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在中國和世界繼續蔓延，中共隱瞞疫情造成的惡果正在發酵。國際醫學界和外界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武漢新冠病毒的來源，很大可能來源於中共武漢病毒研究所，也就是武漢P4實驗室。與此同時，與武漢病毒實驗室相關的事件和人物，也開始出現在公眾和媒體上。

通過梳理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相關信息資料，可以探究這個一向神祕機構的人和事。

中共官方的信息

2015年1月31日，中國科學院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武漢P4實驗室）在武漢建成，標誌著中國正式擁有了研究和利用烈性病原體的硬件條件。這也是亞洲首個即將運行的P4實驗室。

武漢P4實驗室位於武漢市江夏區的中科武漢病毒所鄭店園區內。是「中法新發傳染病防治合作項目」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國家投資建設的大科學工程裝置之一。該實驗室是國家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將成為中國公共衛生防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國內外傳染病防控研究的技術平台。

什麼叫P4實驗室？P是英文protection防衛和防護的意思。根據傳染病原的傳染性和危害性，國際上將生物安全實驗室分為P1、P2、P3和P4四個生物安全等級。等級越高，就能研究具有更大傳染性和危害性的病原。

第一級危害群微生物：與人類成人健康和疾病無關；

第二級危害群微生物：在人類所引起的疾病很少是嚴重的，而且通常有預防及治療的方法；

第三級危害群微生物：在人類可以引起嚴重或致死的疾病，可能有預防和治療的方法；

第四級危害群微生物：在人類可以引起嚴重或致死的疾病，但通常無預防和治療的方法，如炭疽桿菌、霍亂弧菌、埃博拉病毒、天花病毒等。

P4實驗室是專用於烈性傳染病研究與利用的大型裝置，也是人類迄今為止能建造的生物安全防護等級最高的實驗室。如埃博拉病毒等對人體具有高度危險性，但尚無預防和治療方法的病毒必須在P4實驗室中進行研究，因此P4實驗室被譽為病毒學研究領域的「航空母艦」。

除中國外，全球公開的僅有法國、加拿大、德國、澳大利亞、美國、英國、加蓬（法國巴斯德所）、瑞典和南非9個國家擁有P4實驗室。中科院稱，該項目的建成，標誌著中國正式擁有了研究和利用烈性病原體的硬件條件，為中國公共衛生科技支撐體系再添重器。

武漢病毒所所長王延軼的升遷史

武漢病毒所所長的行政級別為正廳級，和地級市委書記、市長平級，現任所長是王延軼。官方是這樣介紹的：王延軼，1981年出生，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生物科學學士，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醫學院免疫學系免疫學碩士，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微生物學博士，研究員。

百度百科顯示：王延軼，在國際權威或主流期刊作為通訊作者（擁有研究成果所有權的）發表11篇；通訊作者論文包括：Immunity1篇，Cell Research2篇，Cell Host & Microbe 2篇,PNAS 2篇，Cytokine Growth Factor Reviews 1篇，Journal of Molecular Cell Biology 1篇，Protein & Cell 2篇等。

80後的女子王延軼為何年紀輕輕，就位居正廳級官位？王的升遷，主要是因為她的丈夫舒紅兵「舉賢不避親」。

舒紅兵，漢族，1967年1月出生，重慶市榮昌區人，201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現任武漢大學副校長、醫學研究院院長。

王所長生於1981年，舒院士生於1967年，倆人相差14歲，女方北大讀大三時兩人相識，當時男方是學院特聘教授，屬於師生戀。

王延軼23歲畢業，兩人結婚，24歲赴美，一邊生子，一邊在舒紅兵任職的科羅拉多大學讀研。

婚後多年，舒院士和王所長，在北京大學、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武漢大學都形影相隨。2005年，舒紅兵到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做院長。安排王延軼提前從美回國在武漢大學當講師並在職讀博，

2010年11月，剛剛拿到博士學位5個月的王延軼，晉升成為武漢大學生命醫學院副教授。此時，該院院長是舒紅兵。

2012年，王延軼任中科院武漢病毒所分子免疫學學科組，研究員/學科組長，此時，舒紅兵已於2011年當選為中科院院士。

2014年11月，王延軼被評為國家傑出青年（博士畢業四年被評傑青），此時舒紅兵是武漢大學副校長，全國政協委員，副部級。

2015年，王延軼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獲得湖北省五四青年獎章。

2018年12月，王延軼升遷為武漢病毒所所長，擔任武漢市第十三屆政協委員會委員，時年37歲。

雙黃連之母和雙黃連之父

2020年1月31日晚，「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所與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聯合研究的這項初步發現被媒體報導。消息發布後，民眾如潮水一般湧入網上及線下藥店搶購雙黃連口服液。當晚2小時內，淘寶、京東、1藥網等電商平台上，雙黃連口服液顯示無貨或下架。還出現了荒唐的一幕：獸用雙黃連也賣斷貨了。在2003年「非典」時是板藍根，2011年福島核電站泄漏時食鹽，這次是雙黃連口服液。

2月1日丁香醫生發文稱，沒有足夠的公開數據能證明它在人體中「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人民日報》當日早間也發微博提示，「抑制並不等於預防和治療」。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用於預防和治療新型冠狀病毒的藥物」。

2月1日，上海藥物所發布聲明稱，其與武漢病毒所1月31日向媒體提供的《上海藥物所、武漢病毒所聯合發現中成藥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一文，內容是準確無誤的。上海藥物所稱，研究團隊通過實驗室體外試驗證明，雙黃連有抑制新型冠狀病毒作用，下一步還需通過進一步臨床研究來證實。

隨後，中共人民日報等官媒傳播報導了這一重大成果，只花了半個晚上，速度之快讓王所長被坊間譽為「雙黃連之母」。

中科院旗下武漢病毒所、上海藥物所和「雙黃連」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不是上藥所第一次推雙黃連，非典後的17年來，不管是H7N9、H1N1、H5N1，還是其它冠狀病毒，只要疫情肆虐，他們總會適時出現，推薦雙黃連。

據多家媒體報導，上海藥物所長期從事抗病毒藥物研究，2003年非典期間，上海藥物研究所左建平團隊率先證實雙黃連口服液具有抗SARS冠狀病毒作用。十餘年來，左建平團隊陸續證實雙黃連口服液對流感病毒（H7N9、H1N1、H5N1）、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冠狀病毒、中東呼吸綜合徵冠狀病毒具有明顯的抗病毒效應。在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疫情發生後，上海藥物所聯合武漢病毒所證實了雙黃連口服液對該病毒具有抑制作用。

早在2003年SARS期間，左建平團隊曾稱，1:100濃度的潔爾陰洗液能有效抑制SARS病毒，對病毒感染細胞具有較理想的保護作用，且對細胞不產生毒副作。

繼2003年宣傳「潔爾陰可預防非典」後，2019年又在論文中宣傳可治療阿爾茨海默症，結果被饒毅實名舉報論文造假。

此次上海藥物研究所公布 「雙黃連可以抑制新型冠狀病毒」， 市場有質疑聲音稱，或許有藥廠利用科研機構做宣傳營銷。記者發現上海藥物所投資或控股多家與藥品相關的企業。

上海藥物研究所下屬的上海綠谷製藥有限公司（2018年6月退出股東列表），綠谷製藥的副董事長丁健，是上海藥物所第六任所長（2004年至2013年），董事耿美玉也在上海藥物所任職。而這家公司卻在2008年被曝光虛假宣傳：

2008年1月，中央電視台曾播出了揭祕「綠谷」騙局的報導。報導稱，從1996年開始，綠谷集團先後推出了三代所謂的抗癌產品，分別是中華靈芝寶、雙靈固本散和綠谷靈芝寶。綠谷集團十餘年不斷變換名稱虛假宣傳，且在沒有審批的情況下擅自發布產品廣告，成為彼時近十年來全國最典型的系列虛假廣告宣傳案之一。

被央視曝光的次年，《解放日報》一篇報導指出，綠谷製藥就與上海藥物所簽訂了總金額數千萬美元的合同，獲得「GV-971」的全球開發許可權，而那時綠谷製藥的年銷售收入只有1000萬元。

這一研究歷經10年，2019年11月初，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有條件批准了綠谷製藥治療阿爾茨海默病新藥——九期一®（甘露特鈉，代號：GV-971）的上市申請，主要發明人是耿美玉團隊，隨即2019年11月28日被饒毅實名舉報論文造假。

據《哈爾濱日報》，1月26日，哈藥集團旗下的中藥二廠、哈藥生物和三精製藥就相繼開工，加班加點生產雙黃連口服液等藥品。恢復生產當天，三精製藥生產了130萬支雙黃連口服液供應市場，是如此的巧合！

從2004年，綠谷開始和上藥所所長丁鍵合作，邀請其擔任副董事長、綠谷研究院院長，另一個董事耿美玉，也在上藥所任職，武漢病毒所王所長的丈夫舒紅兵院士，就是綠谷的關聯人之一。因此，舒紅兵也被稱為「雙黃連之父」。

石正麗的「生命擔保」

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源頭，外界一直質疑是否跟專門研究病毒的武漢P4實驗室有關。對此，2月2日，現任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武漢病毒所新發傳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武漢P4實驗室副主任的石正麗在微信圈聲稱，2019新型冠狀病毒是大自然給人類不文明生活習慣的懲罰，並稱「我用自己的生命擔保，與實驗室沒有關係」。

石正麗的帖子在社交媒體上引起熱議，其中有名為「武小華博士」的微信網友公開要求與石正麗對質的帖子也相當火爆。

「武小華博士」說，「請問你一條命和幾百條人命相比，哪個更鴻毛哪個更泰山。」「現在你論文公布的實驗室數據和CDC的基因對比，這中間如果沒有SPF動物做為中間宿主，會發生這樣的變異？我把話撂這裡，咱們可以公開對質，我看你能糊弄幾個人！本人親自養過SPF動物，也做過SPF基因實驗，你不要把大家當白癡！」

「武小華博士」認為，實驗室發生生物泄漏那就是管理的問題了，並舉例，有些實驗室非常糟糕，向外兜售參與實驗的實驗動物，比如狗當寵物，還有把實驗動物的屍體隨便處理，因為按照醫療廢物火葬的錢更多，更有按野生動物售賣的等等。

在武漢P4實驗室2017年剛投入使用時，美國馬里蘭州生物安全顧問特雷文曾發文，表達過對實驗室的擔憂。

他說：「科研人員計劃將病毒直接注入實驗室小動物體內，這個做法具有不可預測性，小動物會亂跑，你根本不知道它會將病毒帶向哪裡，這不安全。」

石正麗「以生命擔保」這口氣，舒紅兵當年曾說的「我對得起我的祖國和人民」， 只是，做學術要用數據和成果說話，而不是用「大自然懲罰」和「生命擔保」這種煽情字眼。

最新的一個例子子，1月3日，新華社發布了一則判決公告：農大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主任李寧，貪污課題經費3756萬多元，被判刑12年。 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他把研究過程中淘汰的實驗室動物，豬、牛，以及牛奶等，都給賣了，官方認定的截留贓款是一千多萬元。一邊向國家申請經費買豬牛羊研究，研究完了再把這群動物賣了換錢，還一賣就是一千多萬！判決書的日期是2020年1月2日，那時新冠肺炎已開始出現並蔓延。

那麼，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們，多年來在做完試驗後的包括蝙蝠在內的數以萬計的動物，又都是怎樣處理的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