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9年09月08日訊】香港特首林鄭月娥9月4日在電視講話中表示會撤回送中條例，僅滿足香港市民五大訴求中的一項，也並未提及撤回之前考慮引用的《緊急法》。根據民意回應，很多香港市民不會因這個遲來的撤回送中的決定而停止抗爭，他們的最終目標是落實五大訴求。《緊急法》是否接下來會被林鄭實施，也受各界關注。

《緊急法》，即《緊急情況規例條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Cap. 241），最初產生於當時香港仍為殖民地時期的1922年，已有50多年未被引用，在香港主權移交後的1999年被修訂過。根據《緊急法》，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衆安全的情況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

香港公民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梁家傑認為林鄭若引用《緊急法》，在法律上有極大的值得商榷的空間：「因為在殖民地時代的總督要服膺於《英王制誥》（Hong Kong Letters Patent）及《王室訓令》（Hong Kong Royal Instructions），當時是沒有憲法的。

「但是回歸的時候，香港有了一個《基本法》。《基本法》就是引入了《國際人權公約》裡面的自由、人權的保障和權利。另外，香港在九七年之前，是通過了一個《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這個條例同樣是將《國際人權公約》的條文引入成為香港本地法律的一部分。

「簡單講，回歸以後的特區行政長官，他的權力由於受制於《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所以是小於、窄於英治時代的總督的。所以如果你現在搬出1922年的《緊急法》出來，隨時是會被司法覆核，被判定無效的。因為你違反了那個『小憲法』，這就是為何法律上我會覺得值得商榷。」

面對香港市民爭真雙普選等將要持續的示威活動，如果林鄭引用《緊急法》鎮壓，梁家傑認為在政治上更加是災難性的後果，不符合國際金融中心需要的可預見性發展環境。

「它其實是一個獨裁、軍管一樣的措施，將大權集於特首一人手中，但你能夠做第一次就能夠做第二次。而香港有很多外國投資在這裡，香港也是一個國際的金融中心。之所以能夠成為金融中心，就是因為人家相信我們做事是有規有矩。我們可以根據我們法治的制度，有一個客觀的預見性。

「你可以很肯定，如果我做了什麼事情，就會出現什麼結果；又如果我沒有做什麼事情，就可能會有一些什麼責任。這個對於國際金融中心是非常重要的，這個可預見性就令整件事情有個確定性。投資者很多時候其實就是要這個確定性。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什麼時候你林鄭月娥可以通過一條緊急法例凍結我的戶口，又不給我出境；待會兒又說可以把我關起來，超過48小時都可以不放人。人們會害怕的。」

梁家傑認為，實施《緊急法》的後果，可以說是一次見效，將見到國際投資者紛紛撤資，香港難保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等於宣布終結一國兩制：「你用完第一次，這些國際投資者就會走了。他不會在這裡等你，將他的資金和他的國民（繼續）放在香港，等你再來行使第二次《緊急法》。怎知第二次的會是怎麼樣？

「假設你這次只是停了Telegram（社交媒體）或者你立法禁止蒙面，那麼下一次呢？如果突然間說我限制外國人出境，或者限制外匯的流通，或者限制了你的資產，不讓你動用，那不是很大一件事嗎？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是千萬不要做。因為你一旦做了，政治上的災難就是第一（要考慮到的），一國兩制基本上是（被）宣判死刑。可能他們就會將投資、國民移去例如新加坡、台灣、日本，說不定了。所以香港如果真是出現了（實施）《緊急法》，我相信我們不能再保住我們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了。」

如果香港失去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並不是香港一方的損失，對中共而言也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梁家傑說：「如果這個地位一失去，相信對於中共來講也是災難。因為香港每年為內地引入直接的外國投資占了它總數的大概七成，而人民幣要換一些國際流通的貨幣，也都是透過香港這個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

「那如果你想一下，就算我現在撇除了有很多內地的有錢佬將他們的資產存在香港，不算這個，只是集資、走資這兩個角色香港扮演不了的話，其實我想中共都挺頭痛的。因為（如果）沒有香港扮演這個角色，那麼它到哪裡去集資呢？

「人家倫敦、紐約現在針對中國的，當然不會那麼順利去給你、遷就你上市集資。同樣你（如果）要做一個貨幣的兌換，當然沒有（在）香港這麼方便了。人家多數處處設限，有關卡、有很多苛刻的條件等等。

「所以如果你使用了《緊急法》，香港保護不住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可以繼續扮演這個集資、走資的功能，其實不但香港是很大的損失，中共都有很大的損失。而如果內地真是經濟下行的話，其實中共怎樣還有一個認受性、在內地繼續執政呢？所以整件事是影響很大的。」

在梁家傑看來，用《緊急法》或者找解放軍、武警來香港維持治安，兩種方式都面臨很差的結局，不覺得這其中哪一樣比另一樣更好，因為都說明了一國兩制已經實施不了了，屬於香港的這一制——港人治港是做不到了，就來破壞香港的辦事規矩。這個規矩一旦被破壞，人們在這裡不會得到那個客觀可預見性的保障，繼續在這裡生活或投資都很有擔憂。

香港人的和平抗爭讓世界看到了香港的民意，也看到中國模式的弊病。梁家傑說，香港人等於把中共極力對外輸出的中國模式宿命論給打破了。他說：「中共的說辭就是：這個中國模式就是必然的、世界政治發展的宿命，我們是優秀於自由民主國家的制度和他們的核心價值的。其實我想過，為什麼2014的雨傘運動和2019的反送中運動受到國際的關注，而且是與年俱增？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香港人真是可以令到（把）中共向世界輸出的這個中國模式宿命論（給）打破了。因為中共似乎是對世界講：你看我們14億人都能擺平。我們是獨裁呀，不過人人有飯吃，很行啊。好像覺得這個（中國模式）是必然的發展，是不能逆轉的，是中共獨大的。但香港從一四年的雨傘運動開始，一直走下來，到今年一九年的反送中運動，我們就是向世界展示了一種我們的氣魄，也是將中共正在世界上推銷的這一個宿命論打破了。」

近些年國際社會已經開始質疑香港是否受到中共過多的干預。梁家傑說：「我最近幾年的外訪，無論是在美國或者是在歐盟，其實都經常被人問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怎麼可以確保香港不是中共的白手套呢？為什麼我們要相信你香港不是一個『扯線公仔』（指受暗中操控）呢？」

如今香港的自治民主空間被進一步踐踏，如果國際社會考慮收回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中共將被置於困局。梁家傑說：「所以我奉勸中共，由於香港一直是有這麼強的國際網絡，而且國際間也有很多的投資者和資金在香港，所以這些外國人，其實他們是有充足的理據因他們在香港的投資是否安全、他們的國民在香港有沒有保障（而）去發聲的。現在你看到美國總統川普、副總統彭斯、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以及眾議院的議長佩洛西、參議院的多數派領袖麥康奈爾，其實都發了言。」

梁家傑說：「你差不多要預備，如果他（美國）一旦通過2019的《香港人權自由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的話，那他就會真的定時去檢視香港是否還能自治、自主，也可以對一些對於香港的民主進程有窒礙的人，或者是破壞香港自由、阻礙民主的人，他是可以制裁的。那這個法案一旦通過，我會覺得對於中共來講都是有（引發）很多的考慮（考量）。

「如果說他再進一步，如果他根據這個法案去檢視完之後，發現香港不再能夠自主，不是一個真是自己可以履行國際義務的地方的話，他隨時可能下一步會將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Hong Kong Policy Act）的特殊地位取消。如果這樣就很大件事了，如果他真是取消了我們的特殊地位，沒有獨立關稅區的位置，我們就很難再去扮演到剛才講的為內地進行集資、走資的角色了。」#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