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關於蘇聯國家暴力的使用，或蘇維埃政權存在的前半期政府實施的鎮壓形式，我們不敢妄稱，前面的章節對其作了新的披露。歷史學家對此類事情已經探究過一段時間了，而無需等待檔案開放以便看到恐怖發展或規模。另一方面，檔案的開放確實使人們得以對恐怖按年代順序的發展，以及其規模和各種形式加以說明。因此，前面章節中提出的梗概，就構成了編製一份問題清單的第一步。關於暴力的使用、其不斷重演及其在不同背景下的含義，這些問題是無法迴避的。

就這一點而論，這項研究是西方和俄羅斯十年來一直進行的一場較大型運動的一部分。自從檔案首次部分開放以來，歷史學家一直在努力使非常情況下產生的一類歷史編纂學與新近可用的資料相一致。幾年來，一些歷史學家，特別是俄羅斯的歷史學家，一直在出版資料。這些資料已構成許多其它研究和大學課程的基礎。相較於其它領域，一些調查領域被掩蓋得更深，特別是集中營、政府與農民之間的對抗，以及政府高層的決策。諸如澤姆斯科夫（V.N.Zemskov）和布吉（N.Bugai）等歷史學家已嘗試過計算斯大林時代發生的放逐行動的數量。俄羅斯的丹尼洛夫（V.P.Danilov）和意大利的格拉齊奧西（A.Graziosi）強調了農民與新政權之間衝突的連續性。查看中央委員會的檔案後，賀列夫紐克（O.Khlevnyuk）為克里姆林宮權力中心（「First Circle」）的運作情況提供了重要線索。

用此類研究作為基礎，本人的研究已嘗試說明，在1917年之後的數年裡，暴力循環是如何成為蘇聯常態的。在蘇聯社會歷史──一部仍在等待被撰寫的歷史中，這些暴力循環正處於核心地位。早前的努力探究了這一歷史最具悲劇性的方面，在此基礎上，本人利用了一些消息來源。它們極其清晰地揭示了不同形式的暴力和鎮壓、有關行為以及受害群體。這些消息來源還揭示了矛盾和不一致之處。比如，列寧主義關於孟什維克反對者的論述中所體現的極端暴力：他們被勒令「都要被槍斃」，但通常代之以被監禁；比如，徵用隊異乎尋常的暴力：1922年底，嚴格說來，新經濟政策已經實施超過一年，但徵用隊仍在農村實施恐怖統治；再比如，上世紀30年代，一方面是大規模逮捕，另一方面卻是大規模大赦以「清空監獄」，兩者各自形成引人注目的浪潮，在矛盾中交替進行。案例的多樣性，使我們得以列出所使用的暴力和鎮壓形式的清單，擴大了對大規模恐怖之行為、規模及意義的調查範圍。

這類行為在斯大林去世前的持續存在，以及它們在蘇聯社會史中的決定性影響，似乎證明了政治史降級為第二位的合理性，至少在這類調查的早期階段。 在這一重構中，我已嘗試用近來發布的文件證據，來綜合長期以來都承認的事實。這些證據不斷提出新的問題。這些文件中很多都是來自基層的報告，諸如文職人員之間有關飢荒的通信、關於圖拉罷工的當地契卡報告，以及關於集中營囚犯情況的行政報告──所有這些都揭示了那個極端暴力世界的具體現實。

在論及處於這項研究核心的主要問題之前，有必要回顧一下不同的暴力和鎮壓循環。

第一個循環周期，從1917年底到1922年底，始於列寧攫取權力。他把這視為內戰的必要組成部分。在一個短暫階段內，自發的社會暴力被引入更多的官方機構中，然後充當打破舊秩序的催化劑。此階段過後，對農民的蓄意攻勢就在1918年春季成形。這場攻勢，甚至超過了紅軍與白軍之間的軍事對抗，打算為數十年的恐怖提供借鑑。它摧毀了人們對政治機制的信任。令人詫異的是：儘管涉及高風險，該政權仍不斷拒絕談判；其對權力的掌控很脆弱，且經常偏離宣稱的目標，尤其是在對工人階級採取的鎮壓措施中，這一點顯而易見。人們本來會把該群體想像成布爾什維克的天然盟友。在這方面，喀琅施塔得起義就是預示將來事件的一個明確信號。第一個循環周期並沒有以白軍或新經濟政策的失敗而告終，而正是由其創造的那些人所延長。它僅僅以1922年的飢荒而終結。這場飢荒打破了最後的農民抵抗。

兩次暴力循環之間的短暫停頓，即1923年到1927年，可以如何理解呢？有一些跡象表明，內戰一結束，祕密警察的人力一縮減，與農民的勉強停火就確立了，法律制度的改革就得以被實施。儘管有這些緩解措施，但祕密警察不僅依然存在，而且還保留了其主要職能，並繼續進行控制、竊聽和監視活動。這一停頓因其短暫而引人注目。

第一輪鎮壓以直接和普遍的對抗為標誌，而第二輪則始於高層政治內鬥的背景下斯大林集團對農民的攻勢。第二輪暴力循環被所有有關各方視為一個新的開端。政客們再次使用了過去數年裡經過反覆測試的方法。暴力已成為日常之事，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以至於新的恐怖持續了又一個四分之一世紀。對農民的第二場戰爭，在把恐怖制度化為政府手段方面具有決定性作用。這一點以幾種不同方式體現出來。集體化利用了先前存在的社會緊張，重新喚醒了潛藏在社會表面以下的古老暴力；它開啟了大規模驅逐制度，並成為新晉政客們的試驗場。此外，通過建立一種擾亂生產周期的掠奪體系──用布哈林的話說，就是「對農民的軍事和封建剝削」，一種新形式的奴隸制創造出來了。這為斯大林主義最極端的實驗和1933年的飢荒開闢了道路。它們導致了斯大林治下死亡總數中最高的數字。在達到極限後，即沒有一個農民剩下為下次收成而播種，且監獄也滿員時，又一項短暫的、為期兩年的停火就確立了，並首次實行大赦。但這種罕見的寬鬆時刻，無非是產生新的緊張。例如，被放逐富農的子女恢復了其公民權利，但卻不被允許返回家園。

這場對農民的戰爭過後，恐怖在上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開始以不同方式顯現，其強度和形式發生變化。1936年末至1938年的大恐怖時期，產生了整個斯大林時期85%以上的死刑判決。在這些年間，受害者的社會出身往往極為混雜。雖然許多幹部被逮捕和處決，但恐怖卻令來自所有社會背景的人淪為受害者；當定額必須被完成時，很多受害者是被任意選擇的。當恐怖達到頂峰時，這種盲目和野蠻的鎮壓似乎表明，一些障礙根本無法逾越，且整肅是國家能找到的強加其意志的唯一途徑。

另一種調查一系列鎮壓的方法，就是研究受影響的社會群體。由於在數十年裡，不同領域的社會互動越來越多地受制於立法，可以識別幾場不相關聯的攻勢。最後一場尤其針對該國普通民眾，隨著1938年立法方面的增加，更是幾乎完全集中在工人階級。

1940年以後，在被吞併新領土蘇維埃化和「偉大的衛國戰爭」的背景下，一系列的鎮壓重新開始。這一次有新的受害者群體──「民族主義者」和「敵方民族」（enemy peoples），他們隨後遭系統性地放逐。這波新浪潮的早期階段在1936年和1937年已明顯可見，特別是在朝鮮人被放逐過程中，當時邊境正在收緊。

1939至1941年先後兼併波蘭東部和波羅的海諸國，導致「民族主義資產階級」被消滅，以及特定的少數群體被放逐，例如來自加利西亞（Galicia）東部的波蘭人。儘管戰爭期間更迫切需要保衛一個可能面臨被消滅的國家，但最後這一做法卻變本加厲。相繼放逐整個群體，如日耳曼人、車臣人、韃靼人、卡爾梅克人，也顯示了上世紀30年代在這些行動中發展起來的專門技能。然而，這些做法並不限於戰爭年代。在整個40年代，它們仍以其它形式繼續進行，這是蘇維埃帝國新吞併地區漫長的「平定」和蘇維埃化進程的一部分。與此同時，龐大的民族主義群體湧入蘇聯古拉格，對這個集中營世界的結構和組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受懲罰民族」的代表和民族主義抵抗運動戰士，很快在數量上超過了蘇聯囚犯。

在人數增長的同時，戰爭剛過的那些年裡，政府對各類民事行為的政策再度趨於強硬，導致古拉格人口的穩步增長。同一時期標誌著該人口數量達到頂點，也標誌著古拉格危機的開始。古拉格已經過時，因多重內部緊張而陷入癱瘓，且受到更大的經濟效率低下問題的困擾。

斯大林時期的最後幾年，很大程度上仍被不確定性所籠罩，顯示出一連串的舊病復發：潛在反猶主義的回潮；陰謀論的回歸、敵對以及陣營不明派系之間的暗鬥；祕密警察和地區黨組織的精英主義和派系林立。這促使歷史學家們想知道，當時是否正為最後一場運動──一場新的大恐怖制定計劃。這場大恐怖的主要受害者可能是蘇聯猶太人。

對蘇聯歷史前35年的簡要概述，凸顯了極端暴力作為對社會的政治控制手段之連續性。（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