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近來開放的古拉格檔案所顯示的，20世紀50年代初是行動強度最高的時期；從來不曾有這麼多人被拘押在營地、強制勞動流放區和罪犯流放地。這也是該系統前所未有的危機期。

1953年頭幾個月，古拉格容納著275萬名囚犯，分為三類：

• 在所有地區發現的約500個勞改流放區裡被監禁的人。這些勞改流放區平均容納1,000至3,000名囚犯，其中大多數是普通罪犯，刑期不足5年。

• 在約60個大型綜合刑罰設施或勞改營裡被監禁的人。這些勞改營主要在該國北部和東部地區。每座關押著數萬名囚犯、普通罪犯和刑期均超過10年的政治犯。

• 在約15個有特殊體制的營地（special-regime camps）裡被監禁的人。這些營地於1948年2月7日依據內務部的祕密指示而建立，僅供收容被認為特別危險的政治犯。他們共計約20萬人。

就這樣，這個龐大的集中營世界容納了275萬名囚犯；另275萬「特殊移民」由古拉格管理局另一個不同部門所控制。這些數字在管理、控制及經濟效益方面，造成了嚴重問題。1951年，內務部長克魯格洛夫將軍對勞改犯（penal workers）中生產率不斷下降感到擔憂。他發起了大規模的檢查運動，來評估古拉格的狀況。當委員會發回報告時，揭示了極其緊張的局勢。

首先，自1945年以來一直有「政治」囚犯抵達特殊體制營地。他們來自被擊敗的游擊隊組織的烏克蘭和波羅的海「民族主義者」、來自新併入地區的「外來分子」、真實或假想的「通敵者」以及其他的「祖國叛徒」。這些被拘押者比20世紀30年代的「人民的敵人」要堅定許多。後者曾是黨的幹部，確信他們被監禁是嚴重誤解的結果。相比之下，這些新人被判刑20或25年，沒有提早釋放的希望，感到自己已經一無所有。而且，特殊體制營地將他們隔離，消除了普通犯罪對他們的影響。正如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所指出的，正是普通罪犯的存在，防止了囚犯中形成團結的氛圍。一旦這個障礙被清除，這些特別營地就迅速變成抵制與反抗蘇維埃政權的溫床。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囚犯在反抗該體系中特別活躍。罷工、絕食抗議、大規模逃跑以及暴動，均變得越來越普遍。迄今為止的研究顯示，1950至1952年，發生了16起大規模的暴動和反抗，每起涉及數百名囚犯。

克魯格洛夫1951年的檢查也揭示出，該系統在普通營地每況愈下。後來，那裡被覺察到「普遍存在紀律鬆弛問題」。1951年，由於囚犯的抗議和罷工，古拉格損失了百萬個工作日（譯者註：是指參與的囚犯每人損失的工作日之總和）。還有，這些營地裡的犯罪率上升，囚犯和看守之間的暴力對抗日益增多，受刑罰的勞動力的生產率下降。據當局說，這種情況主要是由敵對的囚犯幫派之間的衝突造成的。一群囚犯拒絕工作，並鄙視其它工作的群體，稱他們為「通敵者」。派系間的混戰、囚犯間的鬥毆，對紀律都具有腐蝕作用，通常會造成混亂。刺死比餓死或病死更為常見。1952年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古拉格指揮官會議承認，「當局本可以從各群囚犯間的敵對行動中獲得某種優勢，但現在正開始失去對形勢的掌控……在一些地方，某些派別甚至開始按照自己的路線運作營地。」為了瓦解群體和派系，當局決定，應在各營地之間更頻繁地轉移囚犯，而在經常關押著4萬至6萬人的最大監獄裡，應當永久性地改組成分開的區域。

除了指出由不同派系造成的頗多問題外，1951年和1952年的許多檢查報告還承認，既需要徹底重組監獄及其生產系統，又需要對整個行動進行大幅縮減。1952年1月，關著69,000名囚犯的諾里爾斯克集中營的指揮官──尼古拉．茲韋列夫（Nikolai Zverev）上校，發報告給古拉格總司令伊萬．多爾吉赫（Ivan Dolgikh）將軍，提出以下建議：

1. 隔離派系。「但是」，茲韋列夫指出，「鑑於囚犯派系林立、相互敵對的現狀，如果我們能索性將領導者隔離，就算走運了。」

2. 放棄巨大的生產區。在那裡，成千上萬屬於各種派別的囚犯，目前正在不受監管的情況下工作。

3. 建立更小的生產單位，以確保更好地監控囚犯。

4. 增加看守人數。「但是」，茲韋列夫補充說，「以希望的方式組織看守，現在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幾乎需要將看守人數增加一倍。」

5. 將自由工人與所有生產場所的囚犯分開。「但組成諾里爾斯克綜合設施的不同公司之間的技術聯繫，以及生產持續的要求，再加上嚴重的住房短缺，都意味著目前以令人滿意的方式將囚犯與自由工人隔離開來，是不可能的……一般來說，生產率和不間斷生產的問題只可能靠提前釋放15,000名囚犯來解決。他們無論如何都將被迫留在同一地點。」

鑒於當時的輿論氣氛，茲韋列夫的最後一項提議相當合乎時宜。1951年1月，克魯格洛夫要貝利亞提前釋放6,000名囚犯。之後，他們要作為自由工人被發配到斯大林格勒水電站的一處巨大建築工地。當時，那裡的25,000名囚犯以一種被認為是極其無效的方式辛苦勞作著。提前釋放的做法，特別是釋放具備某些資格的囚犯，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相當常見。它也對集中營過時系統的經濟價值提出了疑問。

面對囚犯（他們遠不及過去的囚犯那麼馴服）數量的這種巨幅增長，以及整個一系列後勤和監控問題（古拉格人數此時約達20萬8,000人），這架龐大的行政機器發現越來越難以炮製出所謂的「成功」（tufta）。為了解決這個持久性問題，當局有兩種解決方案可選：要麼最大限度利用所有人力，而不考慮人員損失，要麼通過更大程度地顧惜人力，來確保古拉格的生存。在1948年以前，第一個解決方案成為首選；但在1940年代末，黨的領導人開始認識到，戰爭已經榨乾了這個國家，每個經濟部門人力都很稀缺，因此，以一種更經濟的方式使用囚犯勞動力，更為合乎情理。為嘗試刺激生產，引入了獎金和工資，並給完成定額的囚犯增加食物配給。結果，死亡率立即下降了2~3%。但這些改革很快就遭遇集中營生活的嚴酷現實。

到20世紀50年代初，生產基礎設施大體上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近期投資並未獲得任何收益。關押著數以萬計囚犯、為將大量勞動力用於當時的大型項目而建立的巨大監獄，極難進行重組，儘管1949年至1952年間曾多次嘗試將其分成較小的生產單位。給囚犯的微薄薪水，一般為每年幾百盧布（比自由工人的薪水少15至20倍），並不足以刺激提高生產率。越來越多的囚犯在罷工、拒絕工作，並正形成一個需日益密切監視的有組織的團隊。不管他們獲得更高薪水，還是遭更嚴密的看守，所有囚犯在經濟方面都開始花費得越來越多。他們中既有與當局合作的人，也有寧願聲援其他罷工者的人。

從1951年和1952年的檢查報告中獲得的所有信息，均指向同一個方向：古拉格已成為一個更難以控制的機制。主要靠使用受刑人力（penal manpower）建造的斯大林主義大型工程，都大大落後於預定計劃，包括古比雪夫（Kuibyshev）和斯大林格勒的水電站、土庫曼斯坦運河，以及伏爾加—頓河運河（Volga-Don canal）。為加快工作進度，當局被迫另外引進大批自由工人，並准許一些囚犯提前獲釋，試圖激勵其他人。

古拉格危機有助於說明1953年3月27日斯大林死後不到三週，由貝利亞所下令的對120萬囚犯的大赦。當然，僅僅是政治原因，本來無法激發斯大林的潛在繼任者們凝聚起來宣布部分大赦。所有人都意識到，管理過度擁擠和無利可圖的古拉格存在巨大困難。然而，就在所有刑事當局要求減少囚犯人數之際，晚年日益遭受偏執狂折磨的斯大林，正在醞釀第二次大恐怖。在斯大林主義政權最後和最動盪不安的時期，這樣的矛盾比比皆是。#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