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落幕後不久，官方突然宣布習近平的親信、中共公安部常務副部長王小洪兼任公安部特勤局局長。11月2日，王小洪首次以該身分亮相，主持召開了特勤局黨委（擴大）會議。

特勤局是中共去年啟動公安系統改革後設置的機構，其前身是公安部八局，其負責警衛的主要對象是中共國家領導人中的「四副兩高」，即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及國務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長和最高監察院院長等。王岐山、曹建明、劉鶴、楊潔篪等都屬於被負責警衛的對象。

不過，按照大陸財新網的報導，中共公安部絕大多數新設局級機構一把手，並不由公安部副職領導層兼任。因此，正部級的王小洪此次屬破格擔任特勤局局長，格外引人關注。也因此，有分析指出，這樣的任命暗示未來特勤局的職責很可能還包括對正國級的保衛工作，即將隸屬於軍隊的中央警衛局納入到特勤局管理。由於王小洪是習近平的福建舊部，習任福州市委書記時，王就是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長，負責習近平的安全保衛，所以這種可能性並不能排除，同時也可以說的通為何特勤局局長要高配。

王小洪的新兼職以及如果特勤局的職權擴大，折射的其實是中南海面臨的兩大危機。

第一個黨內危機重重。在內憂外患下，中共黨內有人蠢蠢欲動，習近平的個人安全也極有可能受到了威脅，其不久前發出的「禍起蕭牆」論，即暗指中共黨內有人要作亂，應不是無的放矢。為了預防蕭薔之亂，除了繼續打擊對手外，習近平亦需要加強自身的安保，並由所信任之人具體負責。跟隨其多年的王小洪應該是最佳人選。

除了加強習近平的安保外，王小洪任特勤局局長的另一個目的應該是在保衛副國級領導人的同時，掌握他們的活動軌跡，對他們進行監視，起到威懾作用。這也同樣是習近平防止禍起蕭牆的一個舉措，這表明習對身邊的人也難以信任。

第二個危機就是習近平在黨內可信任、可使用的官員有限。儘管中南海高層一再警告中共高官要做到「四個看齊」，要向習表忠心，並且先後通過反腐和開展整黨、洗腦，清理門戶，但人們不難發現，在大量官員落馬和高官們表忠心後，中共黨內存有貳心的官員並未消除，而且不少官員怠於政事，只是很難一一洞察。

換言之，習真正信任和可以依賴的高官並不多。中南海的雜音且不說，單說王小洪出任公安部常務副部長以及習近平空降其他人到公安部，替換江派高官後，公安部乃至政法委與習陽奉陰違並未終結，原因就在於中層官員並未從內心聽從這些空降高官的指令，反而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導致這種現狀的主因是邪惡的中共的逆向淘汰機制，即那些正直、敢於直言，不賣官鬻爵、不貪腐的官員大多已被排除在體制之外，體制內奸臣當道，官員離心離德，除了拚命為自己和家族攫取利益和保存自身外，沒有人真正為人民的福祉著想，沒有人為國家真正走向繁榮昌盛挺身而出，自然也沒有人真心效忠當權者。此時中共的官場與大明王朝最後的崇禎皇帝時期官場有得一比。

幾百年前，面臨內外交困的崇禎帝也期待有所作為，重振大明王朝，但其所任用的首輔周延儒，專以賣官鬻爵、排擠正人君子為事，不思報效朝廷，並引溫體仁進入內閣，狼狽為奸，致使賢人遠離，國家政治一日壞過一日。但崇禎卻不自知，還認定周延儒是個賢人，對他是言聽計從，還尊稱他為「周先生」。當今中南海中的政治局常委王滬寧，似乎在扮演類似的角色。

此外，剛愎自用的崇禎在位十七年中，共殺了近20個督撫大吏，致使臣心渙散，而如今的北京當局選擇性的反腐，亦讓中共諸多官員所謂的表忠心也是說一套做一套。

在李自成大軍逼近北京時，崇禎才徹底認清了自己所信賴、自認為忠於自己的大臣的本色。彼時因為國庫空虛，軍餉缺乏，崇禎發出號召，讓大臣、皇親國戚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三萬為上等」。但讓崇禎失望的是，內閣首輔魏藻德僅捐了500兩，太監首富王之心捐了1萬兩，國丈周奎在崇禎的哀求下也只捐了1萬3千兩……沒有一個人達標。更多的權貴在哭窮、耍賴、逃避，有的把自家鍋碗瓢盆拿到大街上練攤，有的在豪宅門上貼出「此房急售」……這場募捐運動總計只募得20萬兩。難怪崇禎嘆道：「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反觀當下，有多少官員完全不顧中共的危機，將攫取的巨額資金轉移到國外，家人移民？

而明朝臨危受命的最後一任首輔魏藻德，在城破前三天，被崇禎問道有何對策時，就是一聲不吭，氣得崇禎一腳踢翻了龍椅。當其投降被李自成問為何不殉死時，他居然回答「方求效用，那敢死」。與之對比，這樣靜候中共滅亡的官員究竟有多少呢？

中南海不得不面對的這兩大危機隨著王小洪的新兼職浮出水面，加之中美貿易戰懸而未決，香港民眾抗議難以解決，以及頻頻出現的債務危機、國內通脹通縮嚴重，大量融資平台爆雷和美國十幾大基金擬從香港、大陸撤資等，今年北戴河期間中共某元老的題為「明年是否還能在北戴河相見」的公開信中所暗示的中共未必能撐到明年，焉知不會成真？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