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共產主義和恐怖主義

準備武裝暴動，是上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心。這些暴動最終都歸於失敗。結果，該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這種行動。40年代，這場運動反而從擺脫納粹或日本擴張主義的戰爭中獲利；50年代和60年代，它聚焦於非殖民化進程，創建了有組織的叛亂團體，它們慢慢轉變為正規紅軍。在南斯拉夫、中國、朝鮮、越南和柬埔寨，這種策略起到了作用，讓共產黨得以奪權。然而，南美游擊隊運動（在當地遭到美國人訓練的特種部隊的抵制）的失敗，成為共產黨人恢復「恐怖主義」手段的一個誘因。此前，他們使用這些手段相對罕見。最令人難忘的例外是1924年索非亞大教堂（Sofia Cathedral）爆炸案。純粹和簡單的恐怖主義與武裝暴動的準備工作之間的區別，有時可能略顯學術化，因為通常涉及同樣的人。而且，這兩種行動方針並不互相排斥。許多民族解放運動在行動中都將恐怖主義與游擊戰結合在一起，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陣線（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FLN）和民族解放軍（Armée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便是如此。

阿爾及利亞的案例很有意思，因為法屬阿爾及利亞（French Algeria）的支持者將這場民族主義暴動視為莫斯科制定的一場陰謀。他們並發現以下事實進一步證實了這一看法：在阿爾及爾戰鬥時期（1956年至1957年），阿爾及利亞共產黨已經向首都的FLN負責人雅塞夫‧薩迪（Yacef Saadi）提供了多名最好的爆炸物專家。人們是否可以從中得出這一結論：這場民族主義運動受制於共產黨人？在很多方面，情況顯然不是這樣。阿爾及利亞共產黨與FLN一直存在嚴重分歧。在國際舞台上，FLN得益於蘇聯公開的政治支持。但除了其特工部門進行的少數極其有限的行動之外，莫斯科也小心翼翼，避免自己直接捲入與法國的衝突當中。事實上，FLN的主要武器供應商是納賽爾（Nasser）的埃及、鐵托的南斯拉夫和代表東方集團（Eastern Bloc，譯者註：冷戰期間西方陣營對中歐及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稱呼）行事的捷克斯洛伐克。此外，一些FLN幹部還在布拉格接受了捷克人的祕密技術培訓。但蘇聯刻意隱身幕後。蘇聯是否已有直覺，認為阿爾及利亞未來將在政治上親近莫斯科，但同時又小心翼翼地保持其獨立性？事實上，蘇聯特工機構從未監管過新政權的「至聖之地」──軍事安全局（Military Security），而對古巴情報總局（Dirección General de Inteligencia，DGI）則相反。

蘇聯對極具爭議的民族主義運動持審慎態度的另一個例子，是愛爾蘭案例。作為IRA（愛爾蘭共和軍，1916年復活節起義失敗後在都柏林成立）的產物，「共和主義」是北愛爾蘭特有的一種思維方式。除了社會問題之外，1921年以後，IRA的民族主義計劃（通過從英國手裡奪取北方6郡而統一愛爾蘭）成為其所有行動的核心。相比之下，1933年組建愛爾蘭共產黨的親蘇派人物，則對純粹民族主義的關注事項逐漸疏遠，以便突出階級鬥爭的重要性。

IRA需要武器來打英國人。在戰爭之間的空檔，IRA一再嘗試從蘇聯得到武器，但莫斯科禮貌地拒絕了。毫無疑問，冒著與英國公開衝突的風險，武裝親獨立勢力似乎並不是特別明智。數百名IRA成員加入國際縱隊並在西班牙作戰的事實，幾乎無助於改變莫斯科的立場。1939年至1940年，當IRA在英國開始新的炸彈襲擊行動時，其最隱祕的團隊是一小撮激進的民族主義者。由於是新教徒，他們不太可能引起懷疑。該小組的核心由共產黨人組成，特別是貝蒂．辛克萊（Betty Sinclair）。在整個歐洲，諸如恩斯特．沃爾韋伯（Ernst Wollweber）網絡等破壞者組織不僅準備襲擊德國船隻，還準備襲擊法國和英國的船隻。莫斯科打算利用IRA破壞英國船隻，認為利用這個地下組織將可掩蓋破壞活動的蘇聯源頭。但這個計劃完全落空了。莫斯科對愛爾蘭人保持了一定的懷疑。只為獲得武器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願與任何人結盟，但斷然拒絕了通過放棄自己的政治議程來付出任何政治代價。上世紀70年代早期，IRA在北愛爾蘭天主教貧民窟反抗之後再次拿起武器（通常是指它的特色產品爆炸物）對付英國人。與普遍持有的看法相反，沒有炸彈也沒有爆炸物直接或間接來自蘇聯。事實上，從歷史和現在來看，IRA的主要支持來自美國的愛爾蘭裔美國人社區。#（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