲勳的重要打手。到十年文革時，閻紅彥成了挨整對象，最後被整死。

閻紅彥是「文革」中唯一一個「自殺」的中共上將，也是第一個「自殺」的省委書記。

閻紅彥被中共認定「叛黨自殺」

1967年1月8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給時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打電話，要他接受造反派的批鬥：「你不要像老鼠一樣躲在洞裡，去見見革命群眾嘛。你的命就那麼值錢？你沒有了命，我負責賠你一條命。我可以給你立個字據，你不要膽小，不要養尊處優，當老爺當慣了，見不得風雨。斗過一次兩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這就是中央的意見。」

當時，在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下，雲南造反派已多次批鬥過閻紅彥，並且抄了他的家。1967年1月4日，造反派頭子要求閻紅彥出席在昆明檢閱台廣場召開的批判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閻紅彥沒有去。為保護閻紅彥，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當天下午5點把閻紅彥和夫人王騰波祕密送到昆明市一個軍事基地——小麥峪。到了1月8日，跟陳伯達一番激烈爭吵後，閻紅彥睡下了。第二天早上，閻紅彥的祕書曹賢楨叫他起床時，發現他已經死了。

1967年1月14日，中共總理周恩來主持召開各大區和省委書記會議時，稱閻紅彥之死是「叛黨自殺」。

閻紅彥是打倒習仲勳的急先鋒

1962年，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因為小說《劉志丹》被打成「反黨集團」頭目。從此，挨整長達16年。習仲勳被打倒，與時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有直接關係。

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高崗、習仲勳等都是中共西北地區的領導人。謝子長死於1935年，劉志丹死於1936年。高崗、習仲勳後來被重用。高崗官至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政府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國家計委主席。1953年，高崗被扣上「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罪名打倒，後自殺。習仲勳官至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祕書長。閻紅彥長期不受重用，直到1959年才成為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一直嫉恨高崗。高崗死後，又嫉恨習仲勳。

1962年7月21日，閻紅彥從雲南到北戴河開會期間，收到小說《劉志丹》送審稿，他在簡單看了看之後，就認為這部小說有問題，寫信給作者李建彤，阻止小說出版。李建彤沒理會。之後，小說《劉志丹》在《工人日報》等報刊上連載。1962年8月中旬，閻紅彥看到後，立刻打電話向中央負責文教工作的康生報告。之後，還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寫信，稱這部小說有政治問題。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對閻紅彥在打倒習仲勳的過程中起的重要作用寫得比較清楚。1962年9月8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上，閻紅彥在西南組發言時，首先提出小說問題。他說：在當前國內國外的氣候下，各路人馬都藉機出來鬧「翻案」，小說《劉志丹》就是在習仲勳主持下完成的，目的是利用宣傳劉志丹宣傳高崗。9月中旬，閻紅彥等人把習仲勳、賈拓夫、劉景范打成「反黨集團」，之後，升級為「彭（德懷）、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甚至誣陷習仲勳是《劉志丹》的「第一作者」。

習仲勳被打倒後，受牽連的幹部群眾多達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瘋、53人嚴重致殘。

閻紅彥早年就與毛澤東結怨

1934年10月，在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的強大攻勢下，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8萬多人不得不逃離井岡山，開始死傷慘重、前途未卜的「長征」。1935年10月，毛澤東率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時，只剩不足8000人。正因為有了劉志丹等創立的陝北根據地，毛澤東才有了一塊立足之地。劉志丹、謝子長死後，毛澤東把高崗當成陝北根據地的代表，在大會小會上經常讚揚高崗，還任命高崗為中共西北局書記。

1934年7月，閻紅彥被派往蘇聯。1935年12月，閻紅彥回到陝北，對高崗被重用很不以為然。在閻紅彥看來，作為劉志丹副手的高崗，同劉志丹一樣，不是革命者，而是一幫土匪。閻紅彥認為，只有已死的謝子長和他本人，才是陝北根據地的代表。1942年，中共延安整風時，閻紅彥向高崗發難，揭露他在一次戰鬥中貪生怕死，臨陣脫逃。但是，毛澤東根本不相信他的話，對他很冷淡，也不重用他。1945年中共七大上，高崗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共政治局委員。

1945年7月，在中共召開的解決西北歷史問題會議上，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高崗是西北的革命領袖，今後不准任何人反對。閻紅彥反對高崗是錯誤的。」此後，高崗步步高升。直到1956年中共八大時，閻紅彥才成為中央候補委員。

閻紅彥在雲南兩次冒犯毛澤東

1959年至1962年，閻紅彥在雲南高舉毛澤東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結果，餓死很多人，13萬多邊民紛紛越境外逃。1961年5月9日，閻紅彥不顧朋友和助手們的勸阻，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講真話的信，對毛澤東提倡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表達了不同意見。毛澤東批示：「此信寫得很好」，並發文要各地「參考」。當時，毛澤東沒整他，但毛是記仇的。

在1962年8～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並且決定「以階級鬥爭為綱」，在全國農村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然而，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認為，雲南沒有像其他地方那樣刮單幹風，也不存在生產、生活和市場混亂問題，因此，不需要提「以階級鬥爭至為綱」。1962年12月21日，雲南省委批轉省委宣傳部的「關於今冬明春在農村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意見」。文件中提出，「不需要『以階級鬥爭為綱』」。

文件發出後，很快就受到中共西南局和中共中央追查。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就這個文件點名批評閻紅彥。閻紅彥不得不作檢討。

革命40年 落個妻離子散 家破人亡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發。在中央，國家主席劉少奇，被當成「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被當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在地方，閻紅彥被當成劉少奇、鄧小平的「代理人」，新帳舊帳一起算。

1966年10月，閻紅彥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會上有人說「鄧小平在淮海戰役中動搖，企圖後撤」。作為鄧小平的老部下，閻紅彥立即站起來反駁。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很快就把閻紅彥列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黑名單」。1966年11月中旬的一天，毛澤東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在北京召開大會，指責「昆明文化大革命還是死水一潭」、「局面沒有打開」、「保皇派還在保護走資派掌權」、「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趕赴昆明，徹底扭轉局勢」。

在江青煽風點火下，昆明造反派像被打了雞血一樣，熱血沸騰，呼啦啦占領了省委大院，一次又一次批鬥閻紅彥。當年閻紅彥反對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信，要求雲南不要搞「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件等，都被翻出來，成為他反黨、反毛主席的重要證據。有時從早晨８點一直斗到晚上８點，不能吃一點東西，喝一口水。

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將閻紅彥保護起來之後，造反派到處找閻紅彥，甚至揚言：「只要抓到閻紅彥，就地槍斃。」1967年1月6日，閻紅彥得知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被造反派五花大綁，戴上高帽，跪在一輛公共汽車頂篷的行李架上遊行示眾時，悲憤難耐，眼淚奪眶而出。1月7日晚，秦基偉說好上山看望閻紅彥的，但到晚8時左右，秦基偉托祕書捎給他一個紙條，大意是說：「情況有變化，我不能來了，我的處境很不安全。」

緊接著，閻紅彥的祕書王銀山上山報告說：葉劍英元帥從北京來電話問：「閻紅彥現在什麼地方？住的地方安不安全？身邊都有些什麼人？」王銀山回答說：「目前基本安全。祕書、夫人、司機、警衛員都在。」葉劍英又說：「要說服造反派，不能抄閻紅彥的家。」王銀山說：「家已被抄了。」葉劍英難過的嘆了一口氣，放下了話筒。閻紅彥默默在屋子裡踱了幾步，說：「葉帥也管不住了。」閻紅彥絕望至極，當天夜裡「自殺」。

1967年2月，在中南海召開的兩次中共政治局碰頭會上，一批老幹部跟江青等人發生激烈衝突。這件事被稱為「二月逆流」。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指著江青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幹部一個一個都打光。閻紅彥有什麼罪？都給整死了。40年革命，落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寒心啊。我一輩子沒有哭過，現在我真想哭三天三夜。」

結語：

閻紅彥1925年加入中共。早年參與創建陝北根據地。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後方留守處警備第3團團長。國共內戰時期，隨劉伯承、鄧小平轉戰華北、中原、華東、西南，出生入死。1949年中共建政後，曾任四川省政府副主席，重慶市委第一書記。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整人的政治運動，他都參加了。到1967年1月，為中共賣命41年的閻紅彥，竟得個「叛黨自殺」的下場！而類似經歷的人又何止閻紅彥一人？這就是共產黨的體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