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派戰敗後，由陶里亞蒂掌管的一個委員會於1939年3月在巴黎成立，以便選出配得上移民到「無產階級祖國」的西班牙人。「農夫」記述了他動身前往蘇聯的情況。1939年5月14日，他與其他350人一起，乘坐「西伯利亞」號自勒阿弗爾啟程航行。這些人中包括西班牙共產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成員、共產黨議員、第5團指揮官和約30名縱隊首領。當陶里亞蒂的委員會在NKVD的翼護下成立時，「農夫」正好在場。該委員會的職責是監控3,961名西班牙難民。他們立即被分成18個小組，並被送往不同的城鎮。在被流放期間，大多數領導人都對其同胞進行暗中監視和告發，如西班牙共產黨哈恩（Jaén）市委前書記和喬治‧科爾蒂納（Jorge Cortina）。前者使哈爾科夫的西班牙人群體半數人被捕；後者讓很多傷者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由於被指控為托派分子，「農夫」被開除出伏龍芝軍事學院（Frunze Military Academy），1942年3月到莫斯科地鐵系統工作。後來，他被放逐到烏茲別克，然後被放逐到西伯利亞。1948年，他設法逃到了伊朗。

1942年3月19日，西班牙共產黨前總書記何塞‧迪亞斯在第比利斯（Tbilisi）一棟建築的4樓，從自家窗戶墜樓後死亡。當時，其家人均不在場。「農夫」和他的同胞認為，這起死亡事件實際上是一起暗殺。就在死前，迪亞斯還一直在寫一本關於自己經歷的書，而且似乎對他所看到的相當失望。他還寫了一封信給當局，抗議第比利斯流放區的兒童被關押在惡劣條件下。在內戰期間，數千名5至12歲的西班牙兒童被送到蘇聯。在共和派戰敗後，他們的生活條件急遽變化。1939年，他們的老師被指控為信奉托洛茨基主義。據「農夫」說，其中60%的人被逮捕並被囚禁在盧比揚卡；其餘的則被送往工廠工作。一名年輕女子在遭受二十多個月的酷刑折磨後被處決。孩子們的命運特別嚴酷，因為所有的流放區均由蘇聯官員掌管。在胡安‧莫德斯托（Juan Modesto，一名在第5團學過整人手段的將軍）和恩里克‧利斯特的強勢權威下，卡盧加（Kaluga）流放區特別嚴苛。據赫蘇斯‧埃爾南德斯說，1941年，那裡的兒童約50%都患上了肺結核，750名兒童（占比15%）在1941年大批離開（exodus）前死亡。青少年們最終到達烏拉爾地區和西伯利亞中部地區，特別是浩罕（Kokand）。在那裡，他們組成犯罪團夥，而婦女則陷入賣淫境地。其中許多人自殺。據埃爾南德斯說，5,000名兒童中就有2,000人死亡。1947年，他們抵達蘇聯10周年之際，莫斯科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劇院舉行了一場儀式，有2,000名西班牙年輕人參加。1956年9月，他們中534人返回西班牙。總共只有1,500人被允許回國。

其他西班牙人逐漸了解了在蘇聯的生與死。這些人中，有自願前往蘇聯接受培訓的、非共產黨人士的水手和飛行員。「農夫」講述了一群218人的飛行員的故事。他們於1938年抵達基洛夫堡（Kirovabad）進行訓練，本應為期6至7個月。1939年底，西班牙共產黨政治局委員、NKVD特工馬丁內斯‧卡爾頓（Martínez Cartón）上校給了這些飛行員一個選擇：要麼留在蘇聯，要麼離開該國。選擇離開的人被派到工廠工作。1939年9月1日，他們全數被捕，並被提起指控。一些人遭受酷刑，其他人則在盧比揚卡遇害；大多數人被判10到15年的集中營監禁。在去伯朝拉列弗（Pechoralev）的那群人中，一個倖存者也沒有。在原來218人的團隊中，只有6名倖存者。

1947年，一些難民成功地離開了蘇聯。留下來的人被迫簽署一份文件，說他們不會再試圖離開。1948年4月，何塞‧伊斯特（JoséEster）（毛特豪森集中營第64553號被政治放逐者）和何塞‧多梅內克（JoséDomenech）（諾因加默﹝Neuengamme﹞集中營第40202號被政治放逐者），代表西班牙被放逐者和被政治拘禁者聯合會（Spanish Federation of Deportees and Political Internees）在巴黎舉行新聞發布會，就巴爾喀什湖（Lake Balkhash）西北部哈薩克斯坦卡拉干達99號營地的被放逐者，披露他們所收集到的詳情。伊斯特和多梅內克提供了59名被放逐者的名字，其中包括24名飛行員和33名水手。在1948年3月1日的一個單面印張（broadside）中，這兩名曾經的被放逐者對他們的行動解釋如下：「對我們來說，這是一項必須盡到的責任；對於凡在黨衛軍或蓋世太保那樣的政權下了解了飢荒、寒冷和荒涼的人來說，這勢在必行；如果『自由』、『人權』這些詞真的對其有意義，他就應該站出來，出於聲援，要求給這些面臨著某種死亡威脅的人以自由。這是他的一項公民責任。」

二戰後，共產黨人及其特工部門繼續肅清他們的對手。來自萊里達（Lérida）的前POUM領導人瓊‧法雷‧加索（Joan FarréGasso）在戰爭期間參加了法國抵抗運動。他被維希政權逮捕，並囚禁在穆瓦薩克（Moissac）。不過，戰爭結束時他又被釋放。當時，他試圖在法屬加泰羅尼亞（譯者註：又稱加泰羅尼亞北部）一個小村莊與他的妻子團聚。在去蒙托邦（Montauban）的路上，他被共產黨的馬基──西班牙游擊隊（guerrilleros españoles）攔下。他們將他當場處決。這起暗殺延長了西班牙內戰，將其推向最險惡的境地：對成千上萬最勇敢、最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的肅清。西班牙的例子顯示，在共產黨人追求其政治目標方面，要把他們的合法企業與犯罪企業分開是不可能的。政治暴力和社會暴力在兩次戰爭之間的西班牙屬於常態，且內戰使​​這種暴力得以大規模爆發，這一點也許不假。但蘇聯仍然把脫胎於戰爭和暴力的黨國的力量搬上檯面，這仍是事實。莫斯科的干預僅僅是為了推進蘇聯的利益，同時假裝它是反法西斯鬥爭所必需的。

顯然，斯大林及其黨羽的真正目標是掌控這個共和國的命運。為此，肅清共產黨人的左翼反對派——社會黨人、無政府工團主義者、POUM成員和托派，重要性不亞於軍事上擊敗佛朗哥。#（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