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曾慶紅成為中共港澳小組組長後，獲得治港大權。在其一手壯大的「精英傀儡治港」思路下，再加上中共紅色權貴家族、資金源源不斷進入香港，使得香港房價飆升。目前來看，曾慶紅的這個思路未來有被習近平改變的可能。
香港主權移交前 中共定下「精英治港」政策
中共在1997年接管香港之前，定下了「精英治港」的思路，覺得籠絡一批富豪名流基本就能穩住香港。
1983年，許家屯就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在1983年底於深圳召開的港澳工委擴大會議上，許家屯提交的會議報告提出「六個要點」，其中一條就是「爭取人心」。
但是實際上，據陸恭蕙所寫的《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一書所載，「在香港社會的各個層面，許家屯無處不在，無論是鉅富、名流、影視明星，還是臭名昭著的人，都是他交往的對象。公共和私人的場合他都出席，包括宴會、婚禮、葬禮、體育賽事和戲劇表演……」然而這種「無處不在」更多地展現在香港精英階層。該書分析說，「中共認為傳統的統戰對象會自然歸順，對於那些精英卻需要特別關照和重點培養。」
許家屯駐港期間形成的「精英治港」方式，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後依然延續，但是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雖然名義上還叫「精英治港」，但治港的那批所謂精英已經完全變成了中共的政治傀儡。
曾慶紅掌權時加強「精英傀儡治港」政策
董建華在1997年成為第一任香港特首後，推行過一個「八萬五」計劃：每年興建公營和私營住房不少於85,000套，10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購住房。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香港樓市當年累計下跌超過70%，60萬購房的中產家庭損失高達6000億港元，戶均100萬港元。為了穩定樓價，1998年港府宣布凍結賣地，隨後在2000年，董建華發表聲明宣布正式放棄「八萬五」計劃。
2003年，作為江澤民政治傀儡的董建華強推「23條」，引發50萬港人抗議大遊行，之後董建華不得不辭職。與此同時發生的，是江派要員曾慶紅成為第一任中央港澳小組組長，掌握了管治香港的大權。
之後曾慶紅將中共「精英治港」政策發展弄到了極致。說穿了，這些「精英傀儡」是中共政權在香港的政治代理人。他們與中共的這種「主從」關係，本身就是靠利益互換來持續和穩固的。中共要的是政治權力，「精英」們要的是在香港的政治、經濟利益，而下層的利益，只能被忽略，從而造成現在的香港亂局。
一個典型例子就是香港房價，在曾慶紅成為港澳小組組長後暴漲。
從曾慶紅掌港澳大權的那段時期起，香港土地供應量直線暴跌，填海工程陷入停頓。有統計顯示，從2005年開始，到2012年，香港每年平均只賣出8宗住宅地，土地及房屋供應出現斷層。自2005年到2013年的私人住宅落成量每年平均只有1.2萬套。
時任香港特首、曾慶紅選中的曾蔭權在整個任期內都沒有發售新居屋（類似經適房），香港房價直接飆升超過一倍，甚至超越了1997年的高峰，到了2019年，香港的房價收入比為49.42，居全球前列。
直到林鄭月娥為止，香港一共產生了4任特首。其中董建華、梁振英是商人，曾蔭權和林鄭是公務員。所以中共治港的政策，一度被譏為「公務員治港、商人治港」，這話並非沒有道理。
在江澤民、曾慶紅掌權時期，隨著中國在2002年加入世貿組織，中共需要引入香港的資金和人才，於是很多香港精英階層紛紛北上進京，去大陸投資。中共則按需配發給部分精英人大和政協的頭銜，並讓他們在香港立法會、特區政府中占據要職，或給予他們壟斷香港各類產業的權力。
紅色權貴攫取香港經濟紅利
隨著大陸經濟的發展，也在江澤民「悶聲發大財」思路的指導下，大批紅色資本、權貴甚至大陸地產商都源源不斷地進入香港，原因之一是一些權貴家族想轉移財富留下後路。一旦中共倒台或出問題，這些家族的成員可以及時脫身。但是這些人卻直接對香港經濟造成衝擊。
有傳聞指，在港定居的中共官員和「太子黨」有13,000多人，在澳門定居的有2,500多人。他們大部分從事金融業、地產業（地產本質也是金融），和香港本地的「精英」聯合在一起撈錢。這些人中的七成居住在香港頂級豪宅區，即香港島的半山區。
在香港各界，中共紅色權貴家族成員已經盤根錯節。最廣為人知的是，江澤民之孫江志成是香港博裕投資的董事。
除江志成外，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之子唐曉寧，在摩根大通任高職；中共鐵道部貪官、鐵道部總工程師張曙光之女張曦曦也在摩根大通任高職。現任中共政協主席汪洋之女汪溪沙是德意志銀行香港投融部高級經理；汪溪沙的丈夫、中共國防部前部長張愛萍之孫張辛亮任職於香港辛夷資本管理有限公司。中共元老陳雲之孫女陳曉丹在英國帕美拉諮詢香港公司工作。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鴻的一個女兒，也在香港某金融機構高層任職。李鵬的一些子孫據稱擁有香港身分證。葉劍英、趙紫陽、萬里的後代，多年在港從事商業活動。
在香港任高職的權貴家族還有港澳辦前主任魯平的兒子魯恭，他是香港機管局顧問。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之女陳晴是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委員會主席。
這些也只是在港中共權貴家族的冰山之一角。
除了這些人，在香港占據金融業高位的還有權貴們的情婦，如華潤董事長宋林的情婦楊麗娟，她先後供職於香港瑞信、瑞銀。楊在瑞信工作時，華潤將多個投資銀行交易項目給了瑞信；楊加入瑞銀兩年後，瑞銀成為華潤兩次大型債券發售的聯合簿記管理人；華潤兩項債券交易及兩筆收購交易使瑞銀與華潤相關業務規模一度膨脹到77億美元。
這些紅色權貴家族侵蝕香港經濟紅利，攫取利益，令一般香港人上位無門，淪為替這些人打工的角色。剛畢業的香港大學生只能拿1萬多港元工資，和1997年前差不多，但現在的物價已是1997年的幾倍。有香港家長戲稱自己的大學畢業兒子的工資和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差不多。
2015年，中金的報告認為，香港的房地產業把控了經濟命脈，政府收入對地產依賴度極高，居民購房的承受能力卻極低。絕大多數普通市民過著蝸居生活。
9月12日中共政法委點名批評李嘉誠囤地，但本土研究社撰文列出逾10個中資地產商近年在新界囤積農地的例子，涉及合計超過500萬平方呎地皮，直指中資才是近年最活躍、被公眾忽略的「囤地新貴」，相反長實近年正積極將農地加速套現。
據《紐約時報》報導，目前香港的貧富差距達到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最高水平，是世界上最明顯的貧富差距之一。它有著世界上最長的工作時間和最高的房租。房租在過去6年上漲了近1/4，而工資跟不上房租上漲的速度。過去10年，房價上漲了兩倍多。
政法委罕見發聲：收回香港地產商手中囤地
習近平2012年掌權後，確實在港澳系統中安插了一些自己的人手。比如：中聯辦的王志民就是習近平當年的福建舊部。
但是，中共治港不僅有人事問題，還有治港的思路、機制問題。比如，向習匯報港澳工作的主要還是港澳小組。直到現在，習依然在沿用曾慶紅「精英傀儡治港」的思路。這也是為何外界一直在說中共的港澳系統仍掌控在江派手中的原因。
習也一度試圖通過林鄭，推行一些增加土地供應的政策，卻因種種原因未能成行。
直到這次港人反修例事件，習當局在處理香港事務的手法上，出現了一些異動，明顯不同於過往。
早前在6月港人200萬人遊行抗議前後，就有中南海線人混入抗議人群打探民意的報導。換句話說，習可能跳過了港澳小組，直接打聽民意。
中共中央政法委微信公眾號「長安劍」9月12日發表評論，借批李嘉誠之際，大讚香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簡稱民建聯）刊登「收地建屋，刻不容緩！」廣告，廣告內容是支持政府採用行政措施，收回地產商手中囤地。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政法委，連新華社、《人民日報》也發表評論，不約而同地提到《收回土地條例》。其中，《人民日報》稱，《收回土地條例》意味著自有財產與公共利益之間的一次利益平衡。
此前，多是在大陸社交媒體上，有一些攻擊香港地產商的文章。這些文章基調一致，絕口不提中共的「港人治港」政策及紅色權貴才是真正搞亂香港經濟的肇因這一事實，反把香港高房價的髒水全部潑在李嘉誠等富商身上。而這些文章，在大陸流傳很廣，直到現在也沒有被刪除。
現在中共政法委和文宣發出的這種近乎「打土豪、分田地」的說法，是否標誌著曾慶紅一手加強的中共「精英治港」政策將出現某些變化：即部分香港商界精英將失去中共的支持？
「中共直接治港」跡象出現 北京誤判香港人的決心
9月12日，路透引述3名國企高層的消息報導，本星期在深圳舉行的一個會議上，接近100個中國最大國企的高層出席會議。在會議上，國企承諾對香港主要行業做出更多的投資，包括房地產及旅遊，目的是為香港人創造更多的職位，以及穩定金融市場，但沒有就具體的投資作出具體的討論或協議。該次會議由中共國資委主辦。
其中一位知情人說，會議要求中國國企不僅要簡單地持有香港企業的股份，還要尋求控制港企，並在這些企業中擁有決策權。與會的國企高管知情人告訴路透社：「香港的商界精英顯然做得不夠。他們中的大多數都不是我們中的一員。」
《蘋果日報》9月13日在禮賓府門外拍攝到多名國企高層乘坐轎車魚貫駛進特首林鄭月娥的官邸，當中包括華潤集團董事長傅育寧、南方電網董事長孟振平、南方航空集團董事長王昌順、中電信集團董事長柯瑞文等。
從這些跡象來看，北京當局未來似乎會採用一系列的辦法，部分改變之前「精英治港」的做法，慢慢在香港經濟上實施「黨控制一切」的辦法。換句話說，北京可能在對香港嚴控之下，漸漸實行「中共直接治港」，在香港經濟問題上「維穩」，試圖解決部分當年江、曾遺留的問題。
在治港策略上，如果中共公安部部長趙克志真的如傳聞所說，成為了港澳小組副組長，那麼將來香港警察的全面中共化、黑社會化將不可避免。香港也不會再是以前的那個香港。
可惜的是，當局似乎仍沒看清，香港人在這次反修例抗議中，已經發自內心地與中共決裂。同時，全世界「去共」的進程也已經開始，而且這個勢頭會不可避免地越來越猛。#
本文首發於《真相中國》週刊 2019.九月號/第9期
（責任編輯：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