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在杭州住了40多次，由王芳直接負責警衛接待的就有38次，王芳因此被稱為毛澤東的「大警衛員」。但是，到了毛澤東發動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時期，王芳卻倒了大霉，從1966年就挨整，1967年底被抓起來，1968年2月被押解到北京衛戍區關押，直到1974年10月獲釋。
王芳是個山東大漢，1949年任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局長。1950年11月，任浙江省公安廳副廳長。1955年4月至1965年8月，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1964年9月至1966年任浙江省副省長，1965年8月兼任中共溫州地委代書記。
1966年5月16日，文革正式爆發，曾擔任公安部長達10年之久的羅瑞卿，分管政法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等人被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這預示着中共政法機關特別是公安機關的許多人將被打倒。不久，時任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被當成「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中央打倒了劉少奇，地方上也必然要打倒一批「追隨劉少奇的走資派」。
文革狂風一刮到浙江溫州，時任中共溫州地委代書記王芳便被當成溫州地區「最大的走資派」被打倒，遭到大會批，小會斗。1966年11月18日，王芳被造反派圍困在溫州市公安局內，持續幾天。他的秘書出來向浙江省委和中央辦公廳報告後，引起了關注。11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籤發的【1966】569號文件，要求浙江省委派人前往溫州，向進入公安局的群眾和全市人民宣讀中央指示，並負責處理那裡的問題。11月26日，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沈策趕到溫州，在溫州地區公安局門口向造反派頭頭宣讀了這份中央文件。但是，有的造反派質疑文件的真實性，懷疑毛澤東怎麼會為了一個小小的溫州市公安局發中央文件，還扣押了沈策，專門派人到北京核實這個文件的真假。29日，中央辦公廳又下發【1966】577號文件，指出這個文件是真的，必須堅決執行。之後，造反派才陸續散去。
溫州的批鬥剛剛平息，砸爛公、檢、法的口號又響遍中華大地。1968年3月18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等接見浙江赴京彙報的代表時，說浙江省公安廳幹部「在葉群代表林彪向毛澤東彙報時，在屏風後頭搞竊聽、偷聽和秘密錄音」，而對她「走一步路，就有人盯梢，進行監視」，「還有用特務手段檢查主席和我的信件，這是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等，「這簡直比過去國民黨還壞，是法西斯」，叫嚷要「徹底砸爛資產階級反動的公檢法」。3月30日，浙江省公安系統造反派召開「徹底砸爛反動公檢法誓師大會」，浙江「省聯總」造反派把王芳這個前公安廳廳長從溫州揪到杭州批鬥。
1968年4月1日，浙江省革委會主任南萍在省公安機關軍管會負責人會上說：「公檢法17年就是羅瑞卿黑線統治，幹了不少壞事」，「『砸爛公檢法』是革命口號」。浙江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陳勵耘講：浙江公檢法是「借共產黨的招牌，為台灣、美帝、蘇修效勞」。「浙江公安機關的領導人收集毛主席的活動情況，報到台灣去了，為台灣建立了特務組織，進行內外勾結。這樣的專政機關不砸爛不得了，要徹底砸爛」。浙江省在砸爛公檢法的過程中，666名公安政法幹部中，被鬥爭、審查298人，被隔離88人，受到各種處分74人。全省勞改幹部被揪斗、游斗、關押審查的達1190人。1968年5月19日，江青在北京接見浙江「省聯總」負責人張永生時，再次大罵浙江公檢法，公開點了原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的名。
1968年2月28日，王芳正被關押在杭州西大街獅虎橋浙江省公安廳的一個秘密據點。突然，浙江省公安廳軍管組來人通知，要他把東西收拾一下，立即轉移。王芳以為又要搬到杭州另外一個地方。沒想到，他被押上車之後，汽車直奔筧橋機場。在那裡，他被押上一架空軍專機。
王芳上了飛機後，感覺氣氛有些異常。座位的前後左右都用白布隔離開來，除了看見幾名神情嚴肅的軍人以外，其他乘坐的人員互相不能見面，不能說話，他不知道那白色圍布里到底還有那些人。他一上飛機，飛機就起飛了。直到6年後他從獄中出來才知道，同坐這架飛機的還有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上海市公安局警衛處長王濟普，浙江省公安廳廳長呂劍光等。
這架空軍專機，總共解押17人飛往北京。這17人都是與偵查「18號案」相關的上海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廳的相關人員。一到北京，全部被關押，並由中央專案組進行審訊。
王芳回憶說：「在北京，由中央專案組對我進行審查。所不同的是他們不像浙江造反派那樣，要我交代在公安戰線長期執行所謂劉少奇反動路線的罪行，而是集中力量審問一個問題，就是你王芳到底搜集了江青多少黑材料？」
「參加專案組的人是空軍部隊的，這幾個幹部的思想表現得很左，調子唱得很高，反覆聲明自己永遠忠於無產階級司令部，誓死捍衛江青，誰反對江青，就堅決打倒誰。王芳你搜集江青黑材料，鐵證如山，抵賴不了。你不僅看到了反革命匿名信，還親自參加破案。你比朱明還朱明。你必須老實交代，你到底搜集了江青多少黑材料？還向什麼人擴散了這些內容？」
「我在被關押期間，伙食分兩個標準。正部級的一天吃三餐，副部級的一天吃兩餐。我是副省長，按副部級待遇，一天吃兩餐。一餐兩個窩窩頭，每個只有雞蛋大小。每餐我把窩窩頭掰成兩半，一半分兩口吃，一餐就是八口，一天就是十六口。早上有一碗米湯，很難見到米粒。晚上有一碗大白菜是不洗的。這種菜只給我們吃，連看管我們的戰士也不吃。我的牙齒就是那個時候嗑壞的。這樣的伙食，連半飢半餓也達不到，每天餓得要命。」
「18號專案」是怎麼回事？「整江青的黑材料」又是怎麼回事？
1954年3月7日，江青收到一封從上海寄往杭州由浙江省委交際處轉交給她的匿名信，內容主要寫的是她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亂搞男女關係的風流醜事和被捕變節的歷史問題。第二天，江青找時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談了一個上午，說自己青年時期就是一個非常進步、非常堅強的革命者，現在有人誣衊她，矛頭實際上是針對毛主席的。江青把匿名信遞給王芳看了，並要求王芳給她破案。江青回北京跟毛澤東談了這封信，得到毛澤東的認同。這個案件被稱為18號專案。
不久，中共中央華東局在上海召開會議。華東局第三書記譚震林主持，華東局第二書記陳毅出席，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參加。會議決定把這封匿名信事件作為一個特大案件來偵破，由時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負總責，上海方面由黃赤波負責，浙江方面由王芳負責。由於匿名信信封上印有「華東文委」字樣，江青要求將偵查的重點放在上海的黨政部門與文藝界。柯慶施調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後，親自抓案件的偵破工作，每隔幾天就要聽取一次彙報。專案組先後收集了800多人的筆跡進行鑒定，結果都不是。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件中，查明了給江青寫匿名信的人，原來是中共元老林伯渠的妻子朱明（朱明向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說明情況後自殺身亡）。
在調查18號案件過程中，上海市公安局和浙江省公安廳搜集了大量材料，包括江青30年代在上海淫亂的材料，歸檔存放起來。1959年3月24日，江青以毛澤東生活秘書的身份，從北京飛抵上海，入住錦江飯店對面的「法國俱樂部」。3月26日，江青又收到一封匿名信， 4月1日，江青再收到一封匿名信，講的都是她30年代在上海灘的醜事。江青將匿名信給時任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看。康生看後說：這是一起特大反革命政治案件。之後，江青和康生向周恩來作了彙報。周恩來責令羅瑞卿10天內破案。羅瑞卿立即與在北京的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通電話，要他安排刑偵專家火速來上海來，和上海市公安局一起破案。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為專案組組長。在破案過程中，公安部、上海市公安局也搜集了不少材料，包括江青當年的一些流氓照片。結案後，這些材料都存在公安部和上海市公安局的檔案櫃里。
1967年1月8日，造反派從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王鑒辦公室的保險柜中翻出已封存的有關偵破「18號專案」的部分材料，立即報告上海市革委會主任張春橋。張春橋立即上報中央文革小組。4月21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派人到上海將「18號專案」的全部檔案拿到北京。中央專案二辦按江青意旨寫了一份請示銷毀此案材料的報告，送林彪審批。得到批准後，9月2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內，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等親自動手銷毀了這批材料。
這批材料銷毀後，江青還不放心，擔心當年參與查辦上述3封匿名信的公安機關的人把她的醜事抖出來，1967年9月5日，江青向造反派組織造謠說：「上海市公安局整了我一大箱黑材料」。1968年2月10日，「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決定，將所謂「反革命黑調查案」列為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要案，由謝富治等負責審查。從此，包括王芳在內的一批參與查處上述3封匿名信的公安機關的負責人都被抓到北京關押審查。
1970年冬，毛澤東機要秘書謝靜宜在北京大學蹲點時，看到北大造反派印刷的一張小報上，刊登了王芳勾結美蔣特務、企圖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內容。她回來向毛澤東彙報了此事。毛澤東說：「浙江造反派反王芳，對王芳抓住不放，說王芳反對我，想害死我，我不信。王廳長我熟悉他，他哪裡會反對我呢？他反對我幹什麼呀？他反對我，我自己怎麼不知道呀？我每年都要去杭州幾次，他是負責保衛我的。他要是想害死我，我不早就死了嗎？還能活到今天呀？」
但是，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一直拖着，不釋放王芳。1974年9月28日，王芳的妻子劉馨致信毛澤東說，王芳從1968年受審查，已七、八年。現在身患各種疾病，隨時都有生命危險，要求儘快作出結論，或是讓其回家治病。1974年10月28日，毛澤東親筆批示「解放」王芳。1974年10月29日，在北京被關押了6年多的王芳終於獲釋回家！
轉自《希望之聲》，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