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大遊行當日，香港超過100萬人上街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人數遠超過當年有經濟危機負資產與SARS瘟疫失控加倍動員的2003年反23條大遊行，甚至超過了1989年的反北京戒嚴大遊行。69大遊行後還有為數不少的本土派年輕人在立法會一帶嘗試留守，在警方強力清場時發生衝突。

這次街頭行動，只是新一波反中共強硬殖民的開始。雨傘後中共取消本土派年青人候選人參選資格、起訴運動領袖和其他活躍份子，以為這樣便可以將香港人嚇怕，將反對力量的組織破壞。但這次大規模群眾怒吼，證明香港人是嚇不倒的。原來的佔領、本土運動領袖很多被關了被流亡了，新一代的領袖還會出來，群眾在沒有熟悉領袖帶領時，也會自發行動。

或者有人會認為，只注重人數的和平示威，無論有多大規模，對現在越來越強硬的中共，已經無法構成任何壓力。中共不會因為有很多人上街而妥協。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大規模和平示威本身不能有即時效果。但這不等如說大規模上街完全沒有用。它最後能否起作用，還看上街後的後續發展，和香港人與反對運動領袖怎樣應對這些後續發展。

大規模上街抗議，最低限度可以向全世界以清清楚楚的一個一個人頭表明，香港人是強烈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香港人大聲說了不，政府如果還是硬闖，那便是毫不含糊的強暴了。若香港人沒有大規模上街，保皇力量通過難以驗證的偽簽名與謊言，便可以製造香港人不是那麼強烈反對甚至支持修例的假象，政府硬闖時，到底算不算強暴，便不是那麼確定。作為毫不含糊和強烈的民意表達，上街還是重要的。

當然，現在中共已經是在習近平時代。中國曾有社會學家說，習近平和他同輩的一代領導人如薄熙來，年輕時做過紅衛兵，紅衛兵一代，特別是出身高幹家庭的保皇派紅衛兵的特色，便是不像他們前代的謹慎，不信「有理、有利、有節」的重要，覺得天下是老子的，老子有硬幹的權利，要鬥倒誰就斗倒誰，包圍攻擊外國大使館也敢。

習近平下的中共在對美、南海、臺灣問題上都是硬幹，這次對香港是否也會硬來，無視上街民意強硬通過《逃犯條例》修訂，甚至在修訂後立刻抓反對派、外國人立威，還是很有可能的。

一個強暴受害人在受害時高聲呼救，不一定能阻止暴徒，但清楚說不和拒絕之後，若暴徒還是硬來，受害者便有暴力自衛的權利。這樣受害人在反抗過程把暴徒擊傷甚至殺害，法庭也不會判受害人有罪。就算受害人沒有暴力反抗，路過的路人聽到呼救而介入，棒打暴徒，解救受害者，也是天公地道。

同理，在超過一百萬人上街後，若政府仍視若無睹，強硬通過《逃犯條例》修訂，到時有市民發動更激烈的抗爭如罷工罷市罷課甚至佔領或衝擊，或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共的譴責制裁，便有了足夠的合法性。當然，若果泛民一如以往，在和平遊行之後，還只顧譴責之後可能出現的升級抗爭或外國政府介入，那便等如讓市民遊行的努力，前功盡廢了。

——轉自《自由亞洲》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