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在受飢荒影響的所有地區，鐵路票的銷售都被立即暫停，並由格別烏設置特別的路障，來防止農民離開所在地。1933年3月初，祕密警察的一份報告指出，在一個月內，就有21萬9,460人被攔截，作為限制飢餓農民大批遷往城市的行動的一部分；18萬6,588人被押回原籍；其他人被逮捕並被判刑。對於被逐出城市者的命運，則未提及。
在這一點上，意大利駐哈爾科夫（受飢荒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領事的以下證詞透露了更多內情：
「一個星期前，設立了一項特別服務，來保護被遺棄的兒童。和因農村沒有生存希望而湧向城市的農民一起，孩子們也被直接帶到這裡，並被父母拋棄。之後，父母們回到他們的村莊死去。他們希望，這座城市裡有人能照顧他們的孩子……現在，一個星期了，穿白色制服的看門人（dvorniki）一直在該市巡邏。他們把孩子們收集起來，帶到最近的警察局……午夜時分，他們都被用卡車運到北頓涅茨克（Severodonetsk）的貨運站。所有在車站和火車上發現的孩子，以及農民家庭、老人和所有在白天被發現的農民，都被聚集在這裡……一支醫療隊進行了一種選擇過程……凡還未腫脹、仍有機會活下來的人，都被送往霍洛德納亞．戈拉（Kholodnaya Gora）的建築裡。那裡有穩定在8,000左右的人口，奄奄一息地躺在大型機庫的稻草床上。其中大多數是兒童。已經開始腫脹的人被用貨物列車運出去，丟棄在城外約40英里處，以便他們能夠死在人看不見的地方。當他們到達目的地時，巨大的溝渠挖好了，死者被從貨車上抬出來。」
在農村，死亡率於1933年夏季達到頂峰。彷彿飢餓還不夠，斑疹傷寒很快變得常見起來。在有數千人口的城鎮裡，有時倖存者不足20餘人。格別烏的報告和來自哈爾科夫的意大利外交公報，都記錄了吃人的案例：「每晚都收集到超過250人的屍體。這些人死於飢餓或斑疹傷寒。其中很多屍體的肝臟，都通過腹部的大裂縫被移除。警察最後從這些神祕的『身體殘缺者』中挑選出一些。他們坦承，他們在用這些肉作餡兒，夾進他們在市場上賣的肉餡餅裡。」
1933年4月，作家米哈伊爾．蕭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路經庫班市時，給斯大林寫了兩封信，詳述了地方當局以何種方式折磨集體農場的所有工人，迫使其將剩餘儲備糧全數交出。他要求這位第一書記提供某種糧食援助。這裡是從他4月4日的信件中摘錄的一些內容：
「韋欽斯基（Vechenski）縣和北高加索許多其它縣，今年都未能完成其糧食定額，不是因為某些『富農破壞活動』，而是因為當地黨總部領導不良……
「去年12月，黨的地區委員會為了加速政府的徵收運動，派出了全權代表奧夫欽尼科夫（Ovchinnikov）。他採取了以下措施：（1）他徵用了所有可利用的糧食，包括集體農場領導人預先給所有集體農場農民的、用於播種今年收割之作物的糧食；（2）對於集體農場農民應上繳國家的全部配額，按家庭予以分攤。這些措施的直接結果是，當徵用開始時，農民們就把糧食藏起來或埋起來。發現的總量達到5,930英擔……以下是一些找回這593噸的方法。其中一些糧食自1918年以來一直被掩埋。
「『冷凍』方法：工人被剝光，丟在外面寒冷的天氣裡，在機庫裡一絲不掛。有時是整隊的集體農場工人被以這種方式對待。
「『熱燒』方法：女工的腳和裙子底部被澆上汽油，然後點火焚燒。火焰被撲滅，並重複此過程……
「在納波羅夫斯基（Napolovski）集體農場，某個普洛特金（Plotkin）──該地區委員會全權代表，迫使集體農場工人伸直四肢平躺在火爐上，加熱至它們變白，然後把他們赤身裸體地丟在機庫裡，讓他們冷卻下來……
「在勒比亞岑斯基（Lebyazhenski）集體農場，工人們全部靠牆站成一排，模擬被處決。
「我可以給出許多類似的例子。這些不是這一體系的『弊端』；這是目前的徵糧體系。
「如果在你看來這封信值得中央委員會關注的話，就請派給我們一些真正的共產黨員。他們可以揭穿那些給農業集體化制度造成致命打擊的人。你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在5月6日的回覆中，斯大林並未嘗試假裝憐憫：
「尊敬的蕭洛霍夫同志，
「你的兩封信，我都收到了。我給予了你所要求的東西。我已派遣什基里亞托夫（Shkiryatov）同志去解決你所提到的這些問題。我會請你協助他。但是，同志，這並不是我想說的全部。你的兩封信描繪了一副極不客觀的景象，我想就此說幾句。
「我已就這些信件向你表示感謝。這些信件注意到了我們體制中小小的缺陷之一。在這個體制中，雖然我們努力去做好事，去解除我們敵人的武裝，但我們黨的一些官員卻襲擊我們的朋友，有時可能對此非常殘酷。但不要讓這些話愚弄了你，讓你認為我認同你說的一切。你看到了事情的一個方面，且頗有力地予以了描述，但它依然只是事情的一個面。為了避免在政治上犯錯，你的信在這種情況下，不是文學，而是純粹的政治。也必須看到現實的另一面。在這種情況下，另一面是，你們地區的工人，不只是你們地區，還有很多地區的工人，都舉行了罷工，從事破壞行為，並準備讓來自紅軍的工人沒有麵包！這種破壞無聲無息，顯得相當和平（沒有流血），但什麼也沒改變──這些人蓄意嘗試破壞這個蘇維埃國家。這是一場殊死的戰鬥，蕭洛霍夫同志！
「當然，這並不能證明我們工作人員的一切虐待行為都是正當的。極少數有罪之人將被迫因其行為受罰。但顯而易見，我們受尊敬的工人遠非閱讀你的信後可能想像的無辜羔羊。
「望你保重，與你熱情握手。此致，J.斯大林」
1933年，儘管這數百萬人正瀕臨餓死，但蘇聯政府「為了工業化的利益」仍繼續出口糧食，向國外運送了1800萬英擔的糧食。
使用最近才解密的人口檔案及1937年和1939年的人口普查數據，評估1933年飢荒的規模是可能的。從地理上看，飢餓區覆蓋了整個烏克蘭、黑土區的一部分、頓河和庫班河及北高加索三地的肥沃平原，以及哈薩克斯坦很多地區。近4,000萬人受飢荒或糧食短缺的影響。在受影響最嚴重的地區，如哈爾科夫周邊的農村地區，1933年1月至6月的死亡率比正常情況下高出10倍：1933年6月有10萬人死亡，相比之下，1932年6月則有9,000人死亡。很多例死亡都未被記錄。農村的死亡率高於城市，但城市也幾乎沒能倖免：哈爾科夫一年內失去12萬居民、克拉斯諾達爾（Krasnodar）4萬、斯塔夫羅波爾（Stavropol）2萬。
在即刻面臨飢餓的地區以外，由食物短缺導致的人口損失，絕非可以忽視。在莫斯科周邊的農村地區，1933年1月至6月，死亡率攀升了50%。例如，在1932年成為飢餓騷亂中心的伊萬諾沃（Ivanovo）市，1933年上半年死亡率就上升了35%。總的說來，1933年全國的死亡人數比平時多出600萬。由於這些死亡案例絕大多數可直接歸因於飢餓，因此整個悲劇的死亡人數一定接近600萬。烏克蘭農民受害最慘重，有400萬人喪生。哈薩克斯坦有100萬人死亡，其中大多數屬於遊牧部落。他們此前因集體化被剝奪了牛隻，並被迫在一個地方定居。此外，北高加索和黑土區也有100萬人死亡。
1932年至1933年的大饑荒，比打擊知識分子、工業管理者和黨本身的大恐怖（譯者註：即1936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早5年出現，表現為鎮壓體系創建中一個決定性的情節。該體系後來消滅了一個又一個階級，一個又一個社會群體。由於暴力、酷刑和對整個人口的消滅，大饑荒在政治和社會方面都是巨大的退步。土皇帝和地方惡霸激增，隨時準備採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來迫使農民放棄其財物和最後一點存糧。野蠻行為盛行起來。勒索成為家常便飯，兒童被遺棄，人吃人再現，流行病和盜匪活動猖獗，新的死亡營設立了，農民被迫面臨一種新形式的奴役，即黨國的鐵腕統治。正如1934年1月謝爾戈‧奧爾忠尼啟澤對謝爾蓋‧基洛夫所明言的，「我們見過1932年至1933年的情況並挺過來的人，現在錘鍊得像鋼鐵一樣了。我認為，有這樣的人，我們就可以建立一個史上前所未有的國家。」
應當把這場飢荒視為是「對烏克蘭人民的種族滅絕」嗎，正如今天眾多烏克蘭史學家和研究人員那樣？無可否認，烏克蘭農民是1932年至1933年飢荒的主要受害者；在這起「襲擊」之前，1929年發生了數起針對烏克蘭知識分子的攻擊，1932年以後又發生對一些烏克蘭共產黨人的攻擊。這些知識分子被指控出現「民族主義偏差」。同樣無可否認的是，正如安德烈．薩哈羅夫所指出的，斯大林患有「烏克蘭恐懼症」。但從比例上看，飢荒在頓河和庫班河的哥薩克地區以及哈薩克斯坦，同樣嚴重。自1930年起，在這個最後的共和國，對土著遊牧民族強制實施集體化並強迫其定居，造成了災難性後果。兩年內有80%的家畜死亡。由於被剝奪了財物並淪為飢荒狀態，200萬哈薩克人移居他鄉，近50萬人去了中亞，約150萬人前往中國。
在許多地區，飢荒成為布爾什維克國家與農民對抗中的最後情節，包括烏克蘭、哥薩克地區，以及黑土區的某些地區。這場對抗始於1918至1921年。1918至1921年對強徵、1929至1930年對集體化發起強烈抵制的地區與受饑荒影響最嚴重的地區，存在驚人的巧合。在1930年格別烏記錄的14,000起暴動和農民反抗中，85%以上發生在受1932至1933年飢荒「懲罰」的地區。這些最富庶、最有活力的農業區，對國家貢獻最多，卻也在強制集體化的勒索體系中損失最多。它們恰恰成為1932至1933年大飢荒影響最嚴重的地區。#（待續）
──轉自《大紀元》 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