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太皇太后在世時，尊崇黃老，抵制新政，新即位的漢武帝出於孝道，暫緩大刀闊斧的政治舉措，隱藏心中規劃的帝國藍圖，當了幾年韜光養晦的清閒皇帝。這期間，漢武帝表面上忘情山水，打獵遊玩，擴建上林苑，與文人雅士吟誦歌賦。不過，他內心並沒有忘記國家大事。

建元五年（前136年），竇太皇太后突然病篤，無瑕顧及政事，漢武帝下詔恢復博士官，召回之前被罷黜的儒生，再次拉開尊儒的序幕。次年（前135年），竇太皇太后去世，漢武帝再也沒有任何顧忌和障礙，真正走上領導大漢王朝邁向強盛的道路。

在漢武帝再度掌握朝政的第二年，他召見大臣，商討國家方針大政。曾作《天人三策》、讓漢武帝相見恨晚的董仲舒也在其中。董仲舒從儒家思想出發，再次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成立太學、設立明經之師，為國家培養人才。沒有了阻礙、渴望著大一統的漢武帝，開始正式推行董仲舒的建議。

五經博士

儒家文化，非常重視道德教化，視其為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務。要實現教化作用，必須有完善的教育制度。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就已經著重提出了興辦學校、增設教師以培養人才的建議。

他說：「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虐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董仲舒口中的明師，是明經之師的意思，也就是朝廷中的博士官。太學和博士古已有之。太學中的「太」即第一的意思，中國人喜歡把高、大、甚、最這些意思，與「太」字相關聯，譬如太陽、太空、太子等等，而太學就是指最高學府，即天子執掌的中央大學。

上古時期，中國已經有高等學府，董仲舒說：「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夏、商、周三代的大學稱謂也各不相同，西周時出現太學一詞，又名「大學」，天子和諸侯都能設立太學。不過，當時的太學不是單純的學府，還是舉行祭祀、宴會、選拔武士、議定作戰計劃的場所。直到漢武帝時期，太學才成為專門傳經授業的中央官學。

我們再簡單介紹下古代的博士。博士之名，始於戰國，具有教授弟子的職能。秦始皇時期，博士多達70人，不僅有儒生，還包括其他學派或擅長詩賦、方術、卜筮等專長的人。秦博士隸屬於九卿之一的掌管祭祀典禮的太常，不再承擔教育工作，而是博古通今、具有專門學術知識的朝廷顧問。

漢承秦制，諸子百家都有博士。公元前136年，漢武帝為《易》《禮》兩經增置博士，與文帝、景帝時所立的《書》、《詩》、《春秋》博士合為「五經博士」。這五經就是今天人們熟知的「四書五經」中的五經，都是儒家經典。漢武帝的舉動並未遭到竇太皇太后的反對，一個是當時太皇太后本人年邁病重，更主要的原因是，漢武帝僅僅完善博士機構，並不屬於新政。

董仲舒的建議，是將博士與太學制度結合，確立以經術造士的制度，因而五經博士與漢初的博士官有很大不同：第一，博士從太常處分離，恢復戰國時的獨立性，學術性更強；第二，博士重新取得了教授弟子的職能，成為主掌五經的國家最高學府的學官，堪稱「天下宗師」；第三，也是最大的變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正式成為國家的制度。也就是說，除了儒家學者外，其他任何學派的學者都失去擔任「博士」的資格和機會。不過，即便是儒家學者，要想成為博士，所研究的也必須在「五經」之內，即便在一個方面或多個方面有所成就，超出這個範圍也無法成為博士。這也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真正含義。

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是，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主要推崇的是「公羊春秋學」。這是研究以《公羊傳》解釋《春秋》的學問，《公羊傳》即《春秋公羊傳》，或叫《公羊春秋》，相傳為戰國齊人公羊高所著，專門闡釋《春秋》。最初只有口頭流傳，漢初才寫成書，並受到漢景帝的重視。漢武帝之所以推崇公羊春秋學，應與其所闡釋的「春秋大義」包括尊王、維護中央最高權威、主張「大一統」等，深深契合漢武帝的宏偉志向。

完善太學

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皇太后去世，漢武帝的舅舅田蚡復出，擔任丞相。次年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再次徵召賢良方正的諸儒生，展開對策會議。這次，拔得頭籌的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儒生公孫弘，他和董仲舒一樣，都是研究公羊春秋的大儒。公孫弘是位大器晚成的儒士，40歲才開始研習《春秋》，60歲被推舉為「賢良」，參與建元對策；後來出使匈奴，因覆命之言不合漢武帝心意，稱病回鄉，直到元光元年才復出。

在元光元年的對策環節中，漢武帝詢問天人之道，公孫弘在策論中強調天子須身正，為百姓樹立信義。他還提出治國安民的八項主張，主要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國家要節儉，輕徭薄賦，愛惜民力，為百姓創造良好的生產與生活條件；二是朝廷用人要因任授官，也就是根據才能授予官職，任人唯賢，賞罰分明，使官盡其責、人盡其才。其思想中既有儒家的仁義、講求德政，認為「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也有法家的因能任官、法義結合、賞罰分明等，這與漢武帝的治國理念同樣契合。

一開始，官員在審核這一百多篇策論時，把公孫弘的文章列為下等。但是漢武帝看過後，卻把他的文章選拔為第一。之後，公孫弘被漢武帝召見，因為一表人才被任命為博士，後來又被擢升為左內史、御史大夫和丞相，還被封為平津侯，一路平步青雲，成為文臣之首。

公孫弘的主要貢獻，在於幫助漢武帝將「尊儒術」的政策落實。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頒布一道興學的詔書：「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詔書中強調了制禮作樂的重要性，並命太常商議置博士弟子的事宜，希望地方崇尚教化，達到砥礪賢才的目的。於是，作為宰相的公孫弘，與太常官員一同擬定出五經博士設弟子員的措施：

一、遵循「三代之道」，以實現天下「教化」為務，先辦好中央官學，而後推廣於地方。

二、規定為博士官設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擇民18歲以上、儀狀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們所擔負的國家徭役賦稅。

三、設「受業如弟子」的旁聽生。由郡國、縣道邑推薦「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的優秀青年，經郡守、王相審查屬實後送報太常，成為旁聽生。旁聽生沒有定員。

四、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規定滿一年後舉行考試，如能通一經以上的，就補文學掌故缺，特別優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經者，令其退學。

漢武帝接受公孫弘的建議，在京師設太學，並選出5名最有學問的鴻儒做五經博士，50名最優秀的青年做博士弟子（太學生）。學生學習的課程為五經，考試通曉其中一藝者便授予下級諮詢官吏之職，優秀者可充任皇帝侍從，更加優異者破格提拔。從建元年間興太學、置「五經博士」，再到元光年的博士弟子制度，太學制度臻於完備。

與興辦太學相應的，地方、郡國也相繼開設學校，設立學官，置學官弟子。《漢書‧循吏傳》中說：「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漢武帝在全國範圍推廣儒家教育，對儒學振興同樣起到重要作用。

由於博士是朝廷官員，博士弟子中的優秀者也可當官，經學就與政治和仕途產生緊密聯繫。在漢代朝廷中，許多名臣都是經學大師或博士弟子，出現《漢書‧儒林傳》說的「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的盛況。這種學而優則仕的制度，吸引了天下讀書人致力於研習經學，並以此作為取仕做官的途徑。特別是之前提到的公孫弘，他以個人晚年拜相封侯的勵志經歷，引領了同時代文士的學經之風。《漢書‧儒林傳》中說道：「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勢的強大，西漢太學規模不斷擴大，博士弟子在西漢時多至千人，東漢末年更增加到三萬人。太學不僅為國家培養優秀的儒家學者和官吏，也為漢武帝的統一大業奠定了基礎。通過興太學、設置五經博士和博士弟子等政治舉措，漢武帝成功地讓儒學取代黃老之學，並成為中華王朝正統統治思想。儒學的這種主流地位延續到清朝都沒有改變。

悉延百家

漢武帝實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不是文化上的專制，他非但沒有排斥其它學說，更沒有採取滅絕百家的極端措施，其「罷黜百家」僅僅是罷退諸子學官。在確立儒學為官方學術的前提下，漢武帝在文化、學術、思想領域中，實行的是「悉延百端之學」的策略。他的施政思想，不僅有王道，也就是儒家，還包含了霸道即法家、道家、陰陽家等等。其實儒家學說本身是包容性很強的思想，它的五經中的《易經》也是道家和陰陽家的經典，《書經》還是夏、商、周三朝的行政法典。

《史記‧龜策列傳》描述為：「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漢武帝即位後，除了學官獨用儒家，在其它方面都是廣開藝能之路，全面招延百家學問，招攬精通某種技能的人才，各按所長，隨才錄用。有的能夠侍奉左右，極盡君臣親厚之意；有的甚至官至公卿，一展平生文武之才。比如前朝奉行黃老的老臣汲黯，在武帝時期仍受重用，歷任滎陽令、中大夫、太守、都尉；著名的酷吏張湯，是法家代表，用法嚴峻卻為官清廉，很受武帝寵信，歷任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主父偃擅長縱橫術，因為上書言事受到賞識，以平民身分封為郎中，一年內四次被破格升遷，官至中大夫。而在民間，漢武帝同樣允許各類學派的活動。

顯然，漢武帝儘管重視儒家學說，但卻不拘泥於一家，而是為了其統一大業，選取諸家學說中有用之處為其所用。

蒐集遺文

無論是尊儒還是悉延百家，都反映出漢武帝對文化學術開明、尊重的態度。舉國的文化學術活動不僅沒有因為尊儒而衰落，反而更加繁榮。而漢武帝對文化的又一大貢獻，就是大規模地蒐集前代典籍文章，並使之成為漢朝的一項文化工作。

楚漢戰爭時期，項羽入駐咸陽後，火燒咸陽宮和秦始皇陵，大火三月不滅。這場大火造成了對中國文化的巨大破壞，使秦始皇統一天下後辛苦建立起來的所有檔案，以及先秦以來眾多的文化典籍毀於一旦。「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秦以前的華夏典籍幾乎都被付之一炬。漢初，朝廷開始蒐集遺書，《漢書‧藝文志》載「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但是由於缺乏專門官員和具體可行的措施，搜尋的成果並不顯著。到了漢武帝時，社會仍然存在「書缺簡脫、禮壞樂崩」的問題，漢武帝也為此嘆息「朕甚閔焉」！

漢武帝不滿於漢初搜尋遺書的工作狀況，在元朔五年的詔書中也提到了蒐集經典文獻的重要性：「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漢書‧武帝紀》）「舉遺」指的就是蒐集古代遺文。為此，漢武帝展開了一系列措施：「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漢書‧藝文志》）他成立專門機構和官員，建造用來謄抄古書的竹簡，把蒐集到的諸子學說、禮樂經籍、詩詞歌賦等天下文章，都收藏在國家圖書館中。《隋書‧經籍志》還記載，漢武帝曾下令，丞相、太史令、太常、博士官，都有搜尋天下書籍的責任。

在中央大力搜求遺失經典的同時，地方郡國也爭相效仿。比較著名的當數河間獻王劉德，據《漢書‧景十三王傳》載，獻王「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百姓貢獻珍貴的書籍，獻王就派人抄錄副本，留存真本，並重賞獻書者。因而當時的學者不遠千里匯集到獻王處，進獻祖先留下的藏書，以至於獻王一人的藏書量與整個漢朝相當。

還有一位魯恭王劉余，曾拆毀孔子舊宅準備為自己擴建宮殿，卻在牆壁中意外發現了《尚書》《禮記》《論語》等幾十篇古籍。這些孔壁中的古書，和漢廷藏書相比，《禮記》多出39篇、《尚書》多出16篇，而且用古篆文寫成，通稱「古文經」；五經博士所用的經書，用漢隸書寫成，世稱「今文經」。古文經最後都進獻給漢武帝，豐富了朝廷藏書，而經學領域中的古今文之爭，也由此而來。

搜尋古代遺書的行動，由漢武帝大力倡導，成為貫穿大漢王朝的文化風尚。大量的古文獻經發掘、整理、珍藏，重現人間，為漢代的經學、史學、文學、藝術等各文化領域的興盛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比如西漢的歷史學家司馬遷父子，正是得益於古文獻的豐富，完成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巨著《史記》。這也是蒐集遺書的又一大文化貢獻。（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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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