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1930年代，由於與國民黨軍隊作戰不斷損兵折將，共產黨強制把蘇區16歲～45歲以下的男女壯丁一概編入紅軍，並以各種方式對不願參軍者採取各種方式進行要挾、恫嚇、羞辱。1933年開始，蘇區群眾開始躲避當紅軍，大規模逃跑，甚至有些人裝病、自殘、自閹、自殺以逃避當紅軍。

16歲～45歲以下的男女壯丁一概編入

在中共有關對蘇區的歷史敘述中，靠「打土豪、分田地」翻身的農民為了保護「勝利果實」，積極踴躍參加紅軍，與圍剿的國民黨部隊英勇作戰，是最常見的表述。但這並非歷史的真實。

中共蘇區初創時，由於與國民黨軍隊作戰不斷損兵折將，且擴大蘇區需要更多紅軍士兵，所以從一開始就面臨著兵員補充和招募的問題。

早在1930年5月，毛澤東就提出建立農民武裝，在新開闢的蘇區「數天之內分完田地，組織蘇維埃，建立起『赤衛隊網』（所有十六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的男女壯丁一概編入）」（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P159）1932年9月20日蘇區政府發布《中央執委會關於擴大紅軍問題訓令》

對不願參軍者 採取各種方式進行要挾或刺激羞辱

對於不積極參軍的翻身農民，或者在軍隊不積極表現「開小差」者，蘇區政府採取了各種方式刺激他，使其在民眾中顏面掃地，甚至在家裡也無法立足。

比如對待軍隊中的開小差者，「在群眾中發動反開小差運動，使群眾認為『開小差是對革命怠工』『開小差是幫助敵人』，引起群眾對於開小差的憤怒和鄙視，以至受到群眾的處罰（如公布名字，拒絕參加一切體組織等等）使開小差的不能在家『優遊自得』不以為恥。」（《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擴大紅軍問題訓令》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或者「應發動團員和青年群眾，宣傳他歸隊，與他討論和解決一切困難問題。他若不願歸隊，應發動兒童婦女群眾恥笑他，促進他的覺悟和勇氣，使他歸隊。」（1932年9月18日《少共蘇區中央局關於擴大紅軍工作的決定》）

而對於不願參軍的青年人，則動員其妻子勸說，甚至以離婚相要挾，比如汀東長寧區彭坊鄉的江銀子，宣傳丈夫當紅軍，「她的丈夫不去，她就到鄉蘇要求同她丈夫離婚，後來她的丈夫就自動報名當紅軍了」。瑞金也有這樣的例子，「桃黃區有一個婦女要他老公去當紅軍，他不，就向他離婚。」（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P172）

1933年後兵員枯竭 群眾開始大規模逃跑甚至自殘

可以看到，從1932年春開始至1934年底，中央蘇區掀起過三次大規模的「擴紅」浪潮，共「擴紅」27萬人。而當時蘇區總人口僅250萬人左右，經過累年軍隊輸送後，幾乎把能當兵作戰的青壯年都聚集到了紅軍中。

正如閩西革命領導人之一張鼎丞說：「拿上杭才溪鄉來說吧，共有2000餘人口，在一次又一次的擴軍運動後，只剩下壯丁7人，還要進行突擊擴軍，這當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張鼎丞《中國共產黨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第63頁）

由於過度動員和蘇區環境的惡化，當時一些女子甚至寧願嫁給四五十歲以上的老人，也不願嫁給壯丁男子，理由是如嫁壯年，要當紅軍，夫妻不能團聚。（張宏卿、肖文燕《農民性格與中共的鄉村動員模式——以中央蘇區為中心的考察》）

戰爭傷亡不斷，人們的參戰激情也隨之下降，從1933年開始，蘇區群眾開始躲避當兵或當逃兵。

據1933年江西蘇區政府的通令反映：「江西全省動員到前方配合紅軍作戰的赤衛軍模範營、模範少隊在幾天內開小差已達全數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過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僅是隊員，尤其是主要的領導幹部也同樣逃跑，如勝利、博生之送去一團十二個連，而逃跑了十一個團營連長，帶去少隊拐公家伙食逃跑。永豐的營長政委也跑了，興國的連長跑了幾個，特別是那些司務長拐帶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3～1934年）》，中央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編印，1992，第107頁）

1934年「（于都）大部分模範赤少隊逃跑上山，羅凹區十分之八隊員逃跑上山，羅江區有300餘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區亦發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一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親朋家中」、「（新陂區密坑鄉）精壯男子完全跑光了。」（《于都發生大批隊員逃跑》，《青年實話》第111期，1934年9月20日）

而據李一氓回憶：「四十歲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陸續地跑出蘇區，到國民黨區投靠親友。有時搞到一點什麼東西，也偷著回來一兩次接濟家裡。因為他在家裡實在是難以活下去。……這種逃跑現象各縣都有，特別是那些偏僻的山區裡面，跑起來人不知鬼不覺。」（《李一氓回憶錄》第156頁）而且逃跑的規模越來越大，「十餘天來，各區群眾向白區逃跑現象日益發展，從一鄉一區蔓延到很多區鄉，從數十一批增加到幾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從夜晚『偷走』變而為明刀明槍的打出去，殺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秘書走。」（《關於資城事變問題省委對資溪縣委的指示信》，石叟檔案008222/3745/0247）

而不願出逃的人則裝病甚至自殘自殺以逃避兵役，「有一個農民，怕當紅軍，故意將自己的生殖器弄壞，或者乾脆投塘跳河自傷自殺了。」（參見1934年9月21日《紅色中華》第236期，第6版，轉引自王連花《動員與反動員：中央蘇區「擴紅」運動》）

對於蘇區群眾從積極參軍到逃跑甚至自殘的這種轉變，曾經在興國負責擴紅的劉守仁回憶說：「擴紅初期人們自願報名參軍，然後是要動員報名參軍，最後被強制報名參軍；而有的人則躲起來或乾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殺，有的人被擴進了紅軍，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槍斃，也仍有人開小差。」（劉守仁《興國「擴紅」》，《黨史縱橫》2006年第6期）

儘管國軍「圍剿」使蘇區不斷被壓縮，而中央則仍舊要求大力擴充主力紅軍。因此，採用鬥爭手段擴紅開始大規模上演，各地突擊擴紅運動中強迫命令屢屢發生。

比如勝利縣「硬要全體幹部去當紅軍，結果『你不去我也不去』，以至走到『連幹部都上山躲避逃跑甚至個別的自盡的嚴重現象』。」（富春《把擴大紅軍的突擊到群眾中去》，1933年12月12日）有些地方擴大紅軍的辦法是「召集群眾大會，把前後門關起，一個簡單的號召以後，就要到會的一致報名加入，公開宣告，有一個不報名即不散會（反正大門關上了，群眾要跑也跑不了）」有的地方「不去當紅軍的就封他的房子（瑞金雲集區有個鄉蘇封了不當紅軍的十人家）」。（潘漢年：《工人師少共國際師的動員總結》，1933年8月29日）

在瑞金，要麼是封不當紅軍的人的屋子，要麼是以鄉為單位張榜公布應徵名單，名單一公布，誰也跑不掉，互相監督，上了榜而不報名的，鄉政府就在其門上掛「恥辱牌」。（潘漢年：《工人師少共國際師的動員總結與今後四個月的動員計畫》）。這就造成了「群眾大批逃跑，甚至武裝反水去充當團匪，或逃到白區去。瑞金河東區和長勝區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總動員武裝部副部長金維映同志談擴紅動員不能迅速開展的基本原因》，《紅色中華》第234期，1934年9月16日）

擴紅指標的高壓導致基層幹部為了完成任務，不得不向紅軍輸送了大量濫竽充數的士兵，許多地方不關心士兵質量，把許多老弱殘廢拉來湊數。如長勝黃石區在230個新士兵中，有64個是老弱病殘；會昌縣送到補充團的300人當中，有84人被淘汰；福建省在已集中的1000多名新戰士中，只有670人合格；特別是兆征縣，40個人當中只留下了7人。（《紅色中華》第233期第1版，1934年9月13日）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張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