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摒弃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之死，正值苏联70年存在的中期，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尽管它并非这一体制的终结，但至少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正如弗朗索瓦．福雷所写的，这名最高领导人之死揭示了“一个体制的悖论”。“据称，该体制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部分，但其中一切实际上都高度依赖于一个人，以至于他死时，这个体制似乎丧失了它持续存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这种“必不可少的东西”的一大组成部分就是，国家以多种不同形式对人民进行的高度的非人镇压。
对斯大林的主要合作者来说，斯大林之死所造成的政治问题极其的复杂。这些合作者包括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贝利亚。他们必须马上确保体制的连续性，并重新分配责任。无论多么弱势，都必须从他们中间找出一人来主导局势，以平衡他们的集体统治，并顾及他们的一切野心与能力。他们也必须迅速引入一些重大变化；对此，他们有相当大的共识。
将这些不同目标统合起来颇具难度。从斯大林之死，到贝利亚所造成的威胁消除，这一过程极其缓慢而曲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贝利亚于1953年6月26日被捕。
对于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当天）和7月2日至7日（贝利亚被除掉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现在可得的速记报告有助于解释为何苏联领导人开始了这种“摒弃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后来将其转变为“去斯大林化”（de-Stalinization）。这一过程在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和1961年10月的二十二大上达到顶峰。
抛弃斯大林主义的一个推动力仅仅是一种防御机制──一种求生本能。在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个月里，几乎所有的高层领导人都已经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多么脆弱。没有人是安全的──被指控为外国情报部门特工的伏罗希洛夫不安全；被解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职务的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不安全；身处安全部门核心、受斯大林本人策划的阴谋所威胁的贝利亚也不安全。由统治集团再往下，自战争以来一直在重组的官僚精英，也担心并最终拒绝了该政权的恐怖主义方面。秘密警察的无所不能，是他们享受稳定职业的最后障碍。正如马丁．玛利亚所说，必须拆除“斯大林建立的供自己私用的机制”；这一机制使斯大林得以确保，无一人能够比他的同事和政治对手走得更远。真正动员斯大林的继任者们转而反对贝利亚的，不是对必须进行的改革的意见分歧，而是害怕看到另一个独裁者上台。贝利亚似乎是最有权势的人物，因为整个国家安全机构以及内务部都由他任意支配。对所有相关者来说，教训相当明显：镇压机器绝不应再次“逃脱党的控制”而被允许成为单个人的武器，从而威胁到政治寡头统治。
这种变化的第二个和更深层的原因是，从赫鲁晓夫到马林科夫的所有主要领导人都意识到，此时经济和社会改革是最必需的。对经济专门的压制性管理（基于对几乎所有农业生产的威权控制）、各种形式行为的入罪化，以及正在萎缩的古拉格系统，已经导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停滞，使劳动生产率不可能有任何提高。20世纪30年代违背绝大多数人民意愿而实施的经济模式，已经带来上述结果，此时被认为过时了。
变化的第三个原因是权力斗争本身。它导致政治人物中不断提高赌注。正是赫鲁晓夫，比同事们走得更远，力求缓慢而渐进地去斯大林化，不仅在政界，而且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他这么做的原因，这里无须赘述，只用一句话就足以概括：他能够面对自己的斯大林主义过去，似乎感到真正的懊悔，是一名熟练的政客和“伟大的民粹主义者”，真正相信会有更美好的未来，且有意愿回归他所认为的合法的社会主义立场。
拆除镇压机器这一运动的主要步骤是什么？几年内，苏联从一个法律和法外镇压（legal and extralegal re-pression）程度极高的国家变成一个专制的警察国家；在其中，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对恐怖的记忆都是后斯大林主义秩序最有效的保障之一。
斯大林死后不到两周，古拉格系统就被完全重组，并交由司法部管辖。其经济基础设施立即转让给相关各工业部门。这些变更清楚地表明，内务部正在丧失其作为最有权势部门的地位。比这些行政变更更引人注目的是，1953年3月28日《真理报》宣布大规模大赦。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前一天颁布、由其主席伏罗希洛夫签署的一项法令，以下人员被给予特赦：
任何判刑少于5年的人；
任何因撒谎、经济犯罪和滥用权力而被判刑的人；
孕妇和有10岁以下孩子的母亲、未成年人、55岁以上的男子以及50岁以上的妇女。
此外，这次大赦还规定，将所有其它判刑减半，除了对反革命活动、重偷窃罪、盗匪活动和预谋杀人罪的判刑。
在几周内，约120万名囚犯从古拉格获释，占营地和流放地人口的将近一半。他们中很多人都是无足轻重的罪犯，因小偷小摸被判刑，还有更多人是普通公民，依据无数压制性法律之一被判罪；从“离开工作场所”到“违反有关内部护照的法律”，这些法律控制着每个活动领域。这次局部大赦，尤其将政治犯和特殊被放逐者排除在外；这种模棱两可的政策反映出，进行中的变化仍不明朗。1953年春，是个充满变数的时期，也是一个激烈权斗的时期。当时，甚至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拉夫连季．贝利亚，似乎也在变成一名“伟大的改革家”。
有哪些考量决定了如此大规模的大赦？据贝利亚传记的作者艾米．奈特（Amy Knight）说，1953年3月27日的大赦，是应这位内务部长本人的要求而通过的，是一系列政治措施的一部分。这些措施表明，贝利亚思想中出现新的、自由主义方向。贝利亚与其他人一样，参与了斯大林死后的权力斗争，因此也陷入了日益上升的政治风险的漩涡。为了替大赦辩护，贝利亚于3月24日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发了一个便条。他在其中解释称，古拉格252万6,402名囚犯中，仅22万1,435人是“特别危险的罪犯”，其中大多数都关在特殊营地。他令人吃惊地承认，很大一部分囚犯并未对国家构成威胁。因此，大规模大赦满足了释放过度拥挤、本质上又笨拙的刑罚系统的需要。
管理古拉格的难度愈来愈大的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初被定期提出。这场营地内的危机，在斯大林死前被广泛承认，它使人们对3月27日的大赦有了新的认识。经济和政治原因引发斯大林的潜在接班人宣布大规模但局部的大赦。他们意识到，古拉格过度拥挤，且完全没有效率。
这里和其它地方一样，只要斯大林还活着，就无法采取任何大刀阔斧的措施。正如史学家墨舍．勒文（Moshe Lewin）曾经很恰当指出的，在斯大林独裁统治的最后几年，一切都被“木乃伊化”了。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