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外國共產黨人，無論是國外的共產國際成員，還是住在俄羅斯的外國共產黨人，都遭到逮捕和拘禁，一如俄共內部活動分子那樣。有人聲稱，應當把他們當作俄羅斯人來對待，因為任何外國共產黨人不管在俄羅斯待了多長時間都被要求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因而受到其紀律的約束。一個眾所周知的案例，是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安特‧西里加（Ante Ciliga）的案例。他是南斯拉夫政治局委員，1926年作為共產國際的南斯拉夫共產黨員被派往莫斯科。他與托洛茨基的反對派組織接觸，並與共產國際越來越疏遠。在共產國際，從來沒有任何關於思想的真正辯論，其領導人從不猶豫使用恐嚇手段來反擊任何形式的反對。西里加把這稱之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奴性制度」（servility system）。1929年2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大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譴責南斯拉夫共產黨（YCP）的政策。這個決議等於是對共產國際本身的譴責。當時，那些反對蘇聯官方路線的人組建了一個組織。根據當時實施的規定，該組織屬於非法。一個委員會開始調查西里加。他被停職一年。西里加拒絕放棄他的「非法」活動，並定居在列寧格勒。1930年5月1日，他回到莫斯科，與他的俄羅斯人—南斯拉夫人組織（Russo-Yugoslav group）的其他成員見面。該組織對工業化進行的方式已變得極端不滿，並尋求組建一個新黨。5月21日，根據《刑法典》第59條，他和他的同伴被逮捕，並被送往上烏拉爾斯克（Verkhne- Uralsk）的「政治拘留中心」。三年多來，他要求獲得離開俄羅斯的權利，在被轉移監獄時不斷寫抗議信，並進行一系列絕食。在一個自由的片刻，他自殺未遂。格別烏企圖說服他放棄他的意大利國籍。在西伯利亞進一步流亡後，他於1935年12月3日被驅逐出境。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同尋常的事件。
由於西里加，我們對政治拘留中心的生活有了清楚的了解。「同志們會寄給我們在監獄裡出版的報紙。廣泛的意見、自由的思想盡在那些文章中！對問題的討論是多麼熱情和開放啊！這些問題不僅是抽象的和理論性的問題，而且是當代的燃眉之急。我們的自由也沒有在那裡止步。日常散步時，我們會通過一系列房間，犯人們會聚集在角落裡，並主持適當的會議。會議設有主席、祕書，以及輪流發言的發言人。」他還描述了物質條件：
「我們的飲食是傳統muzhik（農民）的飲食：一年到頭整天都是麵包和湯⋯⋯午餐吃的是用爛魚或腐肉做成的湯。晚餐喝同樣的湯，但沒有魚或肉。每日麵包配給量為700克，每月糖配給量為一公斤，還有菸草配給、一些香菸、茶和肥皂。飲食單調，從來沒有足夠的食物。我們時常不得不為口糧的減少而抗爭：我無法描述我們是如何連最微少的殘羹剩飯都要爭取權利的。但是，如果把我們的生活與常規監獄（數十萬在押者同時擠在裡面）所實行的管理體制相比較，當然也與古拉格（數百萬人在裡面受到壓迫）相比較，我們的管理體制還算是享有特權的。」
這樣的特權當然都是相對的。在上烏拉爾斯克，囚犯於4月三度絕食抗議，後於1931年夏再度絕食，1933年12月又一次絕食，以爭取他們的權利，尤其是抗議延長其刑期。儘管在上烏拉爾斯克一直維持到1937年，但這類政治犯的特別待遇在1934年之後已基本結束，情況迅速惡化。一些在押者在被毆打後死亡，另一些被槍殺，還有些索性完全失蹤，就像1933年弗拉基米爾‧斯米爾諾夫（Vladimir Smirnov）在蘇茲達爾（Suzdal）失蹤那樣。
各共產黨內真實或假想的反對者之入罪化，很快就擴展到高級成員身上。1932年秋季，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人何塞‧布利耶霍斯（JoséBullejos）和他的幾位同事被召到莫斯科；他們的政策遭到嚴厲批評。當拒絕服從共產國際的命令時，他們於11月1日一同被開除黨籍，並發現自己被軟禁在共產國際成員所在的盧克斯酒店（Hotel Lux）內。前共產國際駐西班牙代表、法國人雅克‧杜克洛斯，向他們傳達了其被開除黨籍的消息，並解釋說，任何抗拒的嘗試都會遭到「蘇聯法律全部力量」的制裁。布利耶霍斯及其同伴在試圖離開蘇聯時，遇到極大困難。經過兩個月的緊張談判，才將護照歸還給他們。
同年見證了與法國共產黨有關的一系列不尋常事件的結局。1931年初，共產國際派出一名代表和幾名指導員到法國共產黨那兒，命令控制住那裡的局勢。7月，共產國際首腦德米特里‧曼努伊爾斯基祕密前往巴黎，這讓當地一個政治局感到吃驚。他向該政治局透露，他們中的一個團體正試圖在黨的隊伍裡挑撥離間。實際上，他此行的任務本身就是試圖在黨內挑撥離間，從而削弱法共領導人的控制權，並加重其對莫斯科的依賴。這個虛構集團的首腦包括1928年以來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皮埃爾‧塞洛爾（Pierre Celor）。他被召到莫斯科，藉口是他將被選為法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他一抵達，就被當作內奸（agent provocateur）和社會棄兒。塞洛爾身無分文，多虧其妻的配給卡，才熬過了冬天。她陪同他到莫斯科，且仍在共產國際任職。1932年3月8日，他被召去與幾名祕密警察調查員會面。在12小時的審訊中，他們試圖讓他承認，他是一名「滲透到黨內的警方密探」。塞洛爾拒絕承認任何這類事情。又經過幾個月的騷擾，他於1932年10月8日回到法國，不料竟被公開譴責為警探。
1931年，法國共產黨人路易‧阿拉貢寫了以下這首詩，題為「櫻桃時節序曲」（Prelude to the Cherry Season）：
格別烏，我為你歌唱
在今天的法蘭西
你正在成長
我為格別烏歌唱
法蘭西需要你
我為你歌唱，格別烏
無處尋覓，而無所不在
我召喚格別烏
預備世界末日
為了捍衛被出賣的人
那些總是被出賣的人
我召喚格別烏
預備世界末日
格別烏，請你降臨
他們向你臣服，他們將你殺害
格別烏，請你降臨
格別烏，世人需要你
格別烏，英雄的化身
願你永存
你是真正的英雄
而非低能的飛行員
只因向地球挑戰
就被視為英雄
格別烏萬歲
璀璨唯物主義的真實形象
格別烏萬歲
打倒恰普（Chiappe）和馬賽曲（Marseillaise）
格別烏萬歲
打倒教皇和臭蟲
格別烏萬歲
打倒金錢和銀行
格別烏萬歲
打倒狡詐的東方人
格別烏萬歲
打倒家庭
格別烏萬歲
打倒惡法
格別烏萬歲
打倒社會主義刺客
諸如卡瓦列羅（Caballero）、邦庫爾（Boncour）、麥克唐納（MacDonald）、佐爾吉博（Zoergibel）之流
格別烏萬歲
打倒無產階級的敵人
格別烏萬歲。
1932年，許多共產黨內仿照布爾什維克成立了幹部處。這些部門依賴於共產國際幹部中央處。它們的任務是，保存黨的所有活動分子的完整記錄，並收集關於所有領導人的傳記式和自傳式問卷。戰爭前，光是法國共產黨就有5,000多份這樣的檔案被送往莫斯科。傳記式問卷包含70多個問題，分為五大部分：出身和當前社會狀況、在黨內的角色、教育和智力活動、社會生活參與度，以及任何可能相關的法律記錄。這種資料是在莫斯科編錄的。在那裡，這些記錄由共產國際幹部處歷任處長──安東‧克拉耶夫斯基（Anton Krajewski）、莫伊塞‧切爾諾莫爾季克（Moisei Chernomordik）和格沃爾克‧阿利哈諾夫所保存。該部門也與NKVD的外國科有關聯。1935年，NKVD最高級特工之一梅厄‧特里利瑟被任命為共產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祕書，負責幹部處。他以假名米哈伊爾‧莫斯克溫（Mikhail Moskvin）收集信息和告發書，並決定誰將名譽掃地，這是通往整肅的第一步。草擬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敵人黑名單是所有幹部處的工作。
共產國際各部門迅速開始為蘇聯招募情報人員。在某些情況下，同意從事這種非法和祕密工作的人並未真正意識到，他們正效力於蘇聯特務機關，包括格魯烏、契卡─格別烏的外國科（Inostrannyi otdel’；INO），以及內務人民委員部。這些組織之間的關係複雜得可怕。此外，它們為招募新特工而互相爭鬥，經常試圖從對手機構中吸收特工。伊麗莎白‧波雷茨卡婭（Elizaveta Poretskaya）在其回憶錄中就舉了許多這樣的例子。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