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黨日揭黨的十大謊言

北京時間：2018-07-01 08:08

【新唐人北京時間2018年07月01日訊】中共將每年的7月1日定為建黨日，事實上中共建黨並非「七一」，而中共所宣稱它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更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謊言的歷史，其謊言無計其數，下面僅選取十大謊言來還原歷史真相。

謊言一：「七一」是黨的生日

著名軍事評論員司馬成的文章《中共建黨並非「七一」》揭示了有關中共建黨的幾大謊言。

司馬成的文章指，中共的建黨時間官方從1921年算起，並不符合歷史事實。1920年4月底，共產國際代表在上海會見陳獨秀，提供經費資助促使在上海以及南方建黨。8月上旬，中共上海支部召開成立會議，陳獨秀被推選為書記。在共產國際的檔案記錄，中共建黨是在1920年8月。

為什麼中共最終把其建黨日定於1921年7月1日？那是毛澤東於1938年5月提出來的。據說參加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董必武和毛都不記得中共一大是7月23日召開。但為何不打電報去蘇聯查問？尷尬的歷史真相不利於毛澤東的最高領導權，因為1920年陳獨秀建黨時，毛還是青年團員。

中共官方網站的公開信息顯示：1920年夏至1921年春，中共早期組織在上海、北京等地相繼成立，其全國代表大會也開始醞釀。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取道歐洲來到上海，很快與陳獨秀離滬期間主持上海黨組織工作的李達、李漢俊取得聯繫。共產國際代表建議及早召開中共代表大會，宣告中共正式成立。

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正式召開。大會的召開標誌中共的正式成立。

謊言二：中共自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儘管中共《黨章》宣稱中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但是出席（列席）中共一大的13人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而且不知哪一個人家庭出身於產業工人階級。

據中國網曾發表的《為什麼毛澤東能成為一大代表？》一文表示，當年幾十個青年知識份子剛接觸共產主義思想，從中又選出十幾個代表到上海開會成立一個組織。參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加上共產國際代表，他們的平均年齡28歲，中共黨最初就是由這樣一些人成立起來的，是清一色的知識份子。

該文還表示，毛澤東1918年從長沙師範學校畢業，隨即到北京。經他後來的岳父楊昌濟介紹和李大釗同意，在北大圖書館當了一名管理員。

謊言之三：中共的起家史

中共當年是拿了蘇聯的錢建立起的組織，即中共被「金光燦爛的盧布所收買」。

當年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同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尼克爾斯基指導中共一大會議。馬林向全國各地每個代表寄去經費100元。對於月薪6元的北大圖書館管理員助理毛澤東來說是巨款了。一大中央局組織委員張國燾預算有30個職業「幹革命的」，按月領取生活津貼20元至35元。陳獨秀報告共產國際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由中央機關支出12,000金盧布。

2004年「大紀元時報」發表的《九評共產黨》一書全面揭示了中共不光彩的起家史。首先，中共是吸蘇共的奶水長大的。中共成立之初，是蘇俄的亞洲中國支部，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賣國政黨。

成立初期中共沒有錢，沒有理論和實踐，更沒有主心骨，加入共產國際是對暴力革命的參與和依附，中國暴力革命和馬克思、列寧階段的暴力革命一脈相承。共產國際是全球顛覆各國政權的總指揮部，中共那時是共產國際的東方支部，執行蘇俄紅色帝國主義的東方路線。中共仰仗蘇共成熟的暴力奪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政治、思想、和組織路線都聽命於蘇共，照抄外來非法組織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實行嚴密監視控制。蘇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陳獨秀在1923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公開承認，中共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得到的。一年來，共產國際給中共用款20餘萬，而中共成績不佳，共產國際責備中共黨員太不努力。

謊言之四：紅軍長征是北上抗日

照中共一貫的說法，當年紅軍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但事實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撤離江西蘇區時，並沒有具體的前進目標，此後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沒有一次與「北上抗日」有關。

所謂的紅軍「長征」是假抗日，真逃亡，與「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邊。

1933年—1934年10月，蔣介石採用德國軍事顧問提出的堡壘戰略，調集近百萬兵力向中共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中共損失慘重，無法立足。10月21日開始，中央紅軍連同後方機關約九萬人倉皇從江西瑞金、萼都和福建長汀、寧化等地出發，向紅二、六軍團所在地湘西逃竄，開始了萬里大逃亡 —— 「長征」。

中共一直宣傳說，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跟紅軍戰士同甘共苦，一起爬雪山過草地。

作家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披露，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在長征開始形成了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三人集團」，他們躺在擔架上商議謀劃怎樣奪取黨政軍大權。

這個「三人集團」（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一塊兒行軍，通常是躺在擔架上。中央領導有權坐擔架。在艱難的長征中，他們大都被人抬着走。毛甚至設計了自己的旅行工具。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毛誇耀他跟王稼祥的擔架：「『你看，我們設計了擔架哩。我和稼祥，一個病號，一個彩號，抬着走。』他同稼祥頗為得意地向我介紹他們的『傑作』。這種擔架，竹子抬桿，長長的，爬山方便，抬起來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蓋，好像南方江河裡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晒。」

毛後來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他長征中「坐在擔架上，做什麼？我看書，看了不少書。」對抬擔架的人來說日子可就沒那麼舒服了。

長征過來人說：「爬山的時候擔架員們只能用膝蓋跪行，有時直到膝蓋跪爛，……才能爬到山頂。爬完一座山，灑下一路血與汗。」

謊言五：中共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中共一向聲稱是它領導全國人民抗擊了90%以上日軍，打敗了日本人，因而也只有它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而蔣介石國民黨則是「真投降、假抗日」、「積極反共、消極抗日」。但事實真相真的如此嗎？

近年來海內外眾多歷史學家以大量的事實和資料告訴世人，這完全是對中國人民的欺騙愚弄，領導全國人民打敗日本人的抗戰中流砥柱不是中共，而是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

1934年11月25日－12月1日，中央紅軍自湖南逃到廣西興安縣至全州縣境內，乘夜強行偷越第四道湘江封鎖線時，小諸葛白崇禧親自指揮桂系鋼軍與紅軍在湘江血戰。湖南何健派出的湘軍也隨後趕到廣西，跟桂軍從南北兩面合圍紅軍。

此役是中共中共紅軍在整個「長征」逃亡途中損失最慘烈的一役，紅軍血流成河，每一分鐘都有一個連甚至一個團被殲滅，由過湘江前的8萬多人銳減至3萬餘人。

湘江慘敗後，在顧祝同、薛岳指揮的中央軍堵截追擊下，中共紅軍逃到川北的懋功，在此與從大別山逃亡5千里而來的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合。毛澤東跟張國燾分裂後，紅軍繼續向西逃亡，計劃通過甘肅河西走廊，逃到蘇聯去。

後因無意中發現陝北還有一支劉志丹帶領的紅軍，再向西逃亡太危險，中共中央於是決定留在陝北。

中共在1935年逃到延安之初，紅軍僅殘餘2萬人和佔有3個貧窮縣的地盤，連生存自保都極度困難。而中共厚顏無恥，偽造歷史，自我標榜是「領導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造謠污衊蔣介石和浴血抗戰的國軍「消極抗日，喪土失地」，「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蔣介石摘桃子」（竊取抗戰勝利果實）。

謊言六：中國沒有發生大饑荒

1961年，毛澤東在接待來訪的法國社會黨領袖後來的法國總統密特朗時，針對西方世界有關中國發生大饑荒的傳言說，「我再重複說一遍，中國沒有饑荒。」許多西方人對毛的這番話信以為真。

那麼，當時的中國究竟有沒有發生大饑荒呢？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可以說事實已經很清楚了——不但發生了大饑荒，而且還是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饑荒！

2011年，香港大學馮客教授《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一書出版，書中據公安部門同期報告及大躍進最後幾月中共彙編內部報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國至少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

他認為人們常用的「大饑荒」一說似表明這場空前災難是計劃經濟決策者匆匆上馬的無心過失，忽略了這期間高壓、恐怖和制度性暴力造成的死亡。

大躍進餓死4,500萬人不是根據什麼統計全國人口數量變化來的，當時各地成立了防病防疫辦公室，把因飢餓產生的浮腫等現象詭稱二號病，這一死亡數字是定期向書記處彙報的。現在在中央檔案館和各地的檔案館都查得到原始資料。

大饑荒期間挨整的人中有醫生，罪過是診斷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飢餓。醫生王善身在被問到為什麼浮腫病治不好，少了什麼葯時，說了一句：「少一味糧食！」他被開大會批鬥，扔進監獄。

二號病，在醫學上霍亂的含義從來沒變過，只不過是為了掩蓋餓死人的情況，把餓死說成是傳染病死，所以，在整個大饑荒期間，二號病也隱諱地代稱浮腫!這個代稱從初期一直沿用了三年。其實，當時不光是用二號病來掩蓋，在大饑荒期間，某中央領導感慨，怎麼那麼多高血壓心臟病肝炎死的!其實，都是餓死的。

大饑荒時，中國所欠蘇聯外債總共為57.43億，而1959年財政支出達520億元。所以實際上當年中國所欠債務數額並不大，而同期對外援助金額遠大於還債金額。而長期來解釋三年大饑荒時，卻大講「自然災害和對蘇還債」，「對內怨老天，對外怨蘇聯」成了推卸責任的推託之辭。

謊言七：六四天安門事件

天安門事件，「六四」屠城，震驚世界。中共定義，那是「反革命暴亂」，中共出兵鎮壓，是「平暴」。

事實上，1989年的北京，在民主運動的兩個月里，交通如常，秩序井然，民眾齊心呼喚民主，連小偷都被感動得「罷偷」，各項犯罪率大幅下降。直到鄧小平命令解放軍（所謂「戒嚴部隊」）強行開進北京，才釀成衝突和混亂。

1989年4月15日，以改革派和開明派著稱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突然病逝，引爆積壓已久的社會情緒。以悼念胡耀邦為出發點，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率先走出校門，全國其他各大城市的學生，也紛紛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喊出「反腐敗」、「要民主」的口號。學生運動，很快演變成社會各階層參與的全國民主運動，遍及三百多個城市，各地動輒數十萬人或百萬人參加，歷時近兩個月。規模空前的民主運動，不僅創下中國歷史、也創下世界歷史的記錄。

民主潮所及，不僅彙集了大量學生和知識份子，也彙集了大量市民和工人；不僅感染了大量體制外、即民間人士，也感動了大量體制內、即官場人士，如《人民日報》、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等，都有很多人打出支持民主的橫幅。

那段時間，大多數中國人都很樂觀，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中國人似乎從來沒有那麼高興過，每次遊行，都像過節一樣，興高采烈。人們憧憬著，一個民主的中國，很快就會到來。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中國民主運動，各國媒體和記者雲集北京，拍攝下大量的歷史鏡頭。香港和台灣民眾熱心支持，兩岸潛在的統一趨勢，從來沒有那麼接近過，只待中國大陸民主化。

而在中共統治集團內部，也發生了空前分化。人大常委會裡，包括委員長和六名副委員長反對鎮壓學生。一批老將軍也表態反對鎮壓。以總書記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更是明確反對鎮壓民眾而力主朝野對話。

然而，老人政治，早已成為中國的頑疾。在中南海的深宮裡，大權在握的老人集團，磨刀霍霍，圖謀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身為軍委主席的鄧小平，暗中調集30多萬解放軍，占當時主力共軍的三分之一，包圍北京城。以總理李鵬為首的保守派，竭力支持鄧小平的鎮壓計劃。

在黨內，經過又一輪激烈的權力鬥爭，鄧小平罷免了拒絕向人民開槍的趙紫陽，並將他軟禁。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廷，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軟禁了推行憲政改革的光緒皇帝。陰暗、冷酷、殘暴的中國宮廷悲劇，再一次重演。中國政治，再一次倒退。

1989年6月4日凌晨，85歲的政治老人鄧小平下令展開大屠殺。強行進入北京的解放軍，用機關槍掃射、用坦克碾壓人群。密集的槍聲，此起彼伏的口號聲和哭喊聲，交織成一片。在鄧小平和李鵬的極端指令下，共軍瘋狂射殺和輾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大量民眾慘遭屠殺，血染廣場，屍遍街頭。這便是震驚中外的「六四」大屠殺，也稱「天安門事件」。

部分北京市民和學生，展開了英勇抵抗，阻擋並焚燒進城的軍車和坦克。那一夜，中國首都，火光衝天，濃煙滾滾。北京，成為一座戰爭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國軍隊，對自己的人民發動戰爭，向自己的人民開槍！面對全副武裝的共軍，北京市民和學生最終寡不敵眾。經過一夜屠城，共軍控制了北京。波瀾壯闊的中國民主運動，被政治老人、解放軍、坦克和機關槍聯合粉碎。

大屠殺之後，鄧小平當局展開大逮捕。各地民運領袖紛紛被捕，被投入黑牢。部分民運領袖出逃海外。中共還展開大報復，許多參加過當年民主運動的學生，被剝奪學籍或學歷，畢業的不予分配工作。許多體制內的知識份子則被開除公職。一度欣欣向榮、充滿活力的中國知識界，重現萬馬齊喑的慘淡。

「天安門事件」，八九民運，以及中共當局的大屠殺，成為世界歷史的重大標誌性事件。自那以後，中共一直千方百計地力圖遮掩和抹殺這段歷史，但全世界都記錄了這段歷史。墨寫的謊言，塗改不了血寫的史實。（選自陳破空《傾斜的天安門》一書）

謊言八：「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

中國傳染病法規定，任何可疑傳染病必須在6至12小時內向上報告，但2003年薩斯爆發，中共官方隱瞞疫情竟長達半年。

2002年11月中旬，廣東省的五個城市出現了薩斯病例，到12月中，在其中一個城市河源已經引起了恐慌，七名醫務人員被感染。但是消息沒有上報，而該市報紙還否認有流行病在傳播。在官方刻意隱瞞的同時，病人們開始到廣州求醫，把這種疾病傳染給更多的人，其中一個十歲的男孩病例傳染了五個醫護人員，其中一位救護車司機和一位醫生後來都死了。

而另一名病人，就像一個「會走路的生化武器」，傳染了他身邊的每一個人。疾病就這樣開始在廣州流行，但中國官方命令記者不準報導這次疾病爆發。一月下旬，中山市的一份報紙發佈一條消息：「這種病毒已經在廣州出現了一個多月，這種病已經受到了有效的治療和控制。群眾沒有必要驚慌。」到這時，記者才把這個疾病的資訊，報告中央。此時疾病已經流行了三個月。這是地方向中央的隱瞞。

衛生部此時才派出了中央專家組赴廣州調查。而薩斯就像從潘朵拉盒子中放出的魔鬼，已經不可收拾。但是真相還在繼續隱瞞。

2003年2月11日，廣州市官方召開記者會，公告至2月11日止，廣東非典型肺炎感染人數二百九十多人，死亡五人，病情已受到控制。同時官方要求：所有中國傳媒都不許談論「非典型肺炎」但是到2月28日，這個「已被控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數在廣東已增至七百九十二人；死亡人數三十一人，是二月十一日資料的六倍！！！

從2月11日到3月下旬，在大陸傳媒再見不到任何官方報導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數目和死亡人數，但是薩斯已經從廣州走向香港，再從那裡走向其他國家。到3月底，香港已經有六百八十五例病人，死亡十六人。

3月初，衛生部已向北京各醫院通報過非典型肺炎的危險性，但為避免影響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的召開，禁止對外公布。這是中央政府刻意隱瞞事件的真相。僅廣東南方都市報報導，有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要求讓世界衛生組織調查非典型性肺炎，但該報隨即受到批評。

國務院新聞辦才在4月3日召開記者招待會。衛生部長張文康說：「現在發病人數明顯減少，治癒人數顯著增加，死亡人數減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病原的進一步研究查找工作也取得積極的成果。現在中國大陸社會穩定，人們生活工作正常。在此，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在中國工作、生活，包括旅遊，都是安全的。」

第二天，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還假惺惺表示道歉。但是在這以前，他們禁止世界衛生組織官員到廣東調查，把他們留在北京十天變相軟禁，到世界衛生組織呼籲旅客不要到廣東後，才讓他們去廣東調查，但是同時又要世界衛生組織撤銷這個呼籲。

在道歉後，北京仍然說謊。為了駁斥張文康的謊言，北京解放軍三○一醫院的71歲老醫生蔣彥永向電視台和《時代》周刊揭發，首都北京ＳＡＲＳ疫情已經蔓延，北京四家軍醫院包括醫師和護士在內至少就有9人死亡，140名染病。並非張文康所說全北京只有19人感染，4人死亡。

4月10日上午，國務院新聞辦再度舉行記者會，請衛生部副部長馬曉偉等負責人介紹中國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進展情況。但他們不肯回應老軍醫所揭發的問題。廣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長鍾南山還聲稱香港人為了到廣東逃避疫情而把病毒帶到廣東。但是世界衛生組織並不相信這些謊言，他們認為北京的疫情嚴重五倍。

謊言九：法輪功圍攻中南海

新華社的報導稱，1999年4月25日，「首都北京風和日麗。然而，就在這天，突然發生了一起大規模的非法聚集事件。一萬多名來自北京、天津、河北、山東、遼寧、內蒙古等地的『法輪功』練習者，有組織地集合起來圍住了中南海，在國內外造成了極其惡劣的政治影響。」

「四‧二五」事件之前，法輪功已經遭遇了三年不公正的對待，期間有關政府職能部門對法輪功的打壓接連不斷，特別是到1998年7月，竟傳出了公安部內部已把法輪功定為「邪教」的資訊，廣大法輪功學員對此都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緊接着，1999年4月，羅乾的連襟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學院的《青少年博覽》上發表文章，攻擊煉法輪功會致人得精神病，並暗喻法輪功會像義和團一樣亡國。

此文發表後，一舉引發了一些法輪功學員於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學院及其他相關機構反映自己修鍊法輪功後身心受益的情況，並期望能通過與雜誌編輯部的交涉來消除該文章的惡劣社會影響。

但4月23、24兩日，天津市公安局卻突然出動防暴警察毆打反映情況的法輪功學員，導致多人流血受傷，45人被抓捕，這就是「天津事件」。在其後交涉中，天津政府告知法輪功學員：公安部已經插手，要釋放被逮捕的法輪功學員，必須北京授權。天津的公安還告訴學員：「你們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這一系列的情況，使得法輪功學員決定去北京上訪，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

在4月25日的上訪中，法輪功學員的代表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三項要求：1、釋放在天津被捕的學員，2、允許有合法的煉功環境，3、允許合法出版法輪功的書籍。其中第一條要求針對的是新近發生的「天津事件」，第二、第三條要求針對的是三年多來法輪功受到的打壓。

在當天的整個上訪過程中，法輪功學員沒有使用暴力、威脅等方法攻擊脅迫警察，沒有擾亂公共交通秩序和群眾的正常生活，沒有對國家機關正常運作造成任何不良影響，更沒有使用暴力衝擊國家機關，甚至連口號標語都沒有，大家都很聽從並主動配合警察及有關部門的指揮。

時任總理的朱鎔基當天上午八點多就出來與學員見面，下午又直接與五位學員代表面談，並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國家不會幹涉群眾煉功的政策。很快，被抓的天津法輪功學員於當天下午被釋放。當問題基本得到解決後，上訪的法輪功學員於當晚10點平靜散去。整個過程，自始至終平靜祥和，井然有序。

中國法律規定，公民有上訪的權利，上訪不需要預先向公安機關申請，不需要得到事先批准。國家信訪辦的職責就是接待群眾上訪，傾聽群眾呼聲，了解實際情況，解決矛盾。

因此，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上訪，並沒有抵觸任何一條法律規定，更談不上是什麼「圍攻」，「四‧二五」事件完全是一次合法的集體上訪。

「四‧二五」事件開創了五十多年來中國官方與平民之間通過和平對話解決矛盾的先例，也震動了全世界，令國際媒體發出了「中國民眾素質提高」的驚嘆，並認為四二五事件是中國政治民主，政府開明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