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共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方案又成了熱議的話題。然而我發現，很多論者對中共的一國兩制的來龍去脈並不清楚。

一國兩制，按定義，就不為台灣人民所喜。中共對台灣人說，和平統一後，我們不會把我們的制度強加給你們，你們依然可以保留你們的制度。可見，中共很知道，台灣人不喜歡大陸的制度，台灣人喜歡他們自己的制度。既然如此，那台灣人為什麼要接受中共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呢？那不是沒事找事嗎？可見，中共很清楚台灣人不會願意接受他們的和平統一方案。那麼，中共為什麼要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呢？這個方案的著力點在哪裡呢？以鄧小平的務實與精明，當年怎麼會異想天開地提出什麼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呢？

這是我們首先要弄清楚的問題。

1、一國兩制本是為蔣經國量身定製

我們知道，在毛澤東時代，對台政策很簡單，那就是武力統一。在毛時代，每年十一國慶遊行，官方擬定的口號單上，最後一個口號永遠是「一定要解放台灣」。儘管大家都知道現在一時根本解放不了。毛澤東在和尼克森、基辛格談話時，甚至把統一一事推到百年之後（毛對尼克森說：台灣問題「一百年後由子孫後代去解決」），但是仍然不改變「解放台灣」這個口號，因為毛澤東深知統一台灣只能靠武力。「和平統一」？這不是空手套白狼嗎？台灣自己呆得好好的，憑什麼要讓你把它統一了去呢？所以毛澤東從不做「和平統一」的白日夢。

那麼，不可一世、愛發奇想的毛澤東都認定做不到的事，為什麼務實而精明的鄧小平卻以為他能做得到呢？你說，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從而使和平統一成為可能。按照一國兩制，允許台灣保持自己的制度，甚至可以保持自己的軍隊，何其優惠。但問題是，不管一國兩制開出的條件多優惠，它畢竟是一個招降的方案（台灣人說得好：「一國兩制就是把我們本來就有的變成是你中共給我們的」）。人家台灣人有總統有國會，人家有人家的中央政府，憑什麼要自動降格，臣服你北京，接受「你中央，我地方」的格局呢？更何況今日的台灣是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憑什麼要給自己戴個專制的緊箍咒，找個專制的太上皇呢？

實際上，當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是專門針對當時仍處於威權統治的國民黨政府，尤其是針對年事已高的蔣經國而量身定做的。

1981年十一前夕，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葉劍英提出和平統一祖國的九條方針政策，其中明確講到：「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1982年1月，鄧小平在接見海外朋友時，第一次把上述設想概括為「一國兩制」。鄧小平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委員長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同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時，談到收回香港問題，也提出「一國兩制」。一般人以為中共是為了收回香港而提出一國兩制，然後才說一國兩制也適用於台灣；其實，一國兩制設想首先是針對台灣提出來的。

那麼，中共為什麼要針對國民黨，針對蔣經國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呢？他們憑什麼相信，那個和他們惡鬥了好幾十年，彼此間有著血海深仇的老對手竟然會自動自願接受一個降級的王位，向北京俯首稱臣呢？因為他們發現了台灣國民黨政權的一個嚴重而隱蔽的內在危機，他們發現了一個不戰而勝的機會。

八十年代初期的台灣，內外交困。在外部，台灣被國際社會所拋棄，絕大多數國家都和中華民國斷絕了正式邦交；在島內，以本土力量為主體的反對派雖然剛剛遭受到高雄事件的重挫，但潛流洶湧，後勁不可低估；隨著時間的流逝，老一代的外省籍黨國政要相繼過世。作為政治強人，蔣經國當然可以以不變應萬變，繼續實行其威權統治，但是這種局面又能夠撐多久呢？外有大陸的威脅，台灣自身的安全越來越成問題；內有本土力量的挑戰，強龍越來越難壓倒地頭蛇。與此同時，大陸的中共政權卻走出十年浩劫重現生機，鄧小平大刀闊斧推行改革開放，在國際社會贏得廣泛的尊重（那時，戈巴契夫還沒上台呢，更沒有發生「六四」）。一方面，美國利用大陸對抗蘇聯，另一方面，大陸則利用美國向台灣施加壓力。在這種形勢下，鄧小平想出一國兩制這條妙計。他們對蔣經國和國民黨喊話：你們中華民國是無法長期維持下去的了，趁早接受我們的一國兩制吧，我們保證你們可以在台灣永久執政，保障你們的一切利益不受侵犯，只要你們願意歸順我們，放棄中華民國的招牌，接受一個降級的王位。反過來，如果你們拒絕一國兩制，那麼要不了多久，本土反對力量就會起來取而代之，到頭來你們既保不住中華民國的牌位，又保不住自己的特權。

應該承認，一國兩制這一招果然厲害。如果蔣經國貪圖一黨之私，他完全可以在「民族大義」的幌子下與鄧小平「相逢一笑泯恩仇」，接受一國兩制，國共第三次合作，共同「振興中華」；既體面，又實惠。如果蔣經國接受了一國兩制，那麼，台灣就成了今日之香港。有中共做後台，國民黨要保持威權統治就更為容易，台灣的民主力量不得不面對更強大的敵人，要取得突破無疑就更為困難；即便搞起了民主，那也只是今日香港式的民主，國民黨外省籍權貴仍然可以穩居主導。然而，蔣經國沒有接受鄧小平的盛情邀請，堅決拒絕一國兩制，同時大力推動政治改革，解除黨禁報禁，從而使台灣走上民主化的不歸路。一旦台灣實現自由民主，一國兩制就失去了著力點：統治者可能為了保持自己的權力而願意接受一個降級的王位，但是，獲得自由民主的人民決不願意在自己頭上再來一個專制的太上皇。

當初，鄧小平曾經說過八十年代三大任務，其中之一就是統一台灣，可見是如何的自信滿滿；可是等到蔣經國開放民主，鄧小平就知道他的統一台灣的宏願不可能實現了。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對戈巴契夫說：「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

上述分析我最早是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裡提出來的。後來我讀到一些中共官方學者的言論，他們也認為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是為蔣經國量身定製的，歷史機遇稍縱即逝，時不再來，因此，隨著台灣民主化以及蔣經國的去世，這一和平統一的計劃已經不可能實現了，剩下的只有武力統一了。

2、關於「以經促統」以及香港和西藏的前車之鑑

自從台灣走上民主化的不歸路，中共當局就知道它的一國兩制方案已經破功。接下來這三十多年，中共做的主要是防獨，而不是促統，因為和統已經失去著力點，武統又沒有把握。不少人談到中共的以商逼政，以經促統。不錯，中共採用經濟手段可以對台灣的政治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影響，不可輕視；但是要靠經濟手段去實現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則註定辦不到。因為大多數台灣人分得很清楚，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台灣人決不會因為和大陸經貿往來的得失損益而自願放棄主權。

毫無疑問，台灣要防止成為第二個香港或第二個西藏。不過嚴格說來，台灣的情況是和當年的香港與西藏很不一樣的。

先說香港。香港之所以被一國兩制，並非出於港人的自願；此前香港的主權在英國人手裡，是英國人把香港交給中共當局的，而英國人這麼做也是形勢所迫。

中共在1949年奪得政權，本來就可以在「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殖民主義」的旗號下「解放」香港的，不過當時中共沒有那麼做。當時，中共為突破西方在外交上的封鎖，和英國就香港問題達成非正式協定：中國不索取香港主權，以此換取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接下來，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和西方進一步高度對立，西方對中國實行物資禁運，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成了中國和西方轉運物資的唯一仲介，對中國有不可替代的利用價值，所以中國一直沒有收回香港主權。

到了八十年代，由於面臨新界99年租約即將到期，英國方面提出續約，中方認定先前的租約是不平等條約，拒絕續約；另外也因為中國已經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所以不擔心收回香港會導致閉關鎖國的後果。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政府在前三十幾年都不收回香港，而在後來又堅決要收回香港的原因。

在英國方面，我們知道，二戰之後，英國在絕大部分殖民地都推行政治改革，逐步實現該地區的自治、自決乃至獨立。早在五十年代，港英當局就打算在香港也推動民主自治，但是遭到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中國政府警告說：香港遲早回歸中國，如果英國在香港引入民主，改變現狀，中方會毫不猶豫地採取行動，解放香港。英國擔心，如果它堅持在香港推行民主自治或自決，中國政府很可能出動軍隊攻占香港。儘管在冷戰高峰期的當年，中共在世界上很孤立，如果它派兵攻打自由的香港，必將招致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再說，英國是強國，軍事力量也很強，但是考慮到香港畢竟太小，離大陸太近，易攻而難守，英國很可能打不贏，到頭來是會把香港本來有的自由法治都失掉的，所以只好把推行民主自治的計劃放棄了。

新界租約即將期滿，英方提出續約，被中方拒絕。英方又提出一個折衷的建議，把主權和治權分開，主權歸中國，英國仍保留管治權，但也被中方拒絕。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承諾 「五十年不變」。英國人感到，在香港不得不交還中國的前提下，有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或許已經是可能爭取到的最不壞的結果了。於是這才有了中英聯合聲明，這才有了香港的九七回歸，被一國兩制。

台灣的情況不同。台灣的主權在台灣人手裡，所以台灣不可能成為第二個香港。

再說西藏。中共建政後，就宣布要解放西藏。1950年秋，共軍兵分幾路，向西藏進發。10月6日，共軍向藏區重鎮昌都發起進攻，打敗西藏軍隊，占領了昌都，迫使藏軍投降。在雙方武力懸殊的情況下，藏人被迫於第二年4月與中共當局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這就是說，西藏名義上是和平解放的，是和平統一的，實際上是武力統一的。

回到台灣的問題上來，結論很清楚，除非中共武力攻台而台灣又被打敗，否則台灣不可能變成第二個西藏。

3、時間會站在誰一邊

中共深知台灣人民不喜歡一國兩制，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絕無可能；要統一，只有靠武力。中共應該早有武統的方案，不過在現階段還不打算馬上實行，因為沒把握打贏，台灣的軍力不可小視，還有美國的對台關係法。再說，就算打贏了也代價太大。因為中共很希望能繼續保持目前這種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一旦打仗，這個戰略機遇期就沒了。在中共那裡，武統的主要障礙是美國。因此它指望假以時日，中共國力軍力進一步增長，美國不得不放棄對台灣的保護。到那時，中共兵臨城下，台灣也許就只好接受一國兩制了。

無論是出於對普世價值的分享，還是出於對第一島鏈的戰略考量，美國都會堅守保護台灣的承諾。但是在多元社會裡，總會有不同的聲音。去年10月下旬，英國《經濟學人》發表重要文章：「中美兩國究竟怎麼了？」（《The Economist》China v America：The End of Engagement——How the world’s two superpowers have become rivals）。文章說：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裡，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和態度，建立在這樣的信念：當中國經濟發生改變，其他方面也會有改變。今天，那樣的信念已經破產了。美國將中國視為新的意識形態和戰略對手。美國擔心，時間站在中國這邊。川普需要一個好的戰略。為了全球的利益，中國和美國需要和平相處。這個戰略，必須為中國和平崛起留出空間，這也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允許中國擴大其影響力。

按照這篇文章的思路，如果中國的崛起勢不可擋，美國和中國需要和平相處，必須為崛起的中國留出空間，允許中國擴大影響力，而台灣既被中國視為其神聖領土，必須統一，那麼，美國就有可能不得不放棄對台灣的保護了。

2005年3月，我寫過一篇文章「時間會站在誰一邊」。文章說：「所以，一切就歸結到時間上。時間會站在誰一邊？不少人會說，時間會站在台灣一邊。因為台灣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不過這是對較長的未來而言。在較短的未來也有可能出現相反的情況。關鍵是大陸。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陸是會變得自由民主呢，還是會變得十分強大但依然專制？結論：必須大力催化大陸自由民主。大陸能否及時地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關係到大陸人民的切身利益，關係到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也關係到台灣自由民主的生死存亡。」

在14年後的今天，這個問題變得更緊迫、更重要。

——轉自台灣《上報》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