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蘇聯，最廣為人知的是，遭到嚴重破壞卻成為獲勝國。正如弗朗索瓦．福雷（Francis Furet）曾寫道：「1945年，作為一個偉大而榮耀的國家，蘇聯憑藉其巨大的物質力量，成為人們眼中新的救世主。」沒人記得，或至少似乎沒人願意回憶，這件事隱藏很深的另一面。正如古拉格檔案所顯示的，勝利那年也是蘇聯集中營系統的全盛時期。當與世界其餘地區講和之際，蘇聯的內部鬥爭卻有增無減；儘管四年戰爭給社會造成創傷，但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卻並未放鬆。相反，1945年，隨著紅軍向西推進，各地區重新被蘇聯占領，數百萬逃脫該系統的蘇聯公民也最終被迫臣服。

1939至1940年間吞併的領土──波羅的海諸國、西白俄羅斯、摩爾達維亞和西烏克蘭，在戰爭大部分時間裡已不受蘇聯的控制，戰後卻被迫經歷了第二輪蘇維埃化進程。抗議蘇聯的民族主義反抗運動，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開啟了一輪武裝鬥爭、迫害和鎮壓的循環周期。對蘇聯吞併的反抗，在西烏克蘭和波羅的海諸國尤為激烈。

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蘇聯對西烏克蘭的首次占領，促使相當強大的武裝抵抗組織──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OUN）形成。其後，該組織成員入伍當了納粹黨衛軍特種兵，以打擊共產黨人和猶太人。1944年7月，紅軍抵達時，OUN成立了烏克蘭解放最高委員會（Supreme Council for the Liberation of Ukraine）。OUN的首領羅曼．舒科霍維奇（Roman Shukhovich）成為烏克蘭反抗軍（Ukrainian Insurgent Army，UPA）的指揮官。據烏克蘭消息人士透露，到1944年秋季，UPA有逾2萬名成員。1944年3月31日，貝利亞簽署了一份命令，規定OUN和UPA士兵的所有家屬都要被逮捕，並放逐到克拉斯諾亞爾斯克（Krasnoyarsk）。1944年2月至10月，有10萬零300位平民（主要是婦女、兒童和老年人），依照貝利亞的命令被放逐。至於在此期間被俘的37,000名士兵，則全數被發配到古拉格。1944年11月，烏克蘭東儀天主教會（Uniate church）都主教安德烈．希切普蒂茨基（Andrei Shcheptytsky）閣下死後，蘇聯當局迫使該宗教團體與東正教會合併。

為了根除一切反對蘇維埃化的力量，NKVD特工把學校作為攻擊目標。對於在西烏克蘭仍是「資產階級」波蘭的一部分時上過學的兒童，他們迅速翻閱了其課本之後，擬定了要逮捕人員的名單作為預防措施。所有這些名單的頂端都是最有才能的小學生的名字。他們認為這些學生「潛在敵視蘇維埃制度」。根據貝利亞助手之一柯布羅夫的報告，1944年9月至1945年3月，在西白俄羅斯──又一個被認為「充滿敵對蘇維埃制度的分子」的地區，逾10萬名「逃兵」和「通敵者」被捕。1945年1月1日至3月15日期間，立陶宛極少可得的統計資料提到，實施了2,257次種族清洗行動。

這些行動，也因逾6,000名「土匪」死亡和逾75,000名「土匪、逃兵和民族主義團體成員」被捕，而引人注目。1945年，逾38,000名「社會外來分子、土匪和民族主義者的家屬」被驅出立陶宛。1944至1946年，這些地區被監禁在古拉格中的烏克蘭人的比例增加了140%，波羅的海諸國人的比例則增加了420%。到1946年底，烏克蘭人在營地人口中的比例變成23%，波羅的海國家國民則變成6%，因此比其餘蘇聯人口更具代表性。

1945年古拉格的擴張，也可以由從「控制和篩選營（control and filtration camps）」轉移數千名囚犯來解釋。這些營地是1941年之後建立的，與古拉格勞改營平行，旨在容納已獲釋或逃脫敵方戰俘營的蘇聯囚犯；所有人都被懷疑是潛在的間諜，或者至少被懷疑因他們待在蘇維埃制度之外而受污染。這些營地監禁著來自前敵占區的達到應徵年齡的人，以及占領期間占據權力位置的高級官員（starosti）和其他人，無論其級別多低。根據官方數據，1942年1月至1944年10月，逾42萬1,000人在控制和篩選營被關押過。

紅軍在西部推進，並奪回被德國人控制了兩三年的領土後，釋放蘇聯戰俘和勞教所在押人員，以及將蘇聯軍事和文職公民遣返回國，成為當務之急。1944年10月，蘇聯政府成立了遣返事務部，由菲利普．戈利科夫（Filip Golikov）將軍領導。在1944年11月11日報刊刊登的一則採訪中，這名將軍強調，「蘇維埃政權最擔心的是陷入納粹奴役中的子民的命運。他們將被恭恭敬敬地接回家，像祖國的誠實子民一樣。蘇聯政府相信，即使蘇聯公民在納粹恐怖的威脅下犯下違背蘇聯利益的行為，但只要這些人回來後，準備履行其作為蘇聯公民的正常職責，他們就不會因這些行為受到追究。」這則公告被廣泛流傳，成功欺騙了同盟國。不然，執行《雅爾塔協定》有關遣返所有「在本國境外之蘇聯公民」的條款時，盟國所懷有的熱情該如何解釋？儘管協定中很明確地規定，只有穿德國制服或與敵人積極勾結的人才會被強制遣返，但實際上任何在國界以外發現的蘇聯公民都被移交給負責遣返他們的NKVD特工。

1945年5月11日，停戰三天後，蘇聯政府下令建立100座新的控制和篩選營，每座可容納1萬人。被遣返的蘇聯戰俘受反間諜組織SMERSH（「間諜死神」）的管轄，而平民則臨時經過NKVD篩選。1945年5月至1946年2月，逾420萬蘇聯公民被遣返，其中包括被德國人俘虜的500萬人中的154萬5,000名倖存戰俘，以及265萬5,000名平民、因工作被放逐者（work deportees），或戰爭爆發時逃到西方的人。被強制在篩選和控制營待上一段時間後，57.8%的被遣返者獲准返回家園，主要是婦女和兒童；19.1%的人重新被徵召入伍，通常進入懲戒營；14.5%的人被送入「重建營」（reconstruction battalions），一般至少待兩年；8.6%的人，即約36萬人，要麼被判入古拉格10至20年（其中多數人是因為「背叛祖國」），要麼被以「特殊移民」身分交給NKVD軍事管制總部（komandatura）。

留給Vlasovtsy的，則是一個奇特的命運。Vlasovtsy，即在蘇聯將軍安德烈．弗拉索夫（Andrei Vlasov）麾下作戰的士兵（譯者註：也即「俄羅斯解放軍」成員）。弗拉索夫是第二集團軍司令，於1942年7月被德國人俘虜。基於其反斯大林的信念，弗拉索夫將軍同意與納粹合作，以使他的國家擺脫布爾什維克的暴政。在德國當局的支持下，弗拉索夫組建了一個俄羅斯國民委員會（Russian National Committee），並培訓了「俄羅斯解放軍」的兩個師。納粹德國戰敗後，同盟國把弗拉索夫將軍及其部下軍官交給蘇聯。他們被迅速處決。在1945年11月的大赦法令之後，弗拉索夫軍隊的士兵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和遠北地區六年。1946年初，14萬8,079名Vlasovtsy被指控叛國，並發配到古拉格，其中大多數是士官。

特別重新安置點（special resettlements）、古拉格、強制勞動流放區、控制和篩選營以及蘇聯監獄，從來不曾關押過像勝利那年那麼多的囚犯：共計近550萬人。這個數字被勝利慶祝活動和「斯大林格勒效應」的風頭所蓋過。二戰的結束開啟了蘇聯歷史的一個新時期。它注定要持續近十年。期間，蘇聯模式引起全世界各國數千萬公民共同的迷戀。為贏得對納粹主義的勝利，蘇聯付出了最慘重的人員傷亡（這一傷亡被斯大林自己的錯誤和錯誤判斷極大地放大了）。這一事實有助於掩蓋斯大林專制的特徵。人們對該政權先前在莫斯科審判和納粹—蘇聯條約時代所為的一切猜疑，也因此一掃而空。#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