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姨婆是我阿娘（奶奶）同父異母的妹妹，是我太外公的私生女，年齡比我母親還小幾歲。我的太外公太外婆過世後，她生活就由我阿娘照顧，同我父母一起住在浙江慈溪鄉下。由於年齡相彷，她與我父母親和我父親的幾個堂弟妹親如手足，一起讀書習藝、遠足踏青、家務遊戲，一起議論家事國事，交流新思想，實踐新風俗。我的大阿姑也不是我的親姑姑，她是我爸爸的堂妹。由於我父親是獨子，沒有兄弟姐妹，而他叔叔有四個女兒，大女兒她就過繼給我阿娘做女兒，那時我爺爺已經過世。小姨婆和大阿姑年輕時都熱情活潑，熱血報國，卻命運多舛。
國難當頭 小姨婆和大阿姑熱血報國
抗日戰爭爆發後，年輕人個個愛國熱忱高漲。國難當頭，匹夫有責，小姨婆、大阿姑和其他熱血青年一起積極參加當地的抗日行動，宣傳，摹捐，抵制日貨，其中大阿姑最為積極，而且她又生性活潑外向，能歌善舞，能說會道，講演寫稿演唱組織樣樣拿得起。不久，她們又不顧父母阻攔和家人勸說，偷偷離家出走。後來二阿姑（也是我父親的堂妹）也步她們後塵。我父親曾趕到擺渡口搶她們的手提箱，企圖拉她們回家。
她們同其他年輕人一起先在本縣和鄰縣宣傳抗日，抵制日貨，募捐錢款，後來還轉輾來到安徽和江西，參加過宣傳隊、政工隊和戰地救護隊。雖然沒在槍林彈雨裡衝鋒陷陣，奮勇殺敵，但宣傳抗日救國，救死扶傷，也盡了自己中國人保家衛國的義務，大阿姑還被流彈擊中肺部。她一度成為慈溪縣的名人，上了當地報紙的頭版。有一次她不知如何得知母親病重，悄悄趕回家，同她妹妹一起將母親送進已經淪陷的慈溪縣城的慈城醫院。儘管醫院床鋪緊張，當醫院院長得知病人是她這個當地抗日名人的母親，立即讓住院治療。
阻攔家人去臺灣 小姨婆懊悔萬分
可惜這些宣傳隊救護隊是國民黨領導的，她們的愛國行動多年後變成了罪孽。如果這些宣傳隊救護隊是姓共的，她們晚年也就能享受離休幹部的待遇了。
在江西，小姨婆和大阿姑分別認識了兩位男士。小姨婆結識的是一位國民黨部隊軍醫，軍階上校，是江西樟樹人，家境殷實。小姨婆回家後再去江西同他結婚。他們不久有了一子一女，過著平安溫馨的生活。四九年，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大陸易幟。作為上校軍醫，他原本可以去臺灣，但我的小姨婆堅決不肯去，一方面她不願離開自己的娘家親人，另一方面她因為當時正懷小女，再說他是軍醫，沒有所謂血債，因此全家就留了下來，回到他樟樹老家。
不久她就懊悔萬分。土改開始，她丈夫是地主加反動軍官，罪該萬死。他不願再受刑受辱，懸樑自盡。自此之後，小姨婆頂著一頂地主婆的帽子，只能唾面自乾，含辛茹苦扶養三個年幼的子女。幾十年來的艱難坎坷我也只是後來零星聽到一些。
她的兒子，我的毛毛叔，自幼聰慧過人，小學初中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但因為他的出身，高中不被錄取。然後他在家一邊幹農活，一邊晚上自學高中課程，希望能參加考大學，當然這也是痴心妄想。他是一個孝子，文革中他背著母親去挨鬥，遊街，不怕別人說他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晚上去田裡摸田螺抓甲魚，讓母親有些葷腥增加營養。由於他聰明好學，動手能力也強，替生產隊修理農機，革新農具，培育良種，才沒受更多的苦，然而堂堂六尺男兒，無女孩願嫁，直至改革開放後才成婚，此時他好像已到了不惑之年。
我父親和在上海的其他幾個親戚開始每年會匯一些錢去接濟小姨婆，每年有一二次信件來往。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我父親寄了最後一次錢。因擔心匯款單會引人注目，不能到她手中，這次是將幾十元現金放在平信裡寄的。以後爸爸自身難保，兩年後投河自盡，我們與小姨婆就斷了音信，直到文革結束。五十年代初她曾帶著孩子來過一次上海，希望找個工作，在上海待下來。她們在我家住了一段時間。但正逢實行戶籍制度，她們只得返回農村。
我見到她是文革結束後她再來上海，儘管幾十年飽經風霜，頭髮已花白，臉上也佈滿了皺紋，但看上去依舊風韻猶存，年輕時一定很漂亮，舉止談吐沒有「鄉下人」的味道。劫後重逢，她同我母親一起痛念各自的丈夫，互相老淚縱橫，抱頭痛哭，泣不成聲，然後又互相安慰。她對當年阻攔一家去臺灣後悔莫及，說是一著走錯，滿盤皆輸，是我害了他和全家。她這話以後又反覆說過多次，這一後悔負罪感長久難以釋懷。
姑丈頭戴「反革命」帽子 幸有大阿姑相伴
我大阿姑的丈夫，我的姑丈，是江西婺源人，原國民黨軍隊裡的文書，但他的級別剛夠上鎮反條例中的最低的一級，所以被正式戴上了「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大阿姑則是有反動歷史問題的「分子」。我見他過兩次，一次是六十年代初與大阿姑一起來上海，印象不深，只記得他送給我和我哥許多郵票，那時我剛開始集郵，看到這麼多漂亮的郵票，自然眉開眼笑，心花怒放。第二次是我大阿姑去世以後，文革剛結束，他顯得很憔悴，低著頭，神情黯然，憂鬱的眼神黯淡無光，說話不多，聲音沙啞，淨是講述大阿姑的最後幾年的事，悲痛之情溢於言表。
姑丈後半生頭戴「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忍辱負重，但有開朗的大阿姑相伴，苦中有樂，大阿姑是他倆的主心骨。如今儘管頭上的帽子有望摘去，卻只剩自己孑然一人，反而感到人生空虛，孤單寂寞的淒涼痛苦。
大阿姑來上海的次數比姑丈多，而且每次都住在我家，同阿娘擠一個小床，而不是去她父親或親弟妹家。一米七幾的大阿姑擠在阿娘床上，擠得床都吱吱作響。大阿姑能幹活躍，快人快語，豁達開朗，我們家的人平時話語都不太多，她一來，歡聲笑語滿屋。她見多識廣，我們很喜歡聽她講各地的風俗習慣，人情風貌。她快手快腳，幹練利落，搶著幫我母親做家務，我吃過她做的江西名菜「粉蒸肉」，香噴噴，亮晶晶，浸透了肉油的米粉使人垂涎欲滴。她有肺病，也許同早年肺部被流彈擊中有關。當時特效藥雙慶鏈黴素針和雷米封藥都很昂貴，她又沒有勞保，治病主要靠中藥，所以一直沒有除根。
我最後一次見她是文革開始不久的一九六七年新年。她剛到上海沒幾天，江西當地就打電報來催她回去，當時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們立刻就有不祥的預兆，她卻認為沒有大事，反過來安慰我父母和阿娘不用擔心，但她一回去全家就被掃地出門，從城鎮趕到鄉下。
七一年新年她最後一次來上海時，我剛去農村插隊，第一年新年沒回家，所以沒見到她。她是和那裡上海插隊青年結伴一起來的，他們還幫她用扁擔挑著東西到我家。體驗了人生百味的大阿姑依舊達觀開朗，從不怨天尤人，津津樂道地講她在鄉下自留地裡種的各種新鮮蔬菜，在那裡插隊的上海知青的各種故事，知青都成為她們的好朋友。她帶來了她自己養的雞，晒的筍乾，還有著名的婺源綠茶。說到當年抗日投錯了廟，她說那些共產黨老幹部現在也不一樣被鬥得死去活來。在農村，雖然也挨過鬥受過辱，但是姑丈自學中醫，在當地小有名氣，有的病人甚至走幾百里路慕名來找他治病。她又是一個熱心人，人緣好，見識廣。他們樂於助人，為人治病解痛，排憂解難，所以也沒吃太多的苦。
他們倆人沒有子女，長期相濡以沫，相依為命。後來他們還收養了一個人家養不起的女孩，這女孩後來一直跟著姑丈學中醫。大阿姑那次風塵僕僕而來，依依不捨離去，是她最後一次來上海，回去不久她身體就每況愈下。大阿姑去世前病重時，姑丈到處翻醫書查偏方，上山挖藥材，但最終仍未能挽救她的生命。
她們還不是最慘的
當年兩位熱血女青年，美麗、活潑、聰穎、熱忱，在國家民族遭難之時挺身而出，抗日救國，以後的命運本不該如此坎坷悲慘，對社會也本該有更大的貢獻，可惜生不逢時，在階級鬥爭天天講的年代，在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年代，她們成了中國無數賤民中的一員。她們的赤子之心流血了，她們的聰明才智浪費了。也許同那些在夾邊溝和新凱湖勞改農場含冤而亡的文人學者相比，同糧食衛星放完後餓死村頭路邊的農民百姓相比，同慘死在屠刀下的大興縣道縣的賤民罪人相比，或者同各種運動中夫妻反目骨肉相殘的無數家庭相比，她們還不是最慘的。
（原文有刪節）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張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