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9年11月23日訊】大多數間諜都會面臨挑戰他們忠誠度的時刻。但這很少會讓他們去思考那些難以想像的後果——被捕入獄坐牢，或者更糟的是叛逃自己的情報組織。

對於此前並不為人熟知的中共情報人員「威廉‧王」（音譯「王力強」，Wang 「William」 Liqiang）來說，今年早些時候，一本假韓國護照的出現觸發了這樣一個時刻的到來。

假護照上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出生地都是別人的信息，但照片是他本人的。他接到的命令是把工作重點從此前的利用隱蔽的間諜行動破壞香港的民主抗議運動，轉向關注如何干預台灣2020年的總統大選，最終目標就是推翻蔡英文總統。

盯著自己在假護照照片上的臉，王先生心裡有些激動。在擔任中共軍事情報系統的「（關係網）斷流器」（cut-out）或「共同受權人」（co-optee）5年後，他意識到自己正面臨著迷失自我的風險。正如他後來所寫的，他正處於將成為「一個沒有真實身分的人」的十字路口。

於是，一些此前不可想像的事情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危險，如拘留、譴責和死亡等等開始在他的腦海中形成。

今年4月，王先生前往澳大利亞看望在那裡學習的妻子和年幼的兒子。在悉尼，在和幾乎不認識自己的兒子玩耍時，27歲的他開始考慮不再返回香港的後果。他覺得把字寫在紙上太危險了，於是他開始在心裡構思一封信。

想像中的這封信的收件人是澳大利亞政府，這封信的內容將詳細地描述他在中共情報系統行動中的角色。它將提供一份前所未有的來自中共情報部門內部的報告，披露中共在台灣、香港和澳大利亞的幾乎不受任何懲罰地開展間諜活動和干涉當地政局的龐大網絡的內幕。他還將描述民主制度——這個他在過去幾年裡一直致力於將之摧毀的制度——所具有的吸引力。

5月下旬，當他還在悉尼的時候，王被自己的領導下令以假身分前往台灣。當時，他作出了自己的最終決定。

之後過了幾個月，他才接到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ASIO）的電話，要求他在某個時間在街角見一個人。於是，現在他已經沒有回頭路了。他決定背叛那個世界上最強大、最無情的中共獨裁政權。

我們從沒有想到過「間諜」這個詞

王立強出生於福建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福建省一邊是武夷山，另一邊是180公里長的海岸，所面對的海峽將大陸與台灣分隔開來。他的父親是當地的共產黨官員，養著他們一家人。

台灣距離中國大陸海岸線不遠，但與大陸之間的鴻溝很深。統治台灣及其領土是習近平統一中國夢的核心。台灣和中共政府並不直接互動，這在東亞造成了一條主要的政治斷層線。

台灣外交部副部長徐斯儉（Szu-chien Hsu）對此評論說，台灣的民主對於中共的專制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威脅。

徐先生對《時代報》（The Age ）、《悉尼晨鋒報》（Sydney Morning Herald）和《60分鐘》（60 Minutes）等媒體表示：「中共把我們的現任政府當作敵人。」他還說，台灣正面臨著「嚴峻」的壓力。長期以來，美國高級官員一直都認為，中共實施了干涉台灣的間諜活動，但由於缺乏來自中共內部人士的證實，中國共產黨得以能夠一直對此進行否認。

直到王立強在安徽財經大學主修油畫藝術專業時，他才了解到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這些深刻的歷史裂痕。但當時，他是透過對中華民族的忠誠愛國的濾鏡來看待該問題的。

當一位該大學的高級官員建議王立強到位於香港的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China Innovation Investment Limited – CIIL）工作時，他欣然地接受了這個機會。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是一家在科技、金融和媒體等領域多元化投資的香港上市公司。王立強不知道自己當時被選中是否只是因為他的承諾還是因為他所表現出來的愛國心。

他於2014年移居香港，並很快意識到自己並不是在為一家普通公司工作。中國新浪網站對CIIL描述稱，該公司的「主要方向是投資於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高質量國防工業資產」。但他無意中聽到公司管理人員私下議論著與中共官員之間的更為敏感的往來。

當王立強終於明白，維護中共及推動其軍隊發展的目標將是他的大部分工作時，他對此並未感到任何的擔心。他回憶道：「老實說，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這反而很有吸引力，」「不但薪酬豐厚，而且我還覺得自己是在為國家做事。當時，我們還沒有想到『間諜』這個詞… …（這是）一個貶義詞。」

非常規獲得信任

正是王的繪畫專業技能將他推進了公司的內部密室。2015年初，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向心（Xin Xiang）要求王立強教他的妻子、同為中國創投公司董事的龔青學習繪畫。

王立強表示：「贏得她的青睞，是我能夠成為核心成員的一個關鍵因素。」

據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信息顯示，向心於1963年出生於江蘇省興化市。現為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的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創業板上市的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會主席、中國科技教育基金會創辦人/會長。

王立強說，不斷受邀到這對夫婦在香港的家中，他的老闆逐漸對他信任起來。向心透露，他的真實姓名是向念心（音譯，Xiang Nianxin），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他曾為中共軍方控制的國防科技工業委員會工作，該委員會致力於推動研發中共的新式武器項目。

向心還聲稱，自己曾為中共高級官員鄒家華工作。鄒家華曾在上世紀80年代擔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通過獲取外國軍事技術，幫助發展了中共的國防工業。

向心還告訴王立強，他是1993年來香港從事情報工作的。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中國創新、中國創投）隸屬於中共解放軍總參謀部，旨在「滲透香港金融市場，收集軍事情報」。該公司的公開信息和報紙相關報導顯示，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與中共軍方主要武器研發生產公司——中國北方工業公司（Norinco）關係密切。

向心告訴王立強，他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購買他國武器，從中竊取美軍武器裝備技術情報」。因此，美國一直在密切監視他。他還說，這些武器都被運往香港。

對於來自《時代報》、《悉尼先驅晨報》和《60分鐘》等媒體的提問，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的一名發言人回應稱，向心不想通過電話回答，因為他從未通過電話與記者交談過。當媒體將問題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向心後，這名發言人又表示，向先生也不會回答，因為他無法證實這封電子郵件是不是澳大利亞政府為了獲取情報而祕密發送的。

王立強說，最終，他成為了向心團隊的重要成員。去年10月，王立強向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提供了一份冗長的宣誓聲明，其開篇段落毫不含糊地表明：「我本人參與了一系列間諜活動。」

在香港民眾和中共政權之間的緊張關係已經爆發為街頭暴力衝突之際，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聲明。西方安全部門的消息說，王立強所說的是實話。

銅鑼灣書店五人組行動

王立強加入的中共香港情報機構的總部設在香港德輔道西（Des Voeux Road West）一棟不起眼的寫字樓裡，外面是一條繁忙的街道，街上一些小販們在賣海味。

香港抗議者的遊行就曾經過這棟大樓，並高呼民主和反對被稱為「送中」的引渡法和北京收緊管制的口號。但在抗議集會演變為遭到街頭圍攻之前，最讓香港人感到恐懼的就是該地點附近的銅鑼灣書店五名相關人士被失蹤事件。

這個銅鑼灣五人組於2015年10月先後失蹤，但之後都在中共大陸再次出現，並透露他們曾被拘留和審訊。中共政府一直堅決否認他們遭到綁架的指控。五人的其中之一李波，告訴一家親中共的電視台稱，他是自願回大陸的。

但王立強講述了一個不同的故事。他說，綁架這五個人的原因是該書店出售的書籍作品讓中共很不高興，其中包括一本名為《習近平和他的六個女人》的書。

王立強說：「（我們的特工）後來告訴我們，他派了6名特工把李波從銅鑼灣書店的倉庫直接帶到了中國大陸。」他還補充說，這次行動是由 CIIL 內部人士組織和監督的。「我負責協商要執行的任務… … 我和（團隊負責人）在向心家裡進行了協商。」

西方安全部門的消息人士說，王的說法很可能是準確的，這得到了另一位被拘留的書商林榮基（Lam Wing-Kee）的證實。林榮基在上個月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他確信李波是被綁架的。林榮基逃到台灣是為了避免再次被中共拘留並遭受可怕的折磨。

王立強說，這次行動在香港所引發的恐懼是有意為之的。中共政府希望「對這些人產生徹底的威懾作用」。

核心和中樞機構

王立強說，向心的公司只是個幌子。它的真正業務是作為北京情報機構在香港的「核心和中樞機構」。「它與大陸直接接觸… … 扮演著軍事情報部門最高層和最低層之間的溝通角色… … 。」

王立強是一名中間人，既從事情報工作，也從事干涉當地政治的工作，還要將北京老闆的命令傳遞給香港的特工。他聲稱，他在前往大陸期間，他曾會見了軍方高級人物，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與中共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後來改名並重組）以及其他中共機構和官員進行了聯絡。王立強說，向心和習近平辦公室的執行官員保持著私人聯繫。

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分析師、最近出版了《中國共產黨間諜活動：情報入門》（Chinese Communist Espionage：An Intelligence Primer）一書的作者之一彼得•馬蒂斯（Peter Mattis）表示，王的角色似乎是一個情報網絡中的「斷流器」（cut-out）或「共同受權人」（co-optee）。「情報官員經常會組織一套實施情報收集或干預當地政治行動的各方資源，而他充當了代表不直接出面的情報官員的聯繫發令副官的角色。」

美國的反情報評估報告稱，中共的間諜系統使用的是「利用假扮成外交官、記者、學者或商人等各種身分掩護下」的「聯繫斷流器」 或「共同受權人」來「負責發現、評估、鎖定、收集和運作各方資源的行動」。

王立強表示，他發誓必須要對所有人保密——只有一個人例外。他可以和他所教授畫畫的那個女人，向心的妻子龔青談論這些事情。因為，他聲稱，她是向心的核心圈子的一部分。隨著與龔青的關係越來越親密，他把自己所了解到的有關龔青生活的細節也記錄了下來。她對中共正在香港和台灣進行的情報活動非常熟悉。她還在南澳大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讀研究生。這最後一個細節讓王對叛逃到澳大利亞持謹慎態度。

「這是我所害怕的。由於她在澳大利亞學習，我不知道那裡的中共情報網絡中究竟有多少人。」

他們願意為我們工作

香港的教育產業自「反送中」之後就爆發出了暴力衝突事件，這也是王立強負責的一個主要戰場。他的組織通過包括中共科學技術教育基金會（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Foundation）在內的多個渠道將學生列為目標。這個基金會是一個得到香港政府認可的慈善機構。公司記錄證實，該公司由向心控制。

王立強說：「他們已經滲透到了香港所有的大學，包括學生會和其他學生團體和機構，」「（一些）中國大陸學生… … 如果他們能得到一些小恩小惠，能獲得機會出席某些場合，他們就會很願意為我們工作。」

王立強被任命負責組織和「教育」來自大陸的學生，並「引導他們的思想」。

「我與他們交流思想，了解他們的思想，然後用愛國主義影響他們，引導他們熱愛國家、熱愛黨和領導人，並強烈反擊那些支持香港獨立和民主抗議活動的人士。」

他還幫助成立了校友會，以建立打擊持不同政見者的網絡。

王立強透露說：「我們還派了一些學生加入學生會，他們假裝支持香港獨立，」「他們發現了那些支持獨立的活動人士的信息… … 並進行了『人肉搜索』（這是一個中文術語，指利用博客和論壇等互聯網媒體資源進行個人信息的搜索）。」然後他們「公開了所有的個人信息，包括這些人的父母和家庭成員的信息，然後我們對這些人進行口頭攻擊，咒罵他們。」「最終（我們）有效地讓他們噤聲。」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CIIL） 的另一個戰場是香港的媒體。王立強說，他們的公司投資了香港的新聞媒體和機構，任命和影響高級媒體人員來支持配合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口徑，壓制不同的聲音。

他說：「許多（香港）媒體機構都處於（向心）的控制之下——他要麼實際或名義上持有這些媒體的股票，要麼持有所屬公司的股票。目前，香港的戰場主要是民意導向。」

據王立強說，中共在香港的最高級別的情報人員之一，是一家主要亞洲電視網絡的高級經理。他還在銅鑼灣書商李波的綁架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出於法律原因，《時代報》、《悉尼先驅晨報》和《60分鐘》決定不公開報道這位電視媒體高管的姓名。

王立強透露說：「他就是組織特工綁架和迫害香港民主活動人士的人，」此人「目前是一名擁有師長級別的軍隊幹部。」

中共可以為所欲為

中共綁架書商的做法令王立強感到恐懼。他意識到，「中共可以為所欲為。所以我在香港感到相當害怕。」

讓他更加擔心的是，他所在組織的成員與「也代表中共政府」的三合會——黑手黨組織之間的聯盟關係。

繪畫成為了王立強逃避現實的方式。他的藝術呈現出一種閃閃發光、色彩繽紛的特質，描繪那些能喚起遠離城市鋼筋水泥的地方和情感。每次當他與在澳大利亞學習的妻子米婭（Mia）交談的時候，他總是談個沒完，不願停下來。

2017年1月，米婭告訴他，她懷孕了。他不知道將來該如何向孩子講述自己的工作，以及他們在香港或大陸的生活。但是他的老闆下令他繼續去工作。

台灣在2018年舉行的所謂「九合一」選舉（台灣從縣長到市長等職位均在該選舉中產生）為北京提供了一個挑戰蔡英文總統的機會。王立強幫助指揮了一次重大行動，最終目的是讓蔡英文下台，轉而支持親北京的候選人。

王立強說：「我們在台灣的工作，也是我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滲透到媒體、寺廟和基層組織。」

他幫助中共情報機構建立了一支「網軍」 ，主要由大學生組成，以期改變台灣的政治辯論方向和候選人的命運。

他透露說：「在台灣，我們擁有很多地方——餐廳和 IT 公司——我們要麼把它們收購了，要麼對它們進行了投資。」「如果我們想攻擊某人，我們可以立即破解他們在香港的臉書Facebook」，並利用虛假的 IP 地址發布反民主信息。

王立強說，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還投資了台灣的媒體公司，並與台灣的電視台建立了祕密聯盟，允許對台灣媒體的新聞進行控制和審查。他提到說，食品製造商和媒體所有者旺旺集團是關鍵盟友。

王立強說：「我們還控制媒體宣傳，比如購買它們的廣告來左右他們的報導，讓它們的報導有利於我們所支持的那些候選人。」旺旺集團的所有者蔡衍明已經「與向心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和合作。」英國《金融時報》8月份的一篇文章指責「旺旺中時媒體集團」接受了北京方面的編輯指示，但被該集團斥為「假新聞」。

王立強還透露，除了將媒體的正面注意力引向包括台灣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在內的政界人士之外，他還幫助為反對派提供了基層政治支持資金。「我們對國民黨候選人… … 給予了全力支持。然後，我們還向寺廟捐款，組織那些信徒去遊覽中國大陸和香港，並通過統一戰線的宣傳影響他們。結果，我們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 這是一個輝煌的戰績。」

「我的心極度悲傷」

對王立強來說，這是一場空洞的勝利。他的兒子出生於2017年11月。王立強本想去澳大利亞看望他，但他在2018年干預台灣選舉的成功意味著他被賦予了一項新的任務：繼續干預2020年的台灣總統大選，目標是讓蔡英文下台。這時候，他收到了一個裝有假身分證件的信封。

他表示：「我被要求改名換姓，去台灣當間諜。」

王立強干預台灣選舉的行動的其中一部分將依賴於他所稱的「台灣黑社會」 或三合會。但王立強擔心自己會被台灣反間諜機構抓捕。連續幾個小時，他瘋狂地作畫，並謀劃如何叛逃。

他說：「如果我出了什麼事，我的家庭就完了。我的家人，我年幼的兒子怎麼辦？ 誰能營救和保護我？」

2019年早些時候，王立強告訴老闆向心的妻子，他需要去澳大利亞看望兒子。之後，他於4月23日飛往悉尼，並且知道，自己再也無法回家了，也不會再見到父母了。

王立強說：「每當我想起這件事，我就非常難過。我的家人，不僅是我的父母，還有我的祖父母… … 我們的電話被竊聽，我不敢多交流。這是最悲傷的事情… … 我的心非常悲傷，沒有任何語言能夠表達我的悲傷。」

他的家人和妻子都有很強的共產黨血統——都是黨員，忠於國家。他說：「我真的不知道這會給我的餘生帶來什麼。」

「我很清楚，永遠不能信任中共。一旦我回去，我就死定了」

在王立強抵達澳洲7個月後，澳大利亞情報組織才給他打電話——該情報組織很可能在他的庇護申請被遞交到移民官員手中之前，並不知道他的情報價值。與此同時，王立強也在澳洲不斷地搬家，不斷地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並採取了反監視措施，觀察有沒有人跟蹤他，他還改變了他的日常生活作息。他和兒子一起畫畫、玩耍，並眼睜睜地看著香港的抗議活動變得越來越激烈，因為那些有可能就是他招募來的人開始對抗議活動進行反擊。

漸漸地，他的世界觀改變了。

王立強表示：「中共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根本無法創造出優秀人才，因為這是極權主義，是獨裁，」「我希望我的孩子和家人能夠… … 為人類做點什麼。我認為，在澳大利亞，這是可以實現的。」

王不願透露他向澳大利亞情報組織都透露了什麼信息。但他願意幫助澳大利亞政府了解中共的情報系統，而且他對這些特工的運作有所了解。馬蒂斯（Mattis）表示，王立強先生所披露的信息是前所未有的、很有價值的，而且也是非常勇敢的。到目前為止，其他一些數量相對較少的中共叛逃者一直保持沉默。

王立強表示，他希望自己的公開言論能夠激勵香港和台灣的爭取人權和民主的鬥爭。他把自己與中共政府及其強大的情報機構對抗的決定描述為「一隻螞蟻挑戰一頭大象」。但至少，他說他的兒子有一天會明白，他的父親是為了真正重要的東西而挺身而出。

不過現在，他還是在無人區，一邊倒計時數著他的旅遊簽證何時到期，一邊小心翼翼地保持著警惕。

他說：「我非常清楚，永遠不能信任中國共產黨。一旦我回去，我就死定了。」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