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中共官员，可以说绝大多数没有精神信仰，也缺乏社会理想，“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权力贴现主义是他们唯一的行动指南，由此导致了官员群体大规模的道德沦丧，这种沦丧而且愈演愈烈，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
官德沦丧首先表现为贪权。生活在专制体制下的官员，无论古今中外，没有不崇拜权力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共官员尤其如此，因为权力不仅能给他们带来地位，而且能够直接转化为金钱。为此，他们总是挖空心思不遗余力地往上爬，甚至不惜直接用钱买官。
从农家子弟成为地方高官的原中共镇江市委副书记陈耀南便是一个典型。陈在镇江工作了19年，一心希望升任该市市长，却苦于朝中无人。为求疏通中央组织部，秘书主动为他托人奔走，付了130多万元人民币和4万美元给自称是中央要员的骗子，成了官场《假如我是真的》骗局的最新版本。
官德沦丧还表现为贪钱。为了捞钱，许多当官的从收受礼物发展到大笔受贿、索贿甚至敲诈，最终官德尽丧，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如陕西神木县原副县长高晓明受贿241万元，一审获刑12年。他在万言悔过书中称，对于送礼的人，自己由开始的拒绝接受到后来的来者不拒。收受钱财多了，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江西婺源县原县长杨峰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杨峰对金钱的贪婪近乎疯狂，开口就向私企老板索要上千万元。他恬不知耻地对客商说：“你在婺源发了财，不对我表示表示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官德沦丧的另一个表现是贪色。当今的中国官场，包养情人、“二奶”成风，许多人对生活腐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嫖娼狎妓、共用情妇，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不能自拔。中国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调查发现，中共官员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的贪官中95%有“情妇”。
如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云南省省长李嘉廷、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中国石化董事长陈同海、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等高官莫不如此。
因为官德沦丧，许多官员滥用权力，法为私器。近年来，民众因散发短信批评地方领导，或者散发材料检举地方官而获罪的事例层出不穷，如重庆的“彭水诗案”、山西的“稷山文案”、河南的“孟州书案”等。不只是普通民众，连一些记者也遭到了官员的强力“阻截”。
前不久，《经济观察报》就有一名记者因报导某上市公司的负面消息，被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为名在网上通缉。更早之前，甚至还出现过辽宁西丰县委书记让警察进京抓记者这样的例子。
因为官德沦丧，许多当官的官气熏天，横行霸道，无法无天。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猥亵11岁女孩后非但不道歉，还大骂群众“算个屁”。“我是县委书记，是一把手，老子不怕！”2005年10月4日晚9时许，长沙市望城县委书记王武亮酒后驾车被两名交警制止后，当着围观的上百名群众口出狂言。随后，他与交警以及赶来处理问题的民警发生“肢体冲突”。
陕西淳化县3名局长，乘坐挂警牌车辆通过收费站时与收费站工作人员发生争执，竟大打出手。更有甚者，有的官员竟然为摆脱情妇纠缠而行凶杀人，或为一己私利，动用黑恶势力加害同僚。
因为官德沦丧，许多官员谎报虚夸，欺上瞒下。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有些官员面对群众的质疑，张口说谎，故意夸大、编造或者隐瞒事实真相。有些官员为了向上爬，大搞浮夸虚假的政绩工程和数位游戏。欺上瞒下竟然成了他们常用的工作手法和生存秘笈。“官出数位，数位出官”便是这种生态的生动写照。
因为官德沦丧，许多当官的不仅千方百计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且寡廉鲜耻地攫取一切他们认为稀缺的东西。独立评论人袁剑先生曾以官场中的文凭热为例说：“从90年代之后中国官员文凭造假中，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种贪婪已然达到了何等病态的程度。
浏览一下当今中国官员们的简历，大多数人将会产生一种中国已经普及了博士或者硕士教育的错觉，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博士就是拥有硕士头衔。但知情人知道，这些头衔不仅（绝大多数）是假的”
总之，如今绝大多数中共官员可以说已经烂得没有人样了，许多人人格之低下、言行之龌龊，早已突破了文明的底线。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危机正是以此为开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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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