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一九八九年，儘管過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還有很多史料沒有浮出，使我們無法更清晰地看到歷史是怎樣展開的，最終為什麼只能導致流血和政治上的逆轉。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一則新聞，人大常委會會議，討論了六月二十日左右召開七屆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的問題，擬定這次會議議程為五項：

一、聽取關於清理整頓公司情況的彙報；

二、聽取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彙報；

三、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草案）》的議案；

四、聽取關於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彙報；

五、審議關於縣鄉兩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時間的決定（草案）。

趙紫陽鮑彤指示人民日報

這是憲法規定的最高權力機關對學生運動提出的許多重大問題的回應。《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陸超祺在日記中說：“這麼早就公布議程，而且都是當前全國人民最關心的問題，這是過去所沒有的。這個會議，這則新聞也是按照趙紫陽和政治局的意見辦的。”

五月十三日凌晨一點多，《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給報社打來電話，問頭版拼了沒有？接電話的小谷回答還沒有。他吩咐說，先不要拼，等會兒有個重要新聞。二點左右，錢將新聞傳過來了，並囑放在頭版頭條位置。新聞內容是社會各界對剛剛公布的人大常委會議程這一新聞的反應，其中有工人、有幹部、有學生、有教師等，大家普遍認為，這次人大常委會的議題，是當時廣大人民群眾最關心的熱點問題。人大委員長會議把這些熱點問題通過法律程式，直接列入國家權力機關的議程，反映了人心、民意。這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創舉，表明了人大常委會按照憲法程式解決人民普遍關心的問題的決心和誠意。最後是希望大學生採取冷靜理智的態度。陸超祺當天在日記中說：“老錢還告訴我們，這些反應都是確有其人其事的。當然，我明白這是趙紫陽要鮑彤辦的。”【陸超祺《六四內部日記》，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年】

這可以看作趙紫陽和他的助手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重要努力，鮑彤所以深更半夜親自送到錢李仁家去。五月二十八日鮑彤被捕、關押在秦城監獄，九月二十五日他在“交代”材料中專門談到了這個事，五月十二日晚上十點後，他得知學生第二天要絕食，當時的反應是：“今天早上報紙上都登了委員長會議的決定，人大常委會將開會討論學生關心的熱點問題，黨和國家已經重視到這樣程度了，還沒完沒了地鬧什麼！”有人說，今天報上這條消息登得不顯著，可能學生沒有注意到，可否在明天的報上採取什麼辦法補救一下？他就安排編了這個消息。他在“交代”中說：“所謂教師、學生、幹部、工人的反映是編造的，違反了新聞報導的原則。”【《鮑彤在學潮和動亂期間言行的“交代”》】

學生運動已經控制不住

然而一切補救都已來不及了，五月十三日大學生到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學生運動進一步升級，時局往不可預測的方向演變。對此，趙紫陽當然很清楚，在他留下的錄音《改革歷程》中說：“但是學生們錯了，他們不知道，他們走得越遠，越給李鵬等人主張暴力鎮壓提供借口。”他得知學生絕食的消息後，在與工人對話時，特別希望學生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他的呼籲在各大報發表了，但學生對他的懇切呼籲根本不予理會。

等到五月十五日絕食學生在廣場還撤不下來，有人馬上意識到趙紫陽要成為“第二個胡耀邦”了。陸超祺在這一天的日記中說，《人民日報》的編前會議結束之後，他們幾位編委在錢李仁的辦公室里交換意見。“老錢說，看來，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出現‘第二個胡耀邦’是難免的了！”

絕食，是一九八九年的重要轉捩點。現在已經披露的史料還不足以真正揭開絕食到底是怎麼起來的，即便是少數幾個親自參與發起絕食的大學生，他們的回憶也未必能說清楚來龍去脈，其中的複雜性只有等到更多的史料呈現出來後才有可能理清。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日到二十四日，在巴黎舉行的“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上柴玲的一個回憶，似乎一直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視。她說，四月二十七日早上學生遊行時冒出一個人，自稱鄧小平女兒鄧林的聯繫人，四五運動的受害者，替鄧說話，為此坐過牢，跟鄧家成了朋友。“他說，鄧林非常擔心老頭子的身體健康問題，希望問你們學生到底要求什麼，不要造成更大的誤會。”五月三日傍晚，“五四”遊行前夕，她和北大學生趙體國輾轉找到此人——

然後他馬上找了兩個人來，送我們回去。說那邊有個車，可以搭便車回去。

車上那兩個人是非常高高的兩個人。一坐上車，我一下就感覺不對。當時只有我跟趙體國兩個人，⋯⋯因為我直感這兩個人是安全部的，事後證明他們也確實是。

他們一看趙體國就說：“哈，你還在折騰哪。”趙體國說：“什麼意思？”他說：“我們都錄下來了，你是不是老拿著大旗？”趙體國說“是”。他說：“其實，你們的情況我們什麼都掌握。你們學生到底要求什麼呀？”我們就一本正經地打官腔說：“要民主，要自由。”他說：“咳！你們鬧什麼呀鬧，還不如我給你們出點主意呢。”後來想了想，“我還是不說吧。”我說：“你們有什麼主意？”他說：“還是不說吧。”過一會兒，兩個人又說：“四月十九日的時候，你們一個學生弄了一個大白布單上寫了‘絕食’，員警一來怎麼著，撒鷹似就跑。”

廣場上看不見的手

此時離絕食還有十天，其中透露的資訊也與“絕食”的發起沒有什麼直接關聯，但“絕食”這個說法的出現看似無意，卻未嘗不是有意的提示。這樣的提示，其他絕食發起者是不是也遇到過，目前還沒有史料證明，但不排除這一可能性。至於踏上廣場之後，整個局勢的複雜性，背後各種各樣看不見的手，在掌握更多確鑿的史料之前，我們就更難以想像了。柴玲接下來還提供了一個說法：“另外一個是李錄這條線。中間還有一個人，不便說了。他的情報是，鄧小平有一個五人智囊團，他們跟老鄧比較親近，而且給他提供一些內幕。”這些資訊當時真假難辨，即使在二十五年之後依然混沌不清。可以肯定的是，這個過程中一定有我們尚未知道的因素在起作用，絕食喚起了民心，出現了四十年來前所未有的一次民意表達，絕食也把學生運動引向了一個風險巨大的黑洞，讓趙紫陽“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努力歸於無效。

歷史背後看不見的手，既是指人無法把握、操控的那些偶然性，也應該包括一些隱蔽力量悄無聲息發揮的作用。正是這些作用一起影響了八九民運，使任何善良的意願最終都化為烏有，歷史朝向了個別人希望的某種方向。

二○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轉自《開放網》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