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個法治國家，最高法院都有着巨大的威望和權威，備受社會尊重。成為最高法院的法官，幾乎是每個從事法律職業的人的最高夢想。

但在中國，最高法院和「大法官」們卻經常成為笑話。一個中國學者給美國學生解釋，中國的法官等同於官員，有其行政級別，首席大法官是副總理級。美國同學十分詫異：「難道天底下還有比這更荒唐的事嗎？」答：「有，中國的首席大法官沒讀過法學院！」這段子說的是最高法院上一任院長王勝俊。其實中共建政70年以來，最高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們很多都沒讀過正規的法學院，從事過律師執業的更是鳳毛麟角。

「法官是官」。在黨國體制下，法官自然被納入官僚體系、賦予行政級別，各級黨政官員都把法院列為同級政府的一個部門，且非最重要和權力最大的部門，比不上公安局、財政局之類。大多數民眾把法院當作眾多衙門中的一個，法官的自我定位也是一樣。這樣的體制看重的是法院和法官的黨性、官場潛規則，而不是專業性、獨立性和中立性。軍人複員轉業可以成為法官，黨團幹部可以成為法官，在中國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山西絳縣法院曾有個著名的「三盲法官」姚曉紅——文盲、法盲、流氓，就是小學文化的法院司機，被提拔為法官和副院長。

但是中共法院的角色，不限於成為笑柄。

毛時代大部分時候肆虐着歇斯底里的政治運動，極權意識形態和大眾動員成為統治的重要基礎。1957年律師職業被取消，文革期間公檢法被砸爛，法院不但是黨的傀儡，還被要求成為專政工具和黨的「刀把子」，像軍警一樣積極地鎮壓和消滅階級敵人。就像很多納粹法官一樣，紅色恐怖時期的中共法官，也是反人類罪犯。

1980年代初期，出於對文革的反思和反彈，法律職業逐漸恢復，法律法規得以制定，公檢法重新建立，法律在調整社會和經濟生活方面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共產黨一黨專政沒有變化，法院仍是黨的傀儡和幫凶。

這種沒有民主監督、沒有權力約束、沒有信仰支撐的體制，不僅僅滋生腐敗，而且鼓勵腐敗。1989年天安門屠殺之後，「槍聲一響，變偷為搶」，官員的貪污、劫掠更肆無忌憚了。法院系統的腐敗，和其他所有公權力系統的腐敗一樣，也是市場極權體制或曰盜賊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最高法院也自然代表了司法腐敗鏈的最頂級。所謂「司法是社會公正的最後一道防線」、「不公正的司法污染了整個水源」等等，在中共體制下，從來就不存在。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極權體制在根子上就不存在「公正的防線」或「乾淨的水源」。

被稱為廣東最牛律師的陳卓倫，了解到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喜歡處女，就定期給他送。後來黃松有被控貪污受賄510萬元，被判無期徒刑。但這點兒錢和最高法院另一位副院長奚曉明比起來，就太寒磣了。2015年，奚曉明被抓，在他兒子家中抄出3億現金。奚曉明被判無期徒刑，得到同樣刑期的還有最高法院的頂頭上司，被稱為「中國政法沙皇」的周永康。按照「刑不上常委」的中共潛規則，周如果不是牽涉高層內鬥，根本不會出事。綜合計算貪腐的成本、風險和收益，結論大概是越貪越划算、越貪越安全吧。

奚曉明被抓後，首席大法官周強表示，「影響惡劣、教訓深刻」，要「不迴避、不遮掩」，「以零容忍態度堅決懲治司法腐敗」。

周強真的「不遮掩」嗎？在中國家喻戶曉的脫口秀明星崔永元有話要說。他最近發佈此案承辦法官王林清的視頻，踢爆「陝北千億礦權案」案卷被盜黑幕：連耗子都進不去的最高法院，放在辦公室的案卷竟能失竊；兩個新安裝的監控鏡頭，在黨最需要它壞的時候果然同時壞了。在崔永元發佈的最高法院幾頁材料上，涉及此案的民一庭庭長程新文、審判委員會委員張勇健、杜萬華都有請示或批示，副院長奚曉明向周強請示：「周院長，我對判決書又做了部分修改。」 另一副院長沈德詠寫的是：「原則同意。判決書落款時間建議另行確定，以免節外生枝。」周強在一頁批示上說：「曉明同志：此案有關處理情況，要嚴格做好保密工作。」在另一頁上則在自己名字上劃圈，並寫上日期，表示看過。這三頁紙，有一張打印着「機密」兩字，有兩張則有手寫的「絕密」字樣，也不知這些法官們沆瀣一氣地玩弄司法，屬於什麼性質的絕密。

在看得見的地方，最高人民法院的角色是共產黨的傀儡和幫凶，比如嚴打，比如處死夏俊峰、許有臣，比如出台規定限制維權律師等。而在不被人注意的大量日常案件里，最高人民法院主要負責勾兌和撈錢。王林清的保命式反抗和崔永元的制度外爆料，要麼被黑幕重重的官場權斗所利用，要麼被指鹿為馬的專政機器所絞殺。而這個並不「最高」、並非「人民」、也不在乎「法律」的「最高人民法院」，仍將繼續扮演着它的三個角色。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