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煽動老百姓起來造國民黨的反，毛澤東當年說過一句名言：「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但他萬萬不會料到的是，這句話如今也在共產黨自己的身上應驗了。

2012年7月28日，由於擔心日本王子紙業集團準備在當地修建的排汙設施會對本地民眾生活產生影響，近萬名啟東市民於清晨在市政府門前廣場及附近道路集結示威，示威者廣為散發《告全市人民書》，呼籲啟東人站出來，抵制王子造紙廠「將有毒廢水排放到啟東附近海域」，號召舉行「保衛家園」行動。隨後，一些示威者衝進市政府大樓，扒光了啟東市市委書記孫建華的上衣，給市長徐峰套上了抵制王子造紙的宣傳衣，並將搜出的許多名貴煙酒以及避孕套等物品陳列在政府辦公樓前。在示威過程中，民眾還掀翻了汽車，搗毀了市政府的辦公電腦。

無獨有偶。自上世紀九十年代特別是新世紀以來，從南海工人罷工、廣州新塘騷亂到烏坎村民維權，從廈門市民抵制PX專案的大規模集體「散步」、大連反對PX專案遊行到廣州番禺居民反垃圾焚燒廠運動，從幾年前四川什邡和江蘇啟東市民抗議環境污染的大規模遊行示威直至今年的卡車司機罷工、深圳工人維權運動和大規模的老兵上訪請願，神州大地上的民間抗議風潮（即群體性突發事件）可謂風起雲湧，一浪高過一浪，近年來更是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密集高發期。如果說合法性的喪失是一個政權發生統治危機的內部徵兆，那麼民間抗議風潮的密集高發則是發生這種危機的外部標誌。

根據有關專家的觀察和研究，近年來密集高發的中國民間抗議風潮呈現出一系列新的特點和趨勢。

一是數量增多、規模趨大。根據官方的統計資料，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民間抗議風潮在中國一直呈急劇上升趨勢，1993年有8,700起，1999年32,000起，2000年50,000起，2003年58,000起，2004年驟升到74,000起，2005年86,000起，2006年達到90,000起，2008年超過10萬起（注8）。從1993年至2003年這10年間，年平均增長17%，由1994年的1萬起增加到2003年的6萬起，增長5倍。與此同時，風潮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參與人數平均增長12%，由73萬多人增加到307萬多人。其中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多起，增長4倍。

二是以維權事件為主要類型。從現已掌握的資料來看，維權事件約占當前民間抗議風潮的80%以上。因為參與的主體有別，抗爭的物件和維權的內容也各不相同。其中農民以基層政府和官員為主要抗爭對象，而工人則以企業管理者為主要抗爭對象。農民抗爭以要求補償受損利益和實現村民自治為主要維權內容，工人抗爭則以維護經濟權利和要求管理企業事務為主要維權內容，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雇傭工人的主要要求是發放足額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農民工的主要要求是發放欠發的工資，下崗工人要求的是工作，改制國企的工人要求的是保護國家財產不流失等。

三是洩憤事件佔有相當比例。此類事件區別於維權事件和其他事件最主要的特點是，絕大多數參與者無明確的集體利益訴求，與事件沒有直接的利益關係，純粹是為了表達和發洩對官府和社會的不滿才捲入其中。其次，這類事件主要因偶然緣故引發，一般沒有個人上訪、行政訴訟等過程，突發性極強，從意外事件升級到一定規模的衝突過程非常短。即使有些事件出現過事主不滿，找有關部門反映或要求解決問題而未果的情況，但真正當騷亂發生時，仍然有很強的突發性。再者，這類事件沒有明確的組織動員者，政府找不到磋商物件。最後，相當一部分參與者情緒失控，有打、砸、搶、燒等極端行為，不僅會造成財產方面的損失，產生的社會影響也比較大。

四是表現方式趨於激烈。近年來，暴力性、破壞性抗議風潮逐漸增長，參加者的行為出現激化現象，對抗程度加劇。出於「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的心理，風潮的組織者和參加者越來越多地採取各種激烈甚至極端手段，如圍攻衝擊基層黨政機關、阻斷交通、扣押人質，個別地方還發生了破壞公共設施、打砸鄉鎮政府和縣政府的局部騷亂，有人甚至採取自焚、自殺等過激行為。

五是組織程度高，由經濟矛盾轉向反暴政要人權。有相當數量的民間抗議風潮的發生是有組織的，而且開始出現跨區域、跨行業串聯聲援的傾向。尤其是那些參加人數多、持續時間長、規模較大、反復性強的民間抗議風潮事先都經過周密策劃，目標明確，行動統一。雖然它們中大多數是因經濟利益矛盾引發的，但反暴政要人權的訴求越來越明確，如「反對獨裁」、「懲治腐敗」、「還我人權」等。

如果說合法性的喪失是一個政權發生統治危機的內部徵兆，那麼民間抗議風潮的密集高發則是發生這種危機的外部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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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