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8年08月28日訊】目前中國不僅房價高，房租也越來越高快要租不起。有媒體人士表示，這意味着通脹開始肆虐民生了。中國居民不得不節衣縮食，選擇消費降級。

通脹已經肆虐民生

資深財經媒體人趙雲帆8月24日撰文表示，通脹已經在民生領域肆虐。

文章引述21世紀研究院數據表示，今年7月，全國11城房租同比增幅高達20%。其中幾個重點凈流入城市——廣州、深圳與成都分別同比漲價30.7%、30.5%和31%。傳統人口大城北京、上海增速則達到20.3與19.2%。

文章指出，一系列通脹因素現在已經開始出現共振，例如：今年7月，夏糧徵收在巡視組普查，各地糧倉不斷「突發火災」；根據海通證券測算，國內主產區小麥徵收同比減少1841萬噸，超過7月底整體徵收規模的近一半，而河南、安徽小麥收購同比分別減少965萬噸和415萬噸。

此外，同在7月，國際油價高位上漲，二季度油價同比漲幅高達50-60%；交通燃料分項同比7月升至22%；此外，鋼價措施帶來的供給收縮，也使得鋼價維持在高位。而上述價漲因素，最後都會一股腦傳達到民生價格之上。

中國居民和企業開始「節衣縮食」

天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林8月24日則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討論了中國社會消費降級的突出現象。

文章首先對比了兩個數據：2018年7月份，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一路下降到8.8%，這意味着近年來居民的收入增加相對有限；而2018年前7個月，居民個人所得稅總額為9225億元，同比增長20.6%，這又意味着居民的收入增加幅度較大。這兩個數據指向截然相反，最可能的解釋是，中國的貧富差距正在快速拉大。

文章並指出，消費降級被如實反映在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速下降上。衣食住行是居民和企業的基本生活支出，隨着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消費總額數據的增速是宏觀經濟當中相對穩定的指標。這個宏觀指標的趨勢性下降，說明除了居民之外，還有很多的企業也正在節衣縮食、開源節流，為之工作的員工也不得不隨之選擇消費降級。

此外，中國社會還存在三個痛處：窮人在主流經濟進步當中逐漸邊緣化，富人面臨着資產消弭的巨大不確定性，夾心層則被夾在中間進退維谷。這三條支流相互交織，表現為經濟增長的乏力和金融亂象的增多，進而引發很多社會性問題。

緩釋貧富差距的惡化是一件艱難的事情，最好的思路依然最大限度地增加低收入群體經濟增長的機會，同時避免劫富濟貧的過度發生。但是，中國經濟本身正在經歷潛在增長率下降的陣痛，依靠收入提高的快慢差來拉近貧富差距變得更加艱難。

中國中產「降級消費」

上周末，博主麻寧一篇題為《這屆年輕人，做好過苦日子的準備吧》的文章在「社交媒體平台上收到了超過30萬條評論，這篇文章主要告訴諸位讀者，中國的消費降級時代已經「轟然而來」。

其文稱，除了不吃牛油果，不喝雞尾酒，放棄健身房之外，現在的中國年輕人已經越來越不願生孩子。

《紐約時報》也注意到了中國社會消費能力正在降低的現象，該媒體在8月23日的一篇報導中稱，當今的中國經濟正在放緩，股市暴跌，人民幣貶值，消費也隨之降溫。中國的消費文化不再是「消費升級」，在街頭和中國的互聯網上，人們談論的是從大大小小各個方面減少開支。

該報導舉例稱，今年30歲的陳思琦在北京當會計，她的每月稅後收入約為1400美元（合9577元人民幣），其收入近一半都用於繳納房租。為了省錢，她盡量在家做飯，多從網上買便宜衣服。

報導表示，現在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中國的消費降級。中國經濟的裂縫開始顯現，今年的零售額增長速度和私營部門的工資增長速度都緩慢；股票市場下跌了五分之一；中國電商季度業績疲軟，而長期因素正在拉低中國年輕人的支出，包括教育成本上漲，許多人已經負擔不起大城市的住房。

紐時採訪的另一個年輕人是深圳的一名半導體工程師，名叫王家志，今年34歲。為了結婚，他2016年買下一套一居室公寓，每月除了700多美元（近5000人民幣）的房貸外，還要償還為了首付款向親戚借的錢。

由於住房過於昂貴，王家志只好搬出了自己的房子用於出租，自己和另外九個人合租了一套四居室公寓。此外，為了省錢，他已經不約會了。

報導指出，表面上中國經濟看起來很強勁，仔細看，裂縫開始顯現。比如，今年的零售額增長速度為十多年來最緩慢的；私營部門的工資增長速度為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慢；股票市場則已下跌了五分之一。

同時消費降級使廉價烈酒二鍋頭和泡菜等廉價常備食品生產商的股票逆潮流而動。截至8月20日收盤，涪陵榨菜報價23.59元，總市值186.2億元，比巔峰的200多億元降了一點，可仍然表現強勁。

該報導還列舉了中國中產階級家庭的獨生子女的例子：28歲的吳小瓊是河北省的一名公務員和一名醫生的獨生女，她在北京一家大型互聯網公司工作，稅後月薪1500美元。

去年結婚時，她的父母和丈夫的父母各付一半的首付，買下了一套一居室公寓。這對夫婦近三分之二的月收入用於房貸和上海一套小公寓的租金，她的丈夫在一家國有銀行工作。

她的消費降級計劃是不生孩子，因為他們幾乎沒有積蓄，一直靠父母幫助，不可能考慮後代問題。

——轉自《希望之聲》 （責任編輯：竺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