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4月15日訊】因應疫情衝激,港府宣布支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共達2875億元,預料將導致今年財政赤字達2766億,影響財政儲備結餘,引發議論。前香港立法局議員薛浩然接受《珍言真語》專訪時,對港府的處置態度與對策失望不已,「每當香港有事發生時,除了花錢就是花錢,派錢都不懂怎麼派,是不是令人很可悲啊。」
薛浩然表示,香港疫情嚴峻,港府動用財政儲備也無可厚非,但問題就在於,「第一用得其所;第二是不是把錢用到節骨眼上;第三就是怎麼把這個錢發放出去。」
薛浩然說,先前港府宣布派發18歲以上永久性居民一萬港幣,至今仍未兌現,「現在要派發防疫基金都一塌糊塗,工會也不滿意,老闆也不滿意,只能將矛盾擴大。」
他不僅對當前港府感到失望,也認為歷屆港府「既無用賢人之識,也無用賢人之誠」,沒有一個官員足以令港人懷念,「我們的腦海裡這二十多年有的都是什麼啊?有的都是怨恨,都是鄙視,都是不滿。」
而近來前特首董建華和梁振英兩位計劃籌建「社會復和大聯盟」,目的為建制派打好9月選戰。對此薛浩然表示,董建華倉促提出辭職,淒然下野,已是歷史過客;梁振英治港五年,民怨四起,惡意挑起港獨問題,不能再任由他了。
他形容兩人是過期的「練馬師」,而建制派的「馬房」也無可跑之馬了。兩人的復出,正顯示「中央政府沒有人才了,袋子裡真的沒人,管治香港沒有籌碼、沒有人。」
「選賢與能,然後(政治人物)講信修睦,言必信,行必果,才能得到群眾的信心與愛戴。」薛浩然說,如此才能建立有效運作的政府。
此外,在受專訪中,薛浩然還談及一段與香港「財政儲備」有關的過往。
1989年薛浩然擔任香港立法局議員期間,為揭露港英政府修建赤臘角新機場財政不足的問題,承受極大壓力,甚至遭遇被捕的風險,最終促使後來特區政府成立「土地儲備基金」。
「一個人偶然間做一、兩件好事不難,但最重要是做了好事不一定讓別人知道,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他說,就如同有人批評他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是一種不愛國,是反中、反港的一種表態,「我也想藉今天這個獨白告訴這些人,什麼叫做愛國,愛國不是用口講的。」
港英時期力保97儲備 痛心林鄭耗財庫
記者:香港政府開始派第二批抗疫基金,財政赤字可能因此到達2600億。據我所知,您在1997年之前有幫香港留下很多的財政儲備。現在看到財政赤字這麼大,有什麼感受?
薛浩然:香港現在疫情這麼嚴重,政府在這方面動用財政儲備也是無可厚非的。問題就在於,第一用得其所;第二是不是把錢用到節骨眼上;第三就是怎麼把這個錢發放出去。
上次講派發一萬港幣到現在也沒有兌現。積壓下來,這怎麼解決呢?再就是如果這樣無節制地花錢,真的會把錢用完。
財政儲備是經過好幾代香港人才存下來的。香港回歸之後之所以有這麼豐厚的財政儲備,我可以狂妄地講一句:薛浩然應記一功。我這樣講並不是想拿什麼好處,或者是接受英女王的授勛。我只不過是做了一個香港人應該做的事。此話從何說起呢?港英政府在走之前,宣布一個玫瑰園計劃,在赤臘角修建一個新機場。從基礎建設這方面來看我們是歡迎的。問題在於這個錢從何來,怎麼使用。我在機緣之下,大概是在1988和1989年。當年的總督是衛奕信宣布了一千億的玫瑰園計劃,興建這個新的機場。當時很多人都贊成。我當時就拿到了一份機密文件,就是這個新機場的財政可行性方案,這是屬於絕密的文件。我看了以後是大為震驚。因為政府到1997年7月1日剩下的財政盈餘只有50億還是70億。
記者:哇,這麼少啊!
薛浩然:是,就這麼少啊!當時政府並沒有向大家公布,如果我們有了一個機場,都沒飯吃了,尤其是在過渡時期。於是我就這個問題向政府提出諮詢,當時掀起軒然大波。也有人質疑我這個可行性研究報告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我的回應就是如果你覺得是假的,那你把那個假的地方指出來了。我搞了一個記者招待會,這件事就宣揚出去了。這是很大一件事,當時港英政府就收拾不了這個局面了。
當時英國在香港的政治顧問打電話給我:「薛先生,關於這個財政報告的事情我想和你談一談。你方不方便到我這裡來喝杯咖啡?」我說,上你那邊去就免了,門高狗大。還是你到我的寫字樓來我請你喝咖啡。他就親自到我這邊,「請問你這個報告是從哪得來的?能不能告訴我呢?我們不會追究任何人。」
我說,「我不會告訴你的,我要保護我的信息來源。要是告訴你,他就很危險了。對不起。你要真想知道,我可以開記者招待會講。」他不是太滿意地離開了,後來這個人也被調職了。
立法局開會險被捕 堅守正義得道多助
薛浩然:接下來我在立法會就提一個動議進行新機場辯論,要求香港政府就這個財政可行性報告向香港人交代,為什麼花這麼多錢。當時財政司司長Bremridge(彭勵治爵士),他就講過我們不應該在赤臘角再花一分錢,不值得,事情閙得很大。當時正是中英前途談判的時候,也就是六四左右吧。當時辯論之前,我的壓力也很大。
當時在立法局的會議上,港督做立法會的主席。在開會中間港督就塞給我一張紙條,要我在開完會後不要著急走先留下來。我說好,我也寫了一個回條給他。開完會之後他叫我到立法會裡面的一個房間,他告訴我說:「你先不要離開。」我說為什麼?他說他收到消息你要離開這裡(立法局大樓)就會被捕。因為當時立法會的議員有一個特權法案,就是開會的時候是不可以抓的。「因為機場這個事件中,你爆出來的這些信息是屬於絕密的,所以你違反了這個保密條款,所以要拘捕你。」我說好啊,那等一下我先找人去鏞記買一個燒鵝瀨粉吃。他和David Ford(霍德)就關上了房門商討,立法會休息10分鐘之後又開會。他又給了我一個紙條上面寫著:你應該感謝我。
記者:放你一馬?
薛浩然:沒事了,警察已經走了。所以我也受到很大的壓力。當時我的大舅劉皇發,也是立法局的議員。他當時也跟我說不要得罪政府啊,是很危險的。我說,「主席你放心,我相信一樣東西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你支持我就行了。」發哥說我當然支持你,接著是動議辯論。
提議成立土地儲備基金 防土地賤賣
記者:當時有多少人支持你?
薛浩然:沒幾個,劉皇發當然支持我,是親戚,所以我這麼尊重他就是因為這樣。這件事發生後我就吵,所以這件事就搞大了,北京好像突然驚覺了,玫瑰園計劃因為工程較長包括還錢要跨越97,導致一些國際銀團猶疑,今天與你簽約97後港英政府已經不是一個主權國家,要接班的同意才行,否則到時不還錢怎麼辦。當時因為六四,世界各國與北京政權脫鉤,使北京政府較被動,但因為建機場需要花上千億的,所以當時馬卓安上任沒做多久就遇到這事,怎麼辦呢?
經濟對英國來說是很重要的,迫使馬卓安飛北京就香港新機場問題進行談判,希望得到北京政府的肯首(點頭),這樣這個工程才可以進行,於是北京就赤臘角新機場簽訂了一個新機場諒解備忘錄,北京向英國開了綠燈,在這個前提下,當時我曾經通過一些渠道告訴北京這樣做是不行的,花光了錢你到時接手怎麼搞,當時港澳辦主任魯平。當時我有一個提議,你考慮一下,由90年代開始到97年,7年之內,香港政府拍賣地所有的收益抽成,留一部分成為特區成立之後的基金,基金的名目叫「土地儲備基金」,建議防止英國人在退出香港之前土地被賤賣,保留一些珍貴地皮,所以後來成立了土地儲備基金,成立這些我都沒有參與。
愛國不是用口講 秉持良心做真事
記者:所以當時97留了一些錢?
薛浩然:是,留了一些錢,當然今天我說這番話,不是要邀功,也不是想做什麼,只是一段歷史、事實,我純粹是香港人,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我是香港人但是中國心。
所以一個人偶然間做一、兩件好事不難,但問題最重要是做了好事不一定讓別人知道,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像今天有人批評我接受大紀元訪問是一種不愛國,是反中、反港的一種表態,我也想藉今天這個獨白告訴這些人,什麼叫做突然愛國,愛國不是用口講的。
所以有些人說害怕,怕什麼呢?當時英國人這麼厲害,我都不怕被抓,我今天說錯什麼話了?我說過傷害香港人的事嗎?是不是啊?
特區政府無能 遇事無智 百姓積怨
薛浩然:只是政府無能而已,很簡單,為什麼香港回歸後這個特區政府有兩件事令人很失望,我對歷史有一些研究,看看明代歷史記敘的一件事很重要,說主上就是政府無用賢人之識,沒有找到賢良的人去執政,也沒有用賢人之誠,缺乏去找好人去做事的這種誠意。(主權移交)23年了我們看特區政府,大家記得有哪一些人、哪些政府官員是令你很清晰有懷念記得的呢?在我們的腦海裡這二十多年有的都是什麼啊?有的都是怨恨,有的都是鄙視,有的都是不滿。
由幾任特首證明什麼啊?第一,如果按照《基本法》來說是我們選出來的,當然選舉是不是普選或者一人一票都是我們選得來的是不是?但是是中央政府委任的,結果得到什麼呢?證明一個政府有效的運作,正如我們說選賢舉能,然後要講信修睦,言必信,行必果,才能得到群眾的信心與愛戴。現在我們看到每當香港有事發生的時候,除了花錢花錢,派錢都不懂怎麼派,是不是令人很可悲啊。
記者:市民最質疑的地方是,不封關,後來要花這麼多錢去結帳?
薛浩然:這我都感覺很無奈。這樣的政府,這樣辦事有什麼辦法呢?所以為什麼會令有些人對香港特首選舉等等這麼多意見,如果特區政府能夠高效率、辦事大家都不用這麼煩惱,現在要派發防疫基金都一塌糊塗,工會也不滿意,老闆也不滿意,只能將矛盾擴大,令人覺得政府的施政,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我是同意親疏有別的,但是作為一個政府不能夠這樣,應該是一視同仁。
當時特區政府成立《基本法》的時候,為什麼我們說不能夠有政黨政治,為什麼特區特首不能夠有政黨背景呢?就是預防你有政黨政治,偏幫執政的政黨,而打壓其他政黨的人,打壓異己嘛,人們會想政府做的事會不會偏幫民記呀?打壓其他人啊?包括現在選舉,算了算數(得票率)想想自己沒有實力就說延後吧,這樣都行得通的,所以親疏有別不對的。
中共朝野無人 失將失兵沒籌碼
記者:他們藉限聚令針對公民黨的議員陳淑莊去打壓,包括林鄭及前特首梁振英都在Facebook罵人是嗎?
薛浩然:有消息說現在重新啟用董建華及梁振英出來主持大局樣,我們看到的是:中央政府沒有人才了,中央政府的袋子裡真的沒人,管治香港沒有籌碼、沒有人。董伯(董建華),腳疼,倉促提出辭職,淒然下野。這說明什麼?說明這個人已經成為歷史過客了。梁振英的能力有多大,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到書局買我寫的一本書《為梁振英政府把脈》。
梁振英管治香港五年,民怨四起,做過什麼?讓人記得的是,把香港說的港獨很嚴峻,是他一手挑起這個問題,本來只是被蚊子叮一下,有一個包。這個梁振英特首就是要把這個包抓破,抓破了還要抓,抓到出膿,就是這樣搞出來的。你做了什麼,你再由他去,這樣不行的。
現在政府為什麼提出說要把選舉壓後等等,它計算過的,就像跑馬一樣,跑不過別人。在二十幾年的發展裡,本來是三班馬,走到現在只有一班,怎麼辦?於是,就像馬會一樣宣布,取消今天的賽事,等到第三班馬養肥養精再跑。為什麼呢?第一,建制派的馬房沒有可跑之馬,沒有可以練馬之人。
現在用兩個過期的人去做練馬師,這叫什麼?作為一個中央政府,如果這麼看,我也替中聯辦、港澳辦可憐,回歸23年,這麼多資源投入在馬仔裡,結果越跑越跑掉車軲轆,別人就越跑越快,現在越跑越慢,這種環境之下政府應該考慮一下:為政者讓香港回歸本來的面貌就行。
這個原因是不是中央政府對香港沒信心呢?不是對香港或者是不是對自己沒信心呢?如果有信心,當年鄧小平說的話,香港人不用擔心,回歸很簡單,馬照跑和舞照跳,換個一個五星級就搞定了。一切如舊,該賺錢的賺錢,該發達的發達,該跳舞的跳舞,生活自由心境舒暢,不需要搞這麼多,不可以做這不可以做那,搞個新十戒來做什麼?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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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