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劉徹，四歲封王，七歲封太子，十六歲榮登大寶，成為西漢的第七位帝王。經過六十多年的休養生息，漢武帝所接管的國家，是一個經濟富裕、實力蒸蒸日上的年輕國家。年輕而又才華橫溢的漢武帝，顯然並不願做個太平治世的清閒皇帝。

公元前140年，是漢武帝即位的第一年，後來被武帝君臣定為「建元元年」。漢武帝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年號，開皇帝定年號之先河。建元，就是建立新的紀元，昭示著宏業的開端。漢武帝做出這樣前無古人的創舉，是不是表明當時的他，正在為大漢帝國勾勒一幅宏偉的藍圖，並打造一個偉大的時代？

漢武帝深知，要想實現自己的雄才大略，一定要有人才做基礎，要廣用賢才來推動自己的新政。因此即位後，他馬上下詔命令全國官吏向中央推薦敢於進諫的賢良方正的人才。此次選拔不設門檻，只求真才實學之人，而其採用的選官制度正是漢初至隋朝的「察舉制」的前身，即通過考察推舉選拔官吏。

漢武帝的詔令下達後，各地賢士紛紛上疏自薦。在即位九個月後，漢武帝召集甄選的百餘人，展開著名的對策會議，也就是皇帝提出有關治國方面的問題，其他人用文章的形式作出解答。漢武帝連下三道制書，第一道制書就開宗明義告訴大家：「朕繼承了先帝最崇高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德行，要將它們傳至無窮，這項任務巨大，職責重要。所以廣邀各地賢良、德高、博學的人才，希望能聽到治國安民的大道理。」

接下來，漢武帝提出一系列問題，表達了他對這個國家寄託的理想目標。這時，有一位名叫董仲舒的儒生脫穎而出，作出著名的《天人三策》，促使漢武帝作出登基以來的第一項重大舉措——尊崇儒術，奠定了儒家文化在中華文明中的主流地位。

天人三策

才華橫溢的董仲舒，是公羊派《春秋》的大師，三十歲時就四處講學，聲名極盛。他也是這次推薦考試中的第一名，因此進入了「皇帝提問環節」，即「對策」環節。漢武帝對董仲舒進行了三次策問，董仲舒以三篇策文應答。因為漢武帝這三次策文都與天道、人倫有關，因此董仲舒的三篇策文被稱為《天人三策》。

漢武帝和董仲舒的三次問答的內容，詳細收錄在《漢書》中，篇幅很長。概括來說，漢武帝提出的問題分別是：第一是如何恢復上古時代的王道，也就是鞏固政治的根本道理；第二是治理國家有沒有一以貫之的準則，也就是詢問治國政術；第三，詢問天人感應與當今政務的得失。這三個問題都很大，並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清的，但是董仲舒條理分明，一一作出解答。漢武帝的反應是，讀第一篇就認為他不是一般人，策問結束後充分肯定董仲舒的才能，任命他做易王劉非的相國。下面我們來看看董仲舒是怎麼回答的。

董仲舒在三篇策論中，主要提出三大關係：

一是天人關係。人受命於天，君權神授。天子治國有道，天降祥瑞；治國無道，天降災害。所以上天有仁愛之心，天子也應該順從天意，廣施仁德。

二是命、性、情的關係與教化問題。命，來自於天；性，是人生來的資質；情，是人的慾望。人的壽命長短、品德高下，是可以通過教化來薰陶的。

三是德與刑的關係。德為陽，主升；刑為陰，主殺。天子應當任德而不任刑。

因此，董仲舒提出五個要點，作為治國的大道：

一是新王改制。董仲舒認為，當一個王朝出現更迭，新皇帝就是「新王」，就應該改變王朝的制度和儀式，首先從更改曆法、崇尚的顏色開始。原因在於「君權神授」，王朝的更迭取代乃是天意，非人力可以改變，皇帝的權力也來自上天，是命中注定要來拯救蒼生的。因此，新王朝改變制度、儀式，是順天意，開啟新時代的象徵。

二是「大一統」，即統一天下。這其實與漢武帝渴望平定匈奴、實現天下的「大一統」的理想不謀而合。

三是「興太學，舉賢良」。太學是國家的最高學府，「興太學」就是培養社稷人才。「舉賢良」則是廣納天下賢才。董仲舒建議漢武帝每兩年便向天下徵召人才，並將這項舉措規範化、制度化。此建議對於求賢若渴的漢武帝來說，亦是一拍即合。

四是「尊儒」，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認為，天下無論是官員還是百姓，只要讀「六經」就可以了，沒必要讀其它的書。因為思想是最難統一的，諸子百家各有各的思想，難以達到統一。沒有統一，國家的法紀制度就無法統一，天下人也就不知遵從什麼。所以，如果國家選擇儒學作為正統來教育百姓，禁絕其它的思想，這樣天下人的思想就可以統一了，法紀制度也就統一了，人們也就知道該遵從什麼。

五是「更化」，即改革。董仲舒認為改革對於一個王朝來說非常重要，漢朝自建立以來，雖然希望發展壯大但卻沒能如願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改革。

新政受挫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與漢武帝的政治理想不謀而合。其中的「尊儒」思想，更是讓漢武帝躍躍欲試，準備大刀闊斧地推行尊崇儒學、維護皇帝權威的新政。

漢武帝從官員任免著手，起用一批奉行儒學的臣子。西漢時期位列三公之首的丞相的權力很大，因此任命丞相事關重大。所以，漢武帝首先廢去了遵循黃老政治主張的丞相，也就是自己的老師衛綰，其後任命祖母竇太皇太后的侄子竇嬰為相，自己的舅舅田蚡做太尉，掌握軍權。這兩人都喜好儒學，一方面符合漢武帝尊崇儒術的政治方針，一方面漢武帝可以藉助二人鞏固皇權。

漢武帝還以隆重的禮節去請天下最有名望的儒學大師申生，詢問天下大事。為了避免顛簸，漢武帝讓人在車輪上裹上蒲草，這就是歷史上「蒲輪安車」典故的由來。申生入朝後，開始擔任朝廷顧問。他的弟子王臧、趙綰也受到重用。漢武帝又在尊崇儒學的官員們的建議下，採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建立上古的明堂，以儒家的標準規定婚喪嫁娶、諸侯朝覲制度；命令居住在京城的列侯們回到封地，拆除諸侯國間的關卡；糾察竇氏外戚及權貴們的違法行為；為反擊匈奴做準備。

深宮裡的竇太皇太后這才發現，曾經以黃老之學治理國家的大漢朝廷，悄然改變了方向。她疼愛的皇孫，帶著年輕人的果決與鋒芒，一改歷代先帝無為而治的治國傳統，成為儒家學說的大力推行者，這讓崇尚黃老的太皇太后很不滿意。不但如此，漢武帝的舉措觸動了竇氏外戚及權貴們的利益，太皇太后滿耳朵聽的是這些人訴苦、告狀的聲音，他們稱漢武帝破壞祖宗制度、擾亂朝綱。

更讓太皇太后不能容忍的是，王臧向漢武帝提出，太皇太后不應再干涉朝政。太皇太后聞訊後震怒。一方面，她命漢武帝革除王臧、趙綰等人的官職；另一方面，她還要求漢武帝廢除了剛剛實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罷免其任命的丞相竇嬰和太尉田蚡，並任命太皇太后寵信之人接替這些重要職位。

漢武帝雖然貴為天子，但畢竟年輕，而且漢朝崇尚孝道，漢武帝也不想違忤祖母的意願。在竇太皇太后去世前，漢武帝認同廢除所有新政，朝廷政務時時向太皇太后請示，也沒有重用儒生。盛極一時的建元新政，就這樣被暫時擱置了，尊儒的治國與文化主張也受到了衝擊。那麼，漢武帝和竇太皇太后為什麼會因為某種思想的分歧，出現這麼大的矛盾呢？

漢初背景

這與西漢六十年來的社會現狀有關。漢初，經歷了秦二世的苛政與楚漢爭霸的戰亂，整個國家面對的是田園荒蕪、經濟凋敝的景象。當時的漢朝有多蕭條呢？《漢書‧食貨志》中說，天子配備不起四匹純色駿馬組成的車駕，將相只能乘坐牛車，在民間，百姓無地耕種，家無餘財。遇到荒年，一石大米要花五千錢，大家買不起大米，就只能人吃人，有一半百姓死於饑荒。

面對社會亟待恢復和發展的需要，黃老之學就順應天意民心，成為漢初執政者的治國理念。黃老之學是道家流派的一種，它的核心觀點是「無為而治」，認為君主實施的政策會破壞社會自然形成的秩序，以至危害天下，所以君主應當效法自然，讓百姓自由發展。就像老子的《道德經》中說的「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漢高祖自入關以來，約法三章，廢除秦律，開國後更下令，從天子到王侯都奉行節儉，並降低賦稅，與民休息。這些都奠定了無為政治的基礎。

因而，高惠文景四朝，一直延續著重農息民、恢復發展的國策。漢文帝以節儉愛民著稱，經常有減免田租之舉，漢景帝還確立三十稅一的田租制。這種無為而治也擴展至思想文化領域，朝廷崇尚黃老，也不排擠儒學在內的諸子學說。因而在黃老之學占據主導地位的同時，其它學術思想也在自由發展。

歷史證明，早期的黃老之學是成功的，漢朝國力迅速恢復，出現了「文景之治」。到漢武帝時期，國家已經相當富庶。《史記》中說，當時官倉裡是新糧壓舊糧，錢庫裡的錢數不勝數，多得把串錢的繩子都扯斷了。街巷中，許多百姓豐衣足食，有自己的馬匹，田野中更是牛羊成群。竇太皇太后也很崇尚黃老，在宮廷中大力推行，要求皇子、皇孫乃至竇氏外戚都必須熟讀《黃帝》《老子》。

漢初的國力恢復，並不能掩蓋社會問題，這也是黃老之學不能解決的。《漢書‧食貨志》中說，在漢武帝初年，「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並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也就是說富豪之家依仗法律寬容和手中的財富，肆意兼併土地、橫行地方；宗室官員爭相奢侈，車馬服飾都超越了等級界線。

西漢內外交困的政治軍事危機也不容忽視，內有諸侯割據，外有匈奴侵犯，嚴重威脅著大一統王朝的格局。由於國力的衰弱，歷代帝王都採取妥協、守成的策略，無法根治這些問題。漢朝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皇權，來掃平這個國家的所有陰霾，變成真正的大一統盛世帝國。

因而，到了漢武帝登基時，這位意欲有番大作為的年輕帝王，對待有著更加積極的入世態度的儒家學說，產生了濃厚興趣，尊儒的文化潮流應運而生。

溝通西南

漢武帝於公元前140年登基，竇太皇太后於公元前135年去世，在幾年裡，漢武帝的新政受挫，他卻做了兩件對外影響巨大的事情，一件是派張騫出使西域，一件是巧妙救援南方的東甌國。

大家都知道，張騫出使西域，開通了著名的絲綢之路，但他出使的初衷，是漢武帝為抗擊北方匈奴而做出的決定。漢初以來，匈奴人侵擾邊境，殺死邊民，搶掠財物，是漢朝最大的邊患，也是漢武帝統一華夏的巨大障礙。漢高祖劉邦曾經和匈奴軍隊作戰，結果劉邦被困，險些喪命。此後，漢代皇帝都不敢貿然對匈奴出兵，一方面採取消極防禦政策，一方面採取和親與饋贈的方式，安撫匈奴。

一個偶然的機會，漢武帝從匈奴俘虜處得知，西域有一個大月氏國，曾受到匈奴人的壓迫，國王也被匈奴人殺死。為了擺脫匈奴人的奴役，大月氏人一再遷徙。漢武帝就有了遠交近攻的想法。可是，沒有人知道大月氏國在什麼地方。於是，漢武帝下詔令，招募能擔任出使大月氏的使者。最後，他精選出一百人，作為使團成員，並任命守信義、有勇有謀、口碑極好的張騫作使節。

張騫，原在宮中擔任郎官，他擅長騎射，了解匈奴的情況，與漢武帝一樣，他也主張武力回擊匈奴。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和隨行一百多人從隴西出發了，踏上漢朝尋訪西域之旅。前途漫漫，沒有人知道未來將發生什麼事情。

沒想到，張騫剛走到河西走廊，就被匈奴人抓獲，之後和漢朝失去了聯繫。他是生是死，是投降還是被監禁，都無人知曉。而在張騫出使的同一年，建元新政夭折。此時，匈奴再度要求和親。由於張騫一去杳無音訊，漢武帝在沒有切實可行的作戰方案前，滿足了匈奴的要求。不過，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之舉，已經為實現自己的宏偉抱負埋下了重要的伏筆。

建元三年（前138年），南方的閩越國圍攻東甌國，東甌國派人向漢朝求救。因為漢朝東南福建、浙江地區一共有三個小國：南越國、閩越國和東甌國，是秦朝時少數民族越人的後代。漢景帝時期，吳楚七國叛亂，東甌國國王駱望貪圖小利，派遣軍隊加入了吳王劉濞的叛軍。

叛亂失敗後，劉濞逃到東甌。漢景帝派出使者談判，只要駱望交出劉濞，就赦免其罪行。駱望為自保刺殺劉濞，他的兒子劉駒逃往閩越國，並藉機慫恿閩越國國王擴張領土，進攻東甌國。東甌難以抵抗，向大漢求救。

這對於漢武帝而言，確實是個難題。這是因為如果發兵東甌，必須得到竇太皇太后的允許，而奉行「無為而治」的太皇太后很可能反對用兵。心懷大志的漢武帝明白，如果這次不能解救東甌國，就無法在各國樹立威信，將來更不能鎮撫萬國，於是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

漢武帝派大臣莊助到當地，調動當地駐軍對付閩越。莊助一行帶著漢武帝授予的代表權力的節杖趕到了會稽，向當地最高長官宣讀了皇帝的命令。閩越王聽說漢武帝派大臣來到了會稽，迅速撤回了軍隊，東甌國的危機解除。之後，東甌遷徙到長江和淮河之間的地區，正式成為了大漢的臣民。

漢武帝成功救援東甌國，使其在朝廷內外樹立起了威信。儘管這幾年漢武帝志向難伸，但是他顯露出的魄力和謀略，讓人刮目相看。（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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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