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當幹部們開始受到共產國際的密使所控制時，法國共產黨自身就開始記錄所有它認為有嫌疑或危險的人。幹部處的正式職責是招募最佳活動分子；另一項職責是編製被發現在某些方面不夠格之人的名單。從1932年到1939年6月，法國共產黨起草了12份文件，其標題有諸如「內奸、叛徒和被逐出法國革命組織的警方線人之黑名單」以及「內奸、小偷、騙子、托派分子和被逐出法國工人組織的叛徒之黑名單」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這些名單已包含千餘個名字。法國共產黨用了一個簡單的政治觀點替此類名單辯護：「資產階級對我國工人階級和革命組織的鬥爭正變得日益激烈。」

活動分子被要求提交有關嫌疑人外貌的信息（1938年8月第10號名單具體說明了「身材和體形、頭髮、眉毛、前額、鼻子、嘴巴、下巴、臉型、膚色、識別標誌」）以及「任何可能有助於找到」他們的信息，例如他們的地址和工作地點。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所有活動分子都得像契卡成員一樣行事。

一些嫌疑人無疑是真正的騙子；其他人只是反對黨的路線，無論他們是否屬於黨的成員。20世紀30年代的首個目標是在聖但尼（Saint-Denis）的托派分子和雅克‧多里奧（Jacques Doriot）的追隨者。法國共產黨人簡單地重複了蘇聯共產黨人的觀點：托派分子變成了「一幫罪犯、無恥的破壞分子、從事顛覆的特工和聽命於外國間諜機構的刺客」。

戰爭、法國共產黨因支持德蘇條約而被取締以及德國的占領，導致該黨加緊其祕密警察活動。所有拒絕接受德蘇條約的法共成員都遭到譴責，包括那些加入抵抗運動的人。其中包括讓‧呂歇爾（Jean Luchaire）《新時代報》（Temps nouveaux）的編輯阿德里安‧朗繆爾（Adrien Langumier）以及瓦永納（Oyonnax）前共產黨代表勒內‧尼科德（RenéNicod），他與他從前的同志聯繫依然密切。儒勒‧傅里葉（Jules Fourier）是黨的警察整肅未果的另一位共產黨人。在投票支持授予貝當（譯者註：全名亨利‧菲利普‧貝當﹝Henri Philippe Pétain﹞，二戰時期法國維希政府的元首兼總理）所有權力之後，傅里葉於1941年建立了抵抗網路，隨後被放逐到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

其它目標包括1941年參加法國工農黨（POPF）的人；其領導人之一、前法共黨委書記馬塞爾‧吉頓（Marcel Gitton）於9月遭激進共產黨人射殺。法國共產黨宣稱，該組織是「黨和法國的叛徒」。有時，他們的指控聲明之後是「因此受到處罰」的說明。還有諸如喬治‧德齊爾（Georges Déziré）等激進分子的案例。德齊爾被懷疑叛國，遭到暗殺，戰後卻得到平反。

在迫害猶太人的過程中，共產黨用了奇怪的招數來譴責它的敵人：「蕾妮（C…Renée），也叫塔尼亞（Tania）或特蕾塞（Thérèse），來自第14郡（arrondissement），比薩拉比亞的猶太人」；「外國猶太人De B……，一個侮辱共產黨和蘇聯的叛亂分子」。移民人力（Immigrant Manpower）是一個匯聚所有外國激進共產黨人的組織，曾使用過類似的語言：「猶太人R.（非其真名）。串通一群敵對猶太人。」對托派分子的仇恨也依然強烈：「D……Yvonne.1、伯雷（Beuret）將軍寓所、巴黎8號……一個托派分子與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OUM）有聯絡。侮辱蘇聯。」在逮捕過程中，這類名單很可能落入了維希（Vichy）警察或蓋世太保（Gestapo）的手中。那麼，名單上的人發生了什麼？

1945年，法國共產黨公布了又一系列的政治敵人黑名單，其中一些人已經在數次暗殺企圖中倖存下來。黑名單的制度化，很明顯地呼應了契卡、格別烏和NKVD等蘇聯安全部門草擬的潛在罪犯名單。這是共產黨人中的普遍做法，它始於俄羅斯內戰初期。在波蘭，戰爭結束時，這類名單包含了48類要受監視的人。

各部門間的內鬥，以一個簡單的變化而告終。此變化把共產國際和蘇共（CPSU）首腦控制下的特務機關聯合起來，使他們為自己的行動直接對斯大林本人負責。1932年，積極而無情地鎮壓自己朋友的米哈伊爾‧瑞廷（Mikhail Ryutin），突然發現自己與斯大林對立起來。他起草了一份聲明說，「斯大林現在在共產國際擁有無可指摘的教皇地位。他以直接和間接手段控制了共產國際的所有領導幹部，不是僅僅在莫斯科，而是在任何地方。這是個決定性的論據，證實了他在政治問題上的不可戰勝性。」到上世紀20年代末，在財政上同樣依賴這個蘇維埃國家的共產國際，已經失去了所有獨立的表象。沒過多久，這種與政治依賴密切相關的物質依賴，又衍生出對祕密警察更凶險的依賴。

對共產國際成員日益增加的警察壓力之必然結果是恐懼和不信任。告發的威脅一變得普遍，普遍缺乏信心就在各處顯而易見。告密有兩種形式：自發性證言，或者通過精神或肉體折磨從人手裡取得的證詞。有時光是恐懼就足夠了。還有些激進分子以告發同事為榮。當時普遍盛行的偏執狂以及急於顯示自己是最警惕共產黨人的毫無意義的衝動，成為法國共產黨人安德烈‧馬蒂（Andre Marty）案例的兩大特徵。1927年6月23日，他在給共產國際總書記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一封標有「絕密」的信中，寫了一長篇針對共產國際駐法國代表歐根‧弗里德（Eugen Fried）的譴責書，對弗里德尚未被法國警方逮捕故作驚訝，並對這一事實表示極度懷疑。

恐怖和公審不可避免地在國外遇到不同的回應。在巴黎，鮑里斯‧蘇瓦林於1937年7月1日在《費加羅文學報》（le Figaro litteraire）上發表了以下評論：

「聲稱莫斯科審判是俄羅斯獨有的現象，這非常誇張。儘管無疑具有民族特徵，但也可看出許多其它更普遍的真理。

「首先，俄國人能理解的，法國人就不可能理解，這種想法應該放棄。實際上，這種自我揭發行為使俄羅斯人民費解，對法國人民也一樣。出於獻身布爾什維克事業的狂熱，而發現這一切都很自然的人，在國外可能比在俄羅斯還多……

「在俄國革命的初期，很容易把一切都歸因於『斯拉夫靈魂』的概念；然而，隨後在意大利和德國見證了被認為是純粹斯拉夫現象的事件。當人的獸性發泄出來時，到處都可見到同樣的後果，無論是拉丁人、德國人還是斯拉夫人，無論表面上表現得可能有多麼不同。

「無論如何，在法國和所有其它地方，有數百萬人被斯大林收入囊中。在沒有極權獨裁者緊盯的情況下，《人道報》（L’Humanité）的編輯與《真理報》的人在奉承拍馬上卻如出一轍。當蘇聯院士[弗拉基米爾]‧科馬洛夫（[Vladimir] Komarov）在紅場上呼籲更多地流血，這種再次自我貶低的腔調讓人們相信，如果他保持沉默，他實際上就會去自殺。在沒有飢餓或酷刑逼迫的情況下，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保羅]‧朗之萬（[Paul] Langevin）和[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對蘇聯所謂的『文化』和『正義』進行大肆鼓吹。考慮到上述情況，我們要如何看待這類人？」

如同馬蒂的信一樣，一封信發給了「貝利亞（L.P.Beria）同志」（蘇聯內務人民委員）。發信人是保加利亞人斯特拉‧布拉戈耶娃（Stella Blagoeva）。他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幹部處一位不知名的雇員。信中寫道：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擁有一些密報。撰寫密報的是一系列同志──友黨中所有的激進分子。我們認為這些信息應該交給您，以便您可以檢查，並據此採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匈牙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位祕書弗里吉斯‧卡里卡斯（[Frigyes] Karikás）參與了似乎顯示對列寧和斯大林的黨不夠忠誠的交談……同志們也一直在提出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在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期間，卡里卡斯執行革命法庭宣判的死刑，而1932年匈牙利法院卻只判了他三年徒刑，這是為什麼……很多跡象顯示政治移民正變成一件骯髒的事情，這些跡象來自德國、奧地利、立陶宛、波蘭和其它地方的同志……這個問題必須堅決地予以處理。」

阿卡迪．瓦克斯貝格（Arkady Vaksberg，譯者註：1927年–2011年，是蘇聯和俄羅斯的調查記者、歷史題材作家、電影製片人和劇作家）指出，共產國際的檔案還包含了數十份（甚至可能是數百件）告發書──這一現象證明了共產國際和蘇共官員中道德淪喪大行其道。在對布爾什維克「守舊派」成員的大審判中，這種敗壞相當明顯。此前，他們曾支持以「徹頭徹尾謊言」為基礎的政權的建立。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