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9年09月09日訊】在上集節目中，旅美歷史學者辛灝年先生總結了自殺的兩大類型。其中，由於恐懼心理而自殺的人群中，還有正處荳蔻年華的青年學子們。今天的「百年紅禍」特別報導, 我們繼續來了解。

據中共《內部參考》記載，50年代西南各地大中學校連續發生學生自殺事件。學校中的青年團組織對所謂「反動」、「落後」的學生採取孤立、鬥爭和打擊的態度，孤立辦法之一是不讓他們和同學們接近。

嚴重的包括四川大學團委，僅從1951年3月「鎮壓反革命」到1952年7月，被孤立的學生共達418人，佔全校學生總數14％以上。1952年暑期，歷史系四年級學生周彥能投河自殺（未死）；12月，歷史系二年級學生張可成墜樓自殺（傷）；同月，農學系三年級學生馮壽夫用剪刀割喉自殺（傷）。

另外，重慶高級工業學校團支部，1952年3月將32個所謂有「反動思想」的學生進行集訓，其中3人挨過打，兩人挨過捆。這些學生還被實施各種行動限制。

辛灝年：「年青人經不起這樣的折磨。大多數青年學生自殺，就是因為他們被孤立，他們看不到希望，看不到人生的前途，父母對他們也救之無能、無力，所以這就屬於整個制度和社會給他們造成那種恐懼心理，最後輕視人生，自殺而已！」

反右期間，《內部參考》1957年的一篇報導提到：200多個歸國華僑學生，鬥爭了80％，已有一個歸國的華僑跳樓自殺。

辛灝年：「有人說只有一個歸國的華僑跳樓自殺。大錯特錯！我所知道的就有幾十個。我最近還為一本書寫了序，這本書裡面就寫了一個華僑學生在大學裡被批判，被鬥爭，然後跳樓自殺的歷史。要知道，出身成份不好而被逼自殺，就使得這個社會已經完全恢復到了反動的、黑暗的等級社會，高層階級是可以逼低層階級自殺的，甚至進行屠殺的，這也是從另外一個層面說明共產黨政權的性質。」

辛灝年表示，還有一種自殺類型，是人格型的。有許多人，特別是知識份子，無法忍受對他人身、精神的惡意侮辱。

辛灝年：「 比如說，當『馬列主義大字報』在北大校園裡面貼出來以後，在全校被關的、被斗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多達500多人，結果天天都有人跳樓、上吊自殺的。北大集中了多多少少的學術權威啊？在文革初期和工宣隊進駐初期，單單自殺的著名教授就有24個。很多人還沒有收集到很多資料。上海音樂學院，一共只有二、三百個教師，自殺的就達到了一百多人。」

另一種自殺類型，則是特殊的絕望型的。

辛灝年：「我們講，自殺的人都是因為絕望才自殺的，不絕望的人怎麼會自殺呢？但是在絕望裡面還有一種絕望，在普通對生活、生命、人生絕望的背後，還有一種對信仰、對領袖、對政黨、對制度、對社會的絕望。在這種絕望的前提下，有一種人被鬥爭到七死八活的地步，最後只好絕望自殺了。」

辛灝年表示，在絕望型自殺的知識份子中，還有更高層次的，那就是對社會主義絕望，對自己曾經信賴的、贊成的、喊萬歲的共產黨和毛澤東絕望。比如翦伯讚夫婦、傅雷夫婦、吳晗夫婦、聞捷夫婦、劉盼遂夫婦、劉綬松夫婦、楊嘉仁夫婦、田保生夫婦、李紱夫婦、張宗穎夫婦等。

辛灝年：「我在武漢大學畢業的。劉綬松夫婦就這麼一根繩子，從掛帳子的床架上面掛下來，兩個人一人一頭自殺的。有些夫婦是同時吃安眠藥的。這是一種絕對的絕望，這種絕望遠遠高於對自己生命的絕望，而是對自己靈魂的絕望，對整個社會、對人類的絕望，最根本上的都是對共產黨和共產黨統治的絕望。」

然而，不管這些自殺者如何絕望，身懷多大的冤屈，在中共的眼裡, 他們的自殺都不能給自己「免罪」，反而還增添了新罪。

採訪/陳漢 編輯/王子琦 後製/葛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