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北京大學歷史教授羅新在微博上寫了八個字，「一生所學，只為此刻。」

這是一個怎樣的此刻？有誰同在感受此刻，銘記此刻？一位歷史學家的一生所學可以如何解釋或燭亮此刻？站在這一時刻望向過去和未來，我們能看見什麼，又能相信什麼？帶著這些疑問，泛文化類播客《剩餘價值》邀請羅新老師一起錄製了一期題為「瘟疫、語言和具體的人」的節目，不過這期節目很快遭到封殺。

昨天，筆者摘錄了「瘟疫、語言和具體的人」的第一個部分，以下是這期節目。

剩餘價值：從2017年年末開始，權利被拿走被破壞的情況一再發生。從自己的住所被破門而入，到因無法回到出租屋而被驅逐，我們好像一直都處於一個被剝奪的狀態，包括我們的言論自由、我們的居所、我們的安全，即便是看病，也是有關係有特權就有床位。很多我們所信奉的東西完全失效了，在這種不安全感的驅使下，最後的結論就是我要買自己的房，我要買自己的車，我要變成有特權的人。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這也是為什麼李文亮去世讓大家的情緒達到了一個高點，就是你始終是一個被剝奪的人，然後現在有一個被剝奪的人作為一個犧牲者，死在了他受剝奪的起點上。那天群情激奮，大家都說我們今後就要做一個說真話的人，如果不能說真話我們就不說，但這樣一種美好的良善的願望能實現嗎？當言論自由被剝奪的時候，我們要怎麼去抗爭、怎麼去奮鬥，去爭取我們說真話的權利？

羅新：所以我在微博裡說，天亮之前會更冷更黑。也就是說，你以為這個時候你感受到了別人，別人和你一樣憤怒，別人和你有一樣的情緒，有一樣的認識，甚至有一樣的決心要改變，但是接下來面臨的情況可能會讓你很失望。這些人的聲音你再也聽不到了，這些人的脈搏你再也感受不到，你可能感受到的是來自一個更強大的力量的壓制。

很有可能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也許不會是短短的幾個月、一年、兩年，而是相當長的時間——是更黑暗的，是更糟糕的。所以這個時候我為什麼要寫「一生所學、只為此刻」？就是等，在這個時刻你怎麼度過？對我們的考驗在這裡。

剩餘價值：從憤怒到真正的行動之間的距離太遠了。

羅新：對。在現代世界我們怎麼行動？在現代體制下，個人或者沒有很多資源的人怎麼行動？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想除了爭取自己做一個乾淨的人之外，很難有別的行動。直接的街頭政治時代，恐怕已經過去了。連小區的管理都如此網格化、如此極端，一個大的人群做什麼行動真的很難了。但是我們這次已經看到，這樣的一個體制應付不了任何危機情況，而危機的情況並不來自我們上街去遊行。

剩餘價值：它可能應對的最好的危機情況，就是大家上街去遊行。這個事情也會讓我們看到治理裡面有很多不均質不平衡的地方。過去我們認為，你的信息對於管理者來說完全透明的，你買火車票飛機票都有電話號碼和身分證號，甚至你上車還有人臉識別。可為什麼當一個列車上出現疑似感染者的時候卻無法找到他？原因就在於，這些信息是掌握在治安系統裡面，而不是掌握在衛生系統裡面的。而衛生系統想要調動這些信息要走一個漫長的手續，這個手續甚至長到還沒有發一個微博有效。

這挺讓人絕望的。我們上交這些信息、讓渡這些權利，本來是為了有一天能夠更好地被服務和被保護。事實上完全相反，當我們需要被保護的時候，這些信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羅新：系統不是沒有用，系統是做單一用途的。這其實就是周雪光教授在訪談裡說的，當中央集權不斷加強的時候，地方反而癱瘓了。他們有那麼多資源，卻調動不起來。權力只有一條線索，權力本身是集中化的，在這種情況下，上面一根線一收，底下的線全都繃著朝上，橫向的東西沒有了，而社會真出問題的時候需要橫向的力量。

剩餘價值：我們國家已經沒有社會了，因為它長期抑制社會的成長。所以這次我們就會發現，武漢一開始在那種無政府狀態的情況下，志願者是可以組織起來的，他們其實構成了整個城市物資運送的毛細血管或者通道，但是他們可能受到的阻力恰好是來自政府的，這是一個非常詭異的現象。

羅新：我們社會生活的豐富性總是不容易被充分尊重。越是到現代社會，我們社會的各種功能越是豐富。但是當權力、資源、決策過於單一和集中的時候，當我們說「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時候，就意味著所有功能都要停擺，這是現代社會承受不了的。如果我們是一個小村莊，大家這一天晚上都不吃飯，都來做同一件事，是可以的。但在這麼複雜的現代社會裡，一旦某些功能停擺，都會造成很大的傷害。當媒體不發達或者媒體被管控的時候，這些傷害是看不到的。比如武漢有那麼多透析病人現在不能做透析了，比如一個媽媽帶著自己得了白血病的孩子在大橋上哭。這些人的利益全都被犧牲掉了。他們都跟病毒沒有關係，他們不是攜帶者，不是有危害的人。他們應該獲得同等的尊重，這是我們人類生活的本質。

剩餘價值：李海鵬之前發了一條微博，大概就是說可能疫情結束之後，大家又會稱讚是因為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才控制住了疫情。一個舉國體制的隱患到最後可能變成了一個舉國體制的勝利。

羅新：歷史學者認為，在西方，你看到所有的戰爭、災難性的革命或者是體制性的崩潰，其後果可能是引起了一波新的歷史上升期。比如美國在經濟大蕭條之後，經濟反而有所回升，反而開通了一條向上爬的新的道路。但是研究者也發現，在東方不一定是這樣，災難之後可能是更大的災難，更大的災難後面還有更大的災難，引發災難的那些因素不僅得不到修正，還得到了加強化。

這是我們要注意的。人們說，都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我們該不該反思了？要小心，可能沒有反思，可能是強化。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