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7. 強制集體化和去富農化

對新近獲得的檔案的最新研究證實，農村的強制集體化實際上是一場由蘇維埃政權向小農群體宣布開打的戰爭。超過200萬農民被放逐（僅1930年至1931年就有180萬人），600萬人死於飢餓，數十萬人直接因放逐而致死。不過，這些數字並不能完全展示這場人類悲劇的規模。這場戰爭遠不限於1929~1930年的冬天。它一直拖延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並在1932年和1933年達到高峰，其標誌是當局為打破農民的抵抗而蓄意製造的可怕飢荒。對農民所使用的暴力，經試驗有效，後來被當局用於對付其它社會群體。在這方面，它標誌著斯大林式恐怖的發展中決定性的一步。

1929年11月，在給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一份報告中，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宣稱：「在我們的計劃中，集體化的速度並不是真正的問題……我們還有11月、12月、1月、2月和3月，共四個半月的時間。期間，若帝國主義者不正面攻擊我們，我們就能在經濟和集體化方面取得決定性突破。」該委員會贊同加快集體化步伐的決定。一個委員會制定了一份新的時間表。它被樂觀地修改了幾次，之後於1930年1月5日正式公布。北高加索和伏爾加河中下游地區要在1930年秋季之前完全集體化，其它糧食產區則在一年以後。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要求「根除所有富農傾向，將富農作為一個階級消滅」。由莫洛托夫掌管的一個政治局委員會，負責推行實現這一目標所需的一切措施。該委員會定義了三類富農：那些從事「反革命活動」的人，要被逮捕並移送格別烏的勞改營，或者若表現出任何抵制的跡象，就要被處決。他們的家人要被放逐，其財產都要被充公。第二類富農，被定義為「表現出不太積極的反對態度，但儘管如此，仍是有動搖政權之天生傾向的最大剝削者」。他們要被逮捕，並與其家人一起被放逐到該國遙遠的地區。第三類富農，被列為忠於政權者，要被正式移送至他們居住的縣之周邊地區，「在集體化區域之外，在需要改善的土地上。」該法令還規定，「將在接下來四個月內變賣的富農農場數量……應當在農場總數的3%和5%之間」，該數字被用作去富農化運動規模的通用指南。

行動由一個三人小組在每個縣進行協調，由各個去富農化特別委員會和大隊在公眾中實施。這個三人小組由當地黨委第一書記、當地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和當地格別烏頭目組成。第一類富農的名單，要由祕密警察自己擬定。根據政治局的指導方針，該名單要包含約6萬名戶主。其他兩類富農的名單，在當地村莊活躍分子的推薦下就地制定。斯大林最親密的顧問之一謝爾戈．奧爾忠尼啟澤解釋了這些「活躍分子」的真實身分：「因為這些村莊裡幾乎沒有黨的活動分子，我們一般在村裡安插一名年輕的共產黨員，並迫使兩三個貧農同他合作。正是這個aktiv（活動分子基層組織），親自開展了村裡一切集體化和去富農化事務。」他們的指示相當明確：他們要儘可能多地將農場集體化，且將逮捕任何抗拒者，並把其稱作「富農」。

這些做法自然為各種濫權和算舊帳行為敞開了大門。而且關於富農分類的棘手問題也被提出。黨為此制定了標準，其中考慮了經濟學家和意識形態理論家的無數報告，但在1930年1月和2月的推行中，卻幾乎無法實施，因為不斷增長的稅收令所有以前富有的農民變得貧窮。在缺乏財富外在表徵的情況下，那些委員會不得不依靠農村蘇維埃保存的、過時且經常不完整的納稅申報表，以及格別烏提供的信息和鄰居們的告發。這些鄰居被獲得財富的可能性所誘惑。精確而詳細的清單被制定出來，但去富農化大隊卻沒有按其指示為集體農場徵收財物。在實踐中，他們遵循的座右銘似乎是「吃、喝、玩樂，因為這一切都屬於我們」。根據一份來自斯摩棱斯克的格別烏報告，「這些大隊從富有的農民那裡拿走其冬裝、緩和的內衣，尤其是鞋子。他們讓這些富農站著只穿內衣，而拿走了一切，甚至是舊橡膠襪子、女裝、價值不超過50戈比（Kopek，譯者注：蘇聯貨幣單位，100戈比=1盧布）的茶、水壺和撲克……大隊沒收了一切，甚至是嬰兒頭底下的枕頭、家裡鍋中燉的菜。他們把燉菜塗抹在他們已砸碎的肖像上。」去富農化的財產常常直接被掠奪，或被去富農化大隊以荒唐價格拍賣：60戈比買下各木屋，15戈比買下各牛隻。

在這種情況下，某些縣有80%到90%的去富農化進程受害者是中農（serednyaki），也就不足為奇了。大隊必須完成所要求的定額，如有可能，就超額完成。農民們被捕並被放逐，因為他們在市場上賣了糧食，或者在1925年或1926年僱了一個人幫忙把莊稼收割回來，或者擁有兩個俄式茶壺，或者在1929年9月殺了一頭豬，「為的是自己把它吃掉，從而防止其被社會主義式占有。」農民們被以「參與商業活動」為由逮捕。當時他們所做的一切，只是出售自己生產的東西。一位農民被放逐，藉口是其叔叔曾是沙皇軍官；另一位農民被稱為富農，原因是他「去教堂太多」。但通常來說，人們被劃為富農，只是因為他們抵制集體化。有時，去富農化大隊混亂到了極致，達到近乎滑稽的地步：例如，在烏克蘭一個城市，一位中農、去富農化大隊的成員，其本人就被另一大隊的一名成員逮捕。當時，此大隊正在該市的另一邊執行任務。

在第一階段，一些人被允許算舊帳或很直接地參與搶掠。此後，各農村公社開始強化其對去富農化和集體化的態度。1930年1月，格別烏記錄了402起反對去富農化和集體化的起義和大規模農民示威，2月記錄了1,048起，3月記錄了6,528起。

這種大規模且非常出乎意料的抵抗，促使政府短暫更改了其計劃。1930年3月2日，所有的蘇聯報紙都刊登了斯大林的知名文章《被勝利衝昏頭腦》（Dizzy with Success）。文章譴責「對自願集體化原則的無數濫用行為」，並把集體化和去富農化的暴行歸咎於「陶醉在成功之中」的當地頭目。此文的影響很直接：僅在3月份就有超過500萬農民離開了集體農場。騷亂和動盪隨即驟然爆發。它們與原物主常常暴力地盜取工具和牛隻有關。整個3月份，中央當局每天都收到格別烏關於烏克蘭西部、中央黑土區（central Black Earth region）、北高加索和哈薩克斯坦大規模起義的報告。在那個關鍵月份，格別烏統計有超過6,500起大規模示威，其中800多起不得不被武力鎮壓下去。在這些事件中，有超過1,500名文職人員被殺、受傷或遭嚴重毆打。反抗者中受害人數未知，但總數一定輕易達到了數千人。

到4月初，當局被迫作出進一步讓步。數份通告被發給地方當局，要求放緩集體化步伐，並承認確實存在爆發「一波真正的農民戰爭潮」的危險，以及「所有地方蘇維埃至少半數公務員死亡」的危險。那個月，起義和農民示威的數量開始下降，但依然非常之高。格別烏報告4月發生1,992起抗議。隨著夏季逐漸過去，這種下降之勢變得愈發明顯。6月爆發886起反抗，7月爆發618起，8月256起。1930年全年，有近250萬農民參加了約14,000起反對政權的起義、暴動和大規模示威。最受影響的地區是黑土區、北高加索以及烏克蘭，尤其是西部地區。那裡的整個縣，特別是與波蘭和羅馬尼亞接壤的地區，暫時擺脫了蘇維埃政權的控制。

這些運動的一個獨特之處是女農民扮演了關鍵角色。她們有時被派往前線，希望不會遭受被俘男子那樣的嚴酷命運。儘管婦女示威往往關注於教堂關閉或乳牛業集體化，但也發生了格別烏小分隊與裝備著斧頭和乾草叉的農民群體之間的血腥衝突。數百名蘇維埃官員遭襲擊。數小時甚至數天來，農民都在試圖收回村務管理權，要求歸還被沒收的工具和牛隻、解散集體農場、重新推行自由貿易、重開教堂、將所有財物歸還給富農、讓被放逐的農民返家、取消布爾什維克的權力、至少在烏克蘭實現民族獨立。#（待續）

──轉自《大紀元》 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