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的家人們放心吧，大家都在抗爭。大不了是一死！能以我血我命保護香堂幾千戶鄰居們不要流離失所、甚至推動中國法制建設哪怕向前一毫米，值了。況且我年近七十周歲，已悟透生死，視死如去遠方。
我沒有後代，女兒以後會進寺廟，房子將捐贈給公益事業。所以我無牽無掛。能與眾多好鄰居們一起面對危難、共灑鮮血、同赴死亡，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我很安心。以上權當我的遺書吧。」
這份遺書的作者叫郭嶺梅，她有兩個身分，一個是著名紅色詩人郭小川的女兒，一個是中央電視台新聞紀錄片廠（原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的編導。換句話說，郭嶺梅既是紅二代，又是體制內的中產階級。
郭嶺梅為何要寫遺書呢？這就要說到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香堂強拆事件了。
據媒體報導，一場以清理「違建」為名的強拆運動眼下正席捲北京全市，昌平區崔村鎮香堂文化新村首當其衝。
2019年10 月 17 日，崔村鎮政府貼出通知，要求香堂文化新村業主 18 日前自行拆除（通知日期卻詭詐地寫成 15 日），否則政府將予以強拆。這意味著香堂村 3800 多套別墅將轉瞬夷為平地，業主們眾價值一百多億元的財產將一夜化為烏有，多少戶舉全家之力購得的房產將無端憑空失去，其中大量的唯一住房者將被迫流離失所。
消息傳來，輿論譁然，人們震驚了，開始不敢相信，繼而群情激憤。10月18日中午，上千名業主到中心廣場集會，並高喊「保衛香堂」、「抗議強拆」的口號，抗議昌平區崔村鎮進行強拆，但政府沒有給予任何答覆。業主們接著只好到市、區、鎮各級政府和國家信訪部門上訪請願。連日來，村民和業主上萬人無法安心工作和生活，許多老人在留遺書，很多人表示拚死一搏，與自己的家園共存亡。目前，小區內部分地區已被斷電斷水，警察布滿了一些準備抗爭的小區。消息傳開後，不但迅速在國內發酵，連境外、國外都引起了連鎖反應和強烈反響。
香堂文化新村始建於 1993 年，原是個貧困村，為脫貧致富，該村採取村出土地、建毛坯房，外來居民再出錢完善房屋的方式，於 2002 年前建成了 3800 多套別墅，逐漸形成了一個比較成熟的社區。近 20 年來，香堂村的名氣越來越大，獲得了一系列榮譽。如 2002年和 2003 年獲得「首都文明村」和「文明標兵村」榮譽稱號，被評為 2007 年度「北京最美的鄉村」，還是 2008 年「北京奧運旅遊接待村」。北京市主流媒體也先後多次正面報導。
可是，業主們萬萬沒想到的是，當年他們購買房屋後，明明當地村委、鎮政府向自己頒發了「榮譽村民」證書，收繳了管理費和印花稅，簽訂了購房協議，加蓋了村委和鎮政府兩級2公章。同時，香堂村也向鎮政府繳納了基礎設施建設費和購房手續費。也就是說，他們擁有的住房是合理合法的。可如今，政府居然翻臉不認帳了，他們當年耗資少則百萬元，多則幾百萬元買的房子竟成了「違建」，連小產權房也不算了，要強行拆除。在抗議現場，一名業主氣憤的質問崔村鎮官員：「你們發的一張紙，就把幾千戶，多少億的財產，幾萬人給推了，你們憑什麼？你們的根據何在？憲法保護私有財產，你們所做的條文和規劃法，全部都是在我們入住以後的事。」試想，當年賣房的是鎮政府，如今說是「違建」的也是鎮政府，下令拆除的還是鎮政府，如此出爾反爾，天下還有比這更荒唐、更野蠻、更不講理的嗎？
香堂村的強拆其實只是這次昌平區強制拆遷別墅小區的冰山一角。日前自家別墅面臨強拆的北京昌平區市民林先生告訴自由亞洲電台：「這一次他們75天計劃要拆遷105個項目，一個項目就能多達幾千棟房子。」
據悉，此次強拆的政策背景始自去年的秦嶺別墅案。秦嶺事件後，中共國務院於今年5月召開了全國「違建別墅」問題清查整治專項行動電視電話會議，此後省一級政府全面開展了專項清理活動。儘管官方宣稱這項行動旨在保護生態環境，但這其實只不過是中共為搶奪老百姓的私有財產而編造出的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事實上這輪強拆關係到即將在明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土地法》。新《土地法》規定，農村的集體所有制的土地，可以合法的自由流轉，這樣一來，北京政府就拿不到這一份利益了，所以它要趕在1月1日新的《土地法》實施以前收回土地。
就我所知，香堂文化新村裡，除了當地村民，還有藝術家、文化名人、海歸及大量退休有影響力的人在此買房，是當地有名的小別墅區。也就是說，業主中有很大一部分屬於中產階級。此前，北京市政府曾經以2017年11月底在北京大興區發生的一場火災為藉口，發起大規模驅逐低端人口的行動，把社會底層的外來務工人員從北京市近郊地區強行驅逐，引發國際輿論的關注和譴責。因此，也有人把北京市政府現在發起的強拆所謂「違章建設」行動稱為「驅逐中端人口行動」。
從驅逐所謂「低端人口」再到驅逐「中端人口」，導致這些亂象的根源是什麼？很顯然，就是中共對民眾切身利益的肆意侵犯。它也再一次說明，在中共的一黨專政之下，不僅是底層民眾，即便是中產階級，其權利與權益都是毫無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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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