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疫情迅猛擴散，中國省份全部淪陷。為阻止疫情傳播到各地，全國各地正在開啟封路模式，從省份、城市到農村，當地民眾接連製造路障封堵相連的道路，甚至鄉間小路都被阻斷。

湖北相鄰的河南、江西，民眾及地方政府相繼調動挖土機挖斷道路，阻止從武漢及湖北來的車輛通過，河南到湖北的大小道路有多條都遭到挖斷，不僅湖北已成為中國境內的「孤島」，各個省市也都正在成為孤島。

面對這種局面，1月28日，中共公安部部長趙克志在公安部應對疫情的會議中發出指令：對各地未經批准擅自設卡攔截、斷路阻斷交通等違法行為， 要依法處置。

中共公安部的指令，釋放出中共中央政府，正在失去對中國地方政府和中國社會的控制。這一點，還有多個跡象和信息。

武漢市長和市委書記「甩鍋」中央

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採訪說，武漢最初之所以沒有及時發布疫情，是因為武漢政府要披露信息必須先上報中央，得到「授權」。這種說法直接把隱瞞疫情的責任「甩鍋」給中央。

1月28日，在湖北省舉行的疫情發布會上，中共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在回應為何「確診病例大幅增加」的問題時表示，由於「國家檢測權」下放到湖北省，樣本不再需要送到北京，「檢測能力、速度提高」導致確診人數大幅增加。馬國強的說法，等於爆出大料，支持了市長周先旺的說法，不再遵照中共官場地方官員為中央高層擔負事故責任的慣例和規則。

這一點，在幾十年中共歷史上極為少見，只有當中央政府的權威受到挑戰時才會出現。這表明如今中南海正在失去對地方政府和官員的控制。

中國省市各自為政 進入自組織狀態

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1月30日，江蘇省委書記婁勤儉以不打招呼的方式，到高速公路收費站、農村社區等地檢查調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但在農村社區檢查時，婁勤儉一行卻被拒絕入內，婁勤儉隨後又到南京市棲霞區樺墅村，車子到村口時，再次被身穿制服的治安人員攔下。

江蘇地方長官老大被攔截，這條新聞說明，中國地方省市地區已經進入自保、自救和自治的狀態。

翻看多個省份的新聞報導，面對疫情的處理，可以看到如下的一些信息：浙江人正在稱讚自己的老大有胸襟，四川人在稱讚自己的老大專業化、河南人為自己的新老大果斷而驕傲……

因為疫情形勢嚴峻，中央政府要求僅延長假期三天，而廣東首先自主決定再延長假期一週。

種種跡象表明，在這次可能是一次世紀大瘟疫的危局下，為了保命，中國各省已經在事實上各自為政，進入自組織狀態。中國民眾正在打破中共對中國社會的幾十年的全面控制模式。

其實，如今中國社會的狀態，像是歷史的重演。

清朝「東南自保」的歷史重演？

東南互保，或作東南自保，是指清末八國聯軍時大清東南各行省督撫不理會朝廷命令，不與列強宣戰，避免與大清一起陷入戰爭局面。

1900年6月21日，慈禧控制下的清廷以光緒帝名義，向英、美、法、德、意、日、俄、奧八國同時宣戰[註 1]。

當時宣戰詔書下至各地方時，鐵路大臣盛宣懷下令各地電信局將清廷召集義和團民及宣戰詔書扣押，只給各地督撫觀看，並且電告各地督撫，不要服從此命令。張謇、趙鳳昌等人分別勸告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倡議抗命，李鴻章覆電朝廷：「此亂命也，粵不奉詔」，此一電報也鼓勵了東南各省督撫。時局日益糜爛，湖廣總督張之洞隨後提出「李鴻章大總統」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舉李鴻章出任中國「總統」以主持大局，李鴻章幕僚劉學詢並去信孫中山謂：「傅相因北方拳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

劉坤一、張之洞於6月26日，以上海道道員余聯沅為代表，邀約各國駐上海領事商訂所謂《東南互保條約》九條。

東南互保，是清末各地官方實力派人物首次公然聚眾反抗朝廷，此事件使河北、山西以外的地區得以免於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戰亂的波及，同時也使得清廷威信掃地：東南眾大臣抵制的慈禧太后，事後不但不敢處罰他們，甚至還表揚他們「度勢量力，不欲輕構外釁，誠老成謀國之道」，太后與皇室的虛弱乏力表露無遺；而各省亦因八國聯軍入侵而自覺需有自衛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實力人物由此開始軍閥化，並由此展開民國軍閥時代的序幕。

沒有了共產黨 中國會更好

中國從古代朝廷到近代中共統治前的政府，對於民間社會的控制，實際依賴的是士紳階層和家族長老的自覺維持，傳統的禮法家訓和鄉規民約在代代鄉紳的傳承下，形成中國人的倫理底線和生活秩序。

古時朝廷委派官員只到縣令一級，其下則進行鄉紳自治，中國自有「縣寧國安，縣治國治，下亂，始於縣」的說法。

僅翻閱近代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滅亡時的史料，原來一直以為當時全國各地局勢一定是一片混亂，後驚奇發現，面對改朝換代的巨變，中國各地包括大城市在內，除了局部地區的少數戰鬥與官方的改旗易幟之外，城鄉民眾的生活大都比較平靜，沒有大的社會動盪發生。

中共建政後，徹底改變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二元式結構，為了穩固黨的統治，中共嚴密地控制社會運作和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黨的機構從中共中央一直建到窮鄉僻壤，無處不在。

1989年中共在六四屠殺前，北京全城居民聲援絕食學生阻擋軍隊入城，當時中共暫時失去了對民眾的控制，北京民眾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組織性，人們自發地組織了糾察隊維持秩序，陌生人之間的關係變得和諧熱情、甚至連小偷都停止了工作。

在那段時間裡，一個當時親歷的人這樣說：「作為市民和幹部，那些天，我感受到一股正直的民族氣概。罷工、罷課、百萬大遊行，聲討貪腐，要求民主……沒有人再計較是非，5毛1塊地積累著財富的小販不再和學生算計錢，成車的水和乾糧、盒飯免費運進廣場，物價也沒漲，經濟也沒癱，警察也都不橫了，連小偷都罷偷了。無政府的北京，秩序空前的好！哪個說百姓素質低？」

在2011年引起國際媒體廣泛關注的廣東汕尾烏坎村維權事件中，中共的黨委被趕出了烏坎村，村民自發組織了村民委員會，向世界展示了在沒有中共黨組織下，中國農民所表現出的前所未有的高素質與民主能力。人們驚奇地發現，沒有了共產黨，原來生活可以這樣輕鬆和美好。

事實說明，一旦擺脫了共產黨的控制，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國人就會立刻發生根本改變。

如今，在這場世紀瘟疫繼續擴散的危局下，所有的中國民眾，都需要拋棄對中共的幻想，採取自救和自治措施。各地官員應該最大限度地從保護民眾利益和生命的角度出發，突破中共體制的束縛和信息封鎖，做出正確的選擇。

沒有了共產黨，中國會更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