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7月26日讯】“长春长生”和“武汉生物”生产假疫苗的丑闻引发舆论风暴之际，有外媒日前发文回顾中国疫苗事业起步发展的历史，提及了被称为“中国疫苗之父”的著名科学家汤飞凡被中共的政治运动整死的往事。
《自由亚洲电台》24日发文，追溯了中国疫苗业的起步与发展历程，文章指出，谈论中国的疫苗业历史，首先不能不提的人是清末民初的医学界泰斗汤飞凡。
汤飞凡是中国第一位投身病毒学研究的华人。他领头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微生物学研究基地，也是他，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生物制品检定机构，领衔研发生产了国产狂犬病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等多种疫苗。
汤飞凡还是成功分离出沙眼病毒的第一人，而这项科研成果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千年的传染病。作为中国第一代病毒学专家，汤飞凡曾经创造了一个个不可能的医学奇迹，被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赞叹为“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当今世界最权威的微生物学教科书、病理学教科书，都记载着他为世界医学做出的不朽贡献。
然而，就是这个曾被誉为最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被后人尊称为“中国疫苗之父”的著名科学家，却在中共建立政权后，惨死于中共1958年发起的“拔白旗”政治运动。
《大纪元》曾根据京虎子撰写的《中国人不应遗忘的名字汤飞凡》等公共资讯，梳理了汤飞凡走过61个春秋的不平凡的人生。
少怀悬壶济世心
汤飞凡1897年7月23日出生于湖南醴陵，自幼目睹乡民的贫病交迫，遂生悬壶济世之心。在他6岁时，汤父把他送到世交何家的义塾学习。何家的少爷——何键（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上将），对勤勉求学的汤飞凡青睐有加，不仅亲自辅导他算数和自然，更将女儿许配于他。
1914年，年仅17岁的汤飞凡考入教会学校湘雅医学院，经过七年的专业训练，不仅磨练了他刻苦治学的精神，更让他对行医救人有了具体目标。时值微生物学的黄金期，汤飞凡在时代感召下，立志终生研究细菌学及传染病。
1921年毕业时，有同学邀请他一同开馆行医，汤飞凡断然拒绝。他说：“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之后，汤飞凡进入北京协和医院细菌学进修三年，掌握了细菌学理论及实验方法，打下了坚实的科研基础。
经校方推荐，他获得了在哈佛医学院细菌系深造的机会。出国前，他与何二小姐何琏成婚，夫妻俩同赴美国。从此，汤飞凡成为哈佛投身病毒学研究的第一个中国人。又是三年的进修时光，包括他在内的哈佛人扮演着拓荒者的角色，证明病毒的微生物特性，以及寻找相关测定方法。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的导师再三请他留校继续搞科研。优越的生活条件、先进的研究环境及病毒学展露的前景的确让他向往，然而曾任湘雅医学院院长的颜福庆寄来一封信，改变了他的选择。
当时，颜福庆矢志创办中国独立的医学教育体系，促成中山大学医学院的成立。在经费、师资紧缺的情况下，颜福庆想到了曾经的优秀学生汤飞凡。
在信中，颜福庆开不出诱人的条件，只是如实告知办学困难以及发展中国医学的殷切期望。这封真挚坦诚的信彻底打动了汤飞凡，一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爱国豪情油然而生。他立即在1929年春天，携妻子飞往上海，出任医学院细菌系教授。
汤飞凡少怀悬壶济世心，曾获得机会到美国留学，在哈佛医学院细菌系深造。（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中国病毒学的拓荒者
中山大学医学院开学时，只有8位老师，29个预科学生，汤飞凡所在的细菌系更是一片空白。他再次成为一名拓荒者，亲自设计课程、建立实验室，在教学之余进行研究，发表论文，开启了中国病毒学的研究。
两年后，他兼任英国雷氏德研究所的细菌系主任，有条件从事更复杂的实验。在上海的八年教学与科研生活中，汤飞凡在病毒学领域的研究有重大突破，多篇论文被世界权威专著及教科书援引，成为经典文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打断了汤飞凡的研究计划。在国家存亡之际，这位科技精英怀着为国捐躯的热忱，奔赴抗日救亡的战场。他报名参加了“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医疗救护队，并多次冲在战场第一线，对伤员进行紧急救护。由于救护站离战场仅有几百米，数次险被日军炮火击中。在三个月的前线工作中，他几度出生入死，只回过两次家。
上海沦陷后，汤飞凡原本准备随雷氏德研究所撤向英国，然而已担任中华民国卫生署长的颜福庆再次给汤写信，邀请他参与重建中华民国中央防疫处的工作。汤飞凡再次燃起为国效力的情怀，前往昆明担纲了中央防疫处处长的职务。
在战争造成的财政困难、设备不齐、产能低下、人心涣散的局面下，汤飞凡重整旗鼓，带领有限的人员生产出了狂犬疫苗、牛痘苗等简单的药剂，维持日常开支并有盈余。当防疫处的状况略有改善后，他把防疫处变成当时中国国内唯一的微生物研究所，生产出了符合国际标准的疫苗和血清。所制药品不仅送往全国各地的战场，还为英美盟军所用，为世界二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下属的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海内外。
抗战胜利后，汤飞凡随防疫处迁回北京旧址，重建战火后的家园。他在美国的资助下建成了占地万余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实验处总处，又凭借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1948年，他主持生产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堪比进口产品。可以说，没有汤飞凡的努力，就没有中国病毒学的飞跃性发展。
汤氏病毒与衣原体之父的荣耀
转眼就到了国共内战、中共篡权之时。汤飞凡作为科技精英、国民政府官员、国民党官员的贵婿，本应远离中共的掌控才是明智之举。随着国民政府的撤退，防疫处无法正常运作，他也打算举家移居美国，重返哈佛。然而在出国前夕，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回到北京。在他心中，自己只是个专注科技领域的学者，并不关心政治；他更舍不得中国刚刚起步的微生物学，舍不得放弃辛苦创建的基业。
而中共在建政之初，也亟需汤飞凡这样的医学奇才来“建设国家”。当时的中国大陆民众饱受各种传染病的折磨，更需要大量的疫苗供应。汤飞凡便被委以“重任”，担任了中共中央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他也竭尽所能，为恢复疫苗的研发与生产而忘我工作。
1950年，他的团队成功遏制华北鼠疫的流行；1951年，他采用牛痘“天体毒种”和乙醚杀菌法，能快速制出大量优质的牛痘疫苗，在中国成功消灭天花病毒，比世界领先16年。
待国内疫情稳定，汤飞凡重拾少年壮志——发明一种可使亿万人免遭传染病侵袭的预防方法。1954年，他回到实验室，重拾一度中断的科研——寻找沙眼病原体。
作为中国第一代病毒学专家，汤飞凡成功分离出沙眼病毒，这项科研成果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千年的传染病。（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沙眼是流行三千多年、可致失明的世界性传染病。当时世界上约有1/6的人患有沙眼，在中国，有近一半人患病，边远地区更有“十眼九沙”之说。而关于它的研究，单单分离沙眼病原体一项就是困扰微生物界数十年的难题。沙眼危害深远、难以攻克，促使汤飞凡下定决心，潜心于遏止这项传染病的研究。借助由北京同仁医院的张晓楼提供的典型病例，当时已57岁的汤飞凡带领团队开始了全新的探索。
工作中最大的难度是病毒分离，汤飞凡经过1年辛苦努力，试过前人所有方法都未成功，便独创“鸡卵黄囊分离病毒”的方法，配合青霉素、链霉素进行试验。
1955年8月10日，汤飞凡第8次用新方法试验，终于成功分离出沙眼病毒，并命名为“TE8”。这一重大突破，让汤飞凡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位中国人。
之后，治学严谨的汤飞凡又花费了1年心血完成论证工作，于1956年10月发表了相关论文。
在这项研究过程中，为保万无一失，汤飞凡曾不顾自身安危，把沙眼病毒植入自己体内，并在身患沙眼的情况下，坚持40天不治疗。凭借“神农尝百草”的无畏精神，他成功积累了第一手宝贵而可靠的临床资料。
他的论文一经发表，立即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各个国家先后用他的方法分离出沙眼病毒，尊称这种病毒为“汤氏病毒”。由于找到了沙眼病原，对症下药也就水到渠成，沙眼疾病在全球范围迅速减少，几近绝迹。
医学名宿的迅速陨落
就在汤飞凡创造微生物学奇迹之时，中共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正在中国各地展开。当时由于汤飞凡沉浸实验室的小天地中，无暇参与政治活动，暂时得以免受冲击。
然而，继“反右运动”之后，1958年中共又搞起了“大跃进”运动，并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所谓“拔白旗、插红旗”政治运动。这一年，成为了汤飞凡的受难殒命之年。
被称为“中国疫苗之父”的著名科学家汤飞凡，被誉为最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却在中共建立政权后，被中共的“拔白旗”政治运动整死。（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拔白旗”即拔资产阶级白旗，把具有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士加以批判、斗争，是中共迫害知识分子、加强文化专制的又一残忍手段。在大陆医学界，大部分“白旗”都是躲过“反右”一劫的知名学者。在卫生部的生物制品所，德高望重的汤飞凡就是一面在劫难逃的“大白旗”。
1958年9月下旬起，汤飞凡就接到所里党委的通知，要求他检查资产阶级思想，接受群众批判。26日，他不得已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作检讨，但是他的检讨却被认为不深刻而不能过关。
28、29日两天，汤飞凡在“全体党团员大会”继续检讨。为了“帮助”他过关，所里的中共组织还私下安排批判发言，对他“万箭齐发”。起初他还能坐着交待问题，第二天就只剩挨批斗的份儿。随着气氛愈发紧张，他的罪名也逐步升级，先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白旗”，接着是“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对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等等。
更荒谬的是，他发表研究沙眼病毒的成果，被批斗者说成是把病毒分离方法送给外国人，是“出卖国家利益”。29日散会时，批斗会主持人对着汤飞凡咆哮：“坦白交代低头认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条。”
第二天（30日）还有一场批斗会等着汤飞凡。那时，他万念俱灰，不愿继续接受无端的侮辱，在次日清晨自杀身亡，然后被中共宣布为“自绝于人民”。
人已去，身后风波却接连不断。文革时，他继续被作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漏网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的代表被批判，他的名字连同他的科研成就都被打入地狱，不见天日。发现沙眼病毒的功劳也被中共移花接木，转到了当年为他提供病例的张晓楼身上。
1980年，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向中国眼科学会寄来一封短函，邀请汤飞凡参加国际眼科学大会，为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纪念他的功绩。此时，汤飞凡已故去20多年。
中共派遣张晓楼前往领奖，而张领到的奖章上刻着他与汤飞凡两人的名字，张氏还排在前面。回国后，张晓楼把奖章复制两枚，一枚自留，一枚送给汤家，原件上交给了中共卫生部。
汤飞凡的遗孀何琏忍无可忍，于1986年8月致信国际眼科防治组织，要求还汤飞凡一个公道。4个月后，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回信，肯定了汤飞凡分离出沙眼病毒的事实，并补发奖章，上面只篆刻汤飞凡一人的名字。至此，一雏医学丑闻落下帷幕。
近日，假疫苗丑闻引发的舆论风暴骤然而起之际，前中国青年记者、自由派政治评论人士张伟国本周一在博客上贴出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当汤飞凡含冤而死扇动了蝴蝶的翅膀时，若干年后，假疫苗就打入了无辜小孩的体内。这是何等的讽刺！”
（责任编辑何雅婷/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