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各國在這些事件的軌跡中存在著許多差異，但在各地，共產黨的目標都是清除他們實際或潛在的對手，並粉碎所有的政治上、意識形態上和精神信仰上的競爭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學說要求將敵對者徹底消滅，而達到此目的的所有手段都被認為是合法的，包括判死刑、槍決、長期徒刑，以及被迫流亡西方。最後一個選項是個不太殘忍的步驟，但它在打破抵抗力量方面非常有效，其重要性在分析這些國家的歷史時通常被低估了。畢竟，居住權和擁有一個家的權利是基本人權。此外，在1944至1945年間，成千上萬的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波蘭人和其它國家的公民因害怕紅軍而逃離了他們的國家。在整套壓迫手段中第一個被使用的工具是非共產黨領導人的政治審判，其中許多人曾是抵抗戰士並且在納粹或法西斯的監獄和營地受過難。在紅軍的直接控制下，審判先從曾經是納粹德國盟友的國家開始，尤其是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在成立於1944年、解散於1947年的同盟國間委員會（inter-Allied commissions）裡面，蘇聯軍隊是一股主導力量，經常強行實施自己的觀點。在匈牙利，小農黨在1945年間的選舉中一直是大贏家，獲得57%的選票，因此成了政治爭拗和大規模警察行動的目標。1947年1月，內政部在曾在西班牙國際旅中戰鬥過並在戰爭後期成為抵抗運動領袖的共產黨人拉依克（Rajk Laszlo）的控制下，宣布發現了一個涉及匈牙利「社區」團體的涉嫌反對國家的陰謀，這個團體是戰時祕密成立的反納粹侵略者組織。警察逮捕了小農黨的一名部長和幾名副手；多納特（Gyorgy Donath）被指控為頭目，被判處死刑並執行；其他人被判處長期徒刑。

1947年2月，小農黨總書記科瓦奇（Bela Kovacs）以「策劃反對紅軍的安全」為名被蘇聯當局逮捕。他在蘇聯一直被關押到1956年。受害者的數量迅速增加，在匈牙利與其它地方也一樣，共產黨祕密警察相信每一個陰謀一定都牽扯大量的人員。

所有這一切的結果是，戰爭結束兩年後，一度是匈牙利最重要的政黨「被斬首和摧毀」。像科瓦奇一樣，該黨的其他主要代表，如委員會主席納吉（Ferenc Nagy）、科瓦奇的前任蒂爾迪（Zoltan Tildy）、國家議會議長瓦爾噶（Béla Varga）、布達佩斯市長科瓦戈（Jozsef Kovago）──以及數十名副職人員和其他黨員，要麼被判監，要麼被迫流亡。1947年末至1949年初，獨立黨和人民民主黨都被解散了。共產黨的對手後來就像小農黨那樣，一個一個被切片清除，與紅軍一起從莫斯科返回的匈牙利工人黨總書記拉科西（Matyas Rakosi）後來將此命名為「薩拉米（譯者註：意大利香腸）戰術」並做推薦，相信每次只切幾片就不會導致劇烈的消化不良。

1948年2月，匈牙利對社會民主黨人的迫害不斷持續，工業部長的副手科勒曼（Justus Kelemen）被捕。對社會民主黨人（波蘭除外）的迫害可能始於保加利亞，1946年6月他們的領導人帕斯圖科夫（Krastiu Pastukhov）被判處5年徒刑。到1946年夏天，有15名盧爾切夫（Kosta Lulchev）領導的獨立社會民主黨的中央委員會成員被投入監獄。盧爾切夫本人和其他領導人在1948年被捕，並在11月被判處15年徒刑。這種形式的壓迫，也嚴厲打擊了所有反對強制讓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合併的人，如羅馬尼亞獨立社會民主黨的總書記佩德雷斯庫（Constantin Titel Petrescu）和總書記迪米特里（Anton Dimitriu），兩人在1948年5月被捕。

這些囚犯中有許多是在極端嚴厲的政權下被拘禁在位於羅馬尼亞西北邊境的西蓋土馬爾馬切伊（Sighet Marmatiel）政治監獄裡的。1950年5月，警用卡車帶了200多個著名的領導人物來到西蓋土（Sighet），包括1945年之後曾在政府裡任職的一些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挺老的了，尤其是全國農民黨的領導人──73歲的馬紐（Iuliu Maniu）和82歲的布勒迪亞努（Bratianu）家族的頭人（該家族對現代羅馬尼亞的誕生起了決定性作用）。監獄裡滿是政治家、將軍、記者、牧師、天主教的主教等。在5年的時間裡，這些囚犯中有52人死去。

與社會民主黨人的聯盟顯然是純粹的戰術步驟；工人運動的多元化從來沒有在共產黨政權之下真正占有一席之地。在後來成為東德的蘇聯占領的德國地區，1945至1950年間有5,000社會民主黨人被蘇聯和東德法院判刑，其中有400人死在監獄裡。在這一時期，對社會民主黨人的最後一次大審判於1954年在布拉格舉行。

在保加利亞1946年10月27日選舉之前，24名農業人民聯盟黨代表被殺害。黨的領導人佩特科夫（Nikolai Petkov）於1947年6月5日參加國民議會的一次會議時與其他24名代表一起被捕。作為親法國的共和黨人，他曾在自己的兄弟也是農業人民聯盟黨的一名代表並在1924年被暗殺後，在法國流亡了7年。1940年的時候，佩特科夫已經在貢達沃達（Gonda Voda，譯者註：保加利亞地名）的一個營地被拘禁了幾個月，隨後又被軟禁在家。那時，他已經為建立一個愛國陣線做了準備，其中包括許多共產黨抵抗戰士。戰爭結束時他成為保加利亞過渡政府的副總理，但因為抗議少數共產黨人在清洗期間的恐怖主義暴力行為而辭職。在佩特科夫成為反對派的首領後，他早年與共產黨的聯盟就不算數了。他受到虛假的「密謀武裝反政府」的指控，在當年8月5日被提審，並於8月16日被判處死刑。

在檢方發表請求死刑的摘要聲明後，佩特科夫有權發表最後陳述。他平靜地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講了以下內容：

「尊敬的法官，秉承冷靜的良心、本著對保加利亞司法制度和對保加利亞社會的責任的充分的認識，以及對我準備為之放下自己生命的我所屬的政治組織，我相信做以下聲明是我的職責。

「我從來沒有也沒有意圖去參與任何針對1944年9月9日成立的包括農業人民聯盟黨的、我也是其建造者之一的人民政府的任何非法活動。

「自1923年以來，我一直是保加利亞農業人民聯盟黨的成員。其意識形態的基本原則是和平、秩序、合法性和大眾的力量。它唯一的武器是投票箱以及書面和口頭的話語。保加利亞農業人民聯盟黨從來沒有訴諸於任何祕密或陰謀組織，從未參加過任何政變，儘管經常是這種行為的受害者。」

然後佩特科夫接著描述了標誌著「保加利亞法西斯主義的開端」的、發生在1923年6月9日和1934年5月19日的事件，以及圍繞他從政府辭職的相關事件。

「如果，我是我的控告者所說的那樣，真的很貪戀權力、只在意我的職業，今天我就是保加利亞部長會議的副主席了。從我加入反對派的那一刻起、從我被捕的那一刻起，我就沒有停止致力於在農業人民聯盟黨和共產主義工人黨之間達成理解，我認為這是歷史的必然。無論在國內或國外，我從未成為任何反動勢力的一部分。

「尊敬的法官，迄今兩年多來，準確地說是自1945年6月25日以來，我一直是保加利亞對一位政治家施加的最殘忍和最無情的一項運動的受害者。我的私人或公共生活沒有任何一部分得以倖免。我的肖像僅在索菲亞就被燒了有三次，其它地方有十次。在那些場合下，我曾在索菲亞的墓地入口處讀到了我自己的訃告，我從未抱怨過。我也將懷著勇氣面對等待我的任何其它事情，因為這已然是今日保加利亞政界令人悲傷的現實無可規避的性質。

「作為公共生活中的一名謙卑的從業者，我沒有抱怨的權利，特別是當兩位被公認為國家偉人的先生──迪米特里‧佩特科夫（Dimitri Petkov）和佩特科‧佩特科夫（Petko Petkov），在索非亞的街道上像叛徒一樣地被暗殺。（迪米特里是佩特科夫的父親，於1907年3月11日後背中槍兩次，時任全國委員會主席。佩特科，他的兄弟是一名代表，1924年6月14日被反覆擊中胸部當場身亡。）

「尊敬的法官，我讓自己相信在做出判決時，你們會放置政治考量，因其本來就與法庭無關，而專注於已經建立的事實。我確定，或者說至少我希望，你們將遵循自己作為法官的良知，針對我的指控，宣判我無罪釋放。」

8月16日，在聽到「以保加利亞人民的名義」判處他絞刑的判決後，佩特科夫大聲喊道：「不！不可以以保加利亞人民的名義！我是被你們在克里姆林宮和其它地方的外國主子送上死路的。保加利亞人民被這沒有正義的血腥暴政壓垮了，永遠不會相信你的謊言！」

佩特科夫於9月23日被處以絞刑。參與逮捕和審判佩特科夫的共產黨領導人和國家安全局（別稱Durzhavna Sigurnost）的工作人員中就有科斯托夫（Traicho Kostov，譯者註：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人，曾擔任部長會議副主席），兩年後他也被絞死了。

在另外兩個前納粹附屬國，政治審判也被首先用來對付實力強大的農業政黨領導人，這些黨對粉碎與德國的聯盟做出了貢獻，從而也刺激了紅軍的進駐。 1947年10月在羅馬尼亞，馬紐（Iuliu Maniu）和米拉切（Ion Mihalache，譯者註：同為農民黨領導人）以及全國農民黨的17位其他要員，依據警方的證據，在經過長時間的審判後，被判處終身監禁。這個審判為大規模起訴非共產黨政治家鋪平了道路。馬紐於1952年在監獄中去世。甚至在1946年11月18日選舉之前，幾位政治家，包括自由派的布勒蒂亞努（Vintila Bratianu，譯者註：曾擔任羅馬尼亞前首相），都被指控經營恐怖組織而被軍事法庭定罪。#（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