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9年08月27日訊】1949年以後的二十多年間，中國社會尤其是知識份子群體，突然出現大量的自殺現象。自殺者中有不少中華民族的知識精英。今天的「百年紅禍」特別報導, 我們繼續來看旅美歷史學者辛灝年講述的中共治下的自殺潮。

50年代初期，整個中國社會便處在恐怖氣氛中。各地自殺噩耗頻傳，但大多沒有公開報導。

有估計指，在「鎮壓反革命」時期有50萬以上的人自殺，三反、五反運動中，又有20萬人自殺。

歷史學者辛灝年表示，這些數字可能還保守了一點。

歷史學者辛灝年：「一場鎮壓反革命就是50萬人以上，因為毛澤東自己承認的，秦始皇只殺了460個儒生，我一次就殺了4萬6千人，公安部統計是70多萬人。而鎮壓反革命以後有20萬人自殺，主要是資本家、工商業者，而中國的資本家、工商業者裡面，該有多少是知識份子。」

在1949至1976年的二十多年裡，大批著名的知識份子走上了自殺道路。其中不少人年富力強，處於事業高峰期。例如中科院學部委員張宗燧、饒毓泰、謝家榮、湯非凡等，國學大師熊十力、周予同等。

山西省《黃河》雜誌副總編輯謝泳撰文指出，這一時期的知識份子自殺，還帶有明顯的突發性和傳染性。

中國翻譯巨匠傅雷夫婦，因不堪紅衛兵侮辱，1966年9月3號在家上吊自殺。僅隔三天，上海音樂學院指揮系系主任楊嘉仁教授和夫人 ，便雙雙自殺。又過了三天，該音樂學院鋼琴系系主任、傅雷的生前好友李翠貞教授也自殺身亡；隨後，上海音樂學院的音樂理論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陳又新也相繼自殺。

謝泳發現，1952年、57年和1966年，是知識份子自殺潮的三次高峰。這三次高峰，都和政治運動中的惡意人格侮辱有關。特別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工商業者和知識份子自殺，達到了49年後的第一個高峰。

一位研究三反、五反的學者曾描述過當時情景：2月中旬開始，各地即惡噩頻傳，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不下萬人。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樓叢中，經常懸死三五人不等，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天津、北京、武漢、重慶、瀋陽、廣州等各處商阜，都有同樣情形出現。

辛灝年：「兆豐花園是我一個親戚住的地方，也是我長居的地方。（那時）幾乎每天經常的會懸吊三五個人在樹枝上，不以為怪。上海的棺材幾乎全部賣空，中共為了節約木料，只好大辦火葬場，火葬場開張後，甚至於在一段時間內天天客滿。什麼客？自殺的人的屍體。」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知識份子自殺的第二個高峰也隨之到來。這場運動對中國知識份子造成致命打擊，許多著名作家和科學家自殺。

在中共的《內部參考》可以看到極少一部分案例，包括：東北人民大學歷史系主任丁則良，雲南昆明政協委員湯汝光，胡適的兒子胡思杜，著名電影導演史東山，著名女散文家楊剛，著名文學理論家周文，新聞工作者洛蔚、麥招漢，江蘇醫學院陳少伯教授，武漢大學物理系教授畢長林，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胡漢懺，遼寧省遼陽市工商聯主委姜陟庭，《北京日報》戚學毅、《文匯報》梅煥藻等。

辛灝年：「某位教授在他的文章裡寫的很清楚，胡適留在大陸的孩子胡思杜，原來是河北唐山鐵道學院的講師，並且登報聲明和『反動』的父親胡適劃清了界線，結果《人民日報》在報導他們的系主任的時候，居然污衊他使用卑鄙手段妄圖奪取學院領導權。特別註明胡是「胡適的兒子」，他覺得他沒辦法再活下去了，自殺了。原因是什麼？他成分不好。他父親是一個大文人中的『大反革命份子』。」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文革時期蔓延到了全國。這個時期也是1949年後知識份子自殺的最高峰。

採訪/陳漢 編輯/王子琦 後製/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