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俄國已知的上次大饑荒發生在1891年，影響了多數相同地區（俄國中部、伏爾加河下游和哈薩克斯坦部分地區），並導致40萬至50萬人死亡。國家和社會基本上都為了挽救生命而奮戰。一位名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Vladimir Ilych Ulyanov）的年輕律師當時住在薩馬拉──受飢荒影響最嚴重的一個地區的首府。他是當地知識界唯一一個不僅拒絕參與援助飢餓者，還公開反對援助的成員。正如他的一個朋友後來回憶時所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當時有勇氣出來公開說，飢荒會產生許多積極的結果，特別是在一個新的工業無產階級出現方面。它將取代資產階級……他解釋說，饑荒在破壞過時的農民經濟時，會更迅速地帶來下一個階段，迎來社會主義，此階段必然繼資本主義之後來臨。此外，飢荒不僅會摧毀對沙皇的忠誠，而且會摧毀對上帝的信仰。」
30年後，當這位年輕的律師成為布爾什維克政府的首腦時，他的想法依然未變：飢荒可以而且應該「給予敵人致命一擊」。這裡所指的「敵人」是東正教教會。「電將取代上帝，農民應該向它祈禱；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感受到其影響，這比他們感受到來自天上的任何影響要早得多。」1918年，列寧在與列昂尼德．克拉辛（Leonid Krasin）談論俄國電氣化問題時稱。布爾什維克政權一上台，與東正教教會的關係就出現惡化。1918年2月5日，政府宣布政教分離，以及教會與學校分離，標榜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和信仰自由，並宣布將一切教堂財產國有化。吉洪牧首在4封給信徒們的牧函（Pastoral Letter）中，強烈抗議這種對教會傳統角色的攻擊。布爾什維克的行為變得越來越具有挑釁性。他們下令「尊重」所有的教堂聖物，組織不敬神的狂歡節來配合傳統的宗教節日，並要求將莫斯科附近的聖三一謝爾蓋大修道院（great monastery of the Trinity and St.Sergius）變成一座無神論博物館。這座修道院裡保存著聖．謝爾蓋．拉多涅日斯基（Saint Sergius of Radonezh）聖骨。當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按照列寧的命令，以飢荒為藉口，發動大規模的反教會運動時，眾多的牧師和主教已經因抗議政府的恐嚇手段而被捕。
1922年2月26日，報刊上刊登了一項政府法令。它命令「立即沒收教會的一切貴重金銀物品和一切無宗教重要性的寶石。這些物品將送交財政人民委員部，然後轉交幫助飢餓者中央委員會」。沒收行動於3月初開始，伴隨著負責沒收教會珍品的分遣隊與教會信徒之間的很多衝突。最嚴重的事件於1922年3月15日發生在伊凡諾沃省的工業小鎮丘亞（Chuya）。在那裡，軍隊向人群開火，殺害了十餘名信徒。列寧用這次屠殺作為藉口，來加強反宗教運動。列寧在於1922年3月19日寫給政治局的一封信中，以其特有的玩世不恭的口吻，解釋了饑荒如何能轉為對布爾什維克有利和用來給敵人致命一擊：
「至於政治局將討論的丘亞事件，我認為應立即通過一項果斷決定，作為此戰線上全面運動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記住，報紙關於神職人員對沒收教會財物的態度之報導，以及吉洪牧首所採取的顛覆性態度之報導。顯然黑色百人團僧侶正將一項計劃付諸實施。該計劃被制定是為了給予我們決定性的一擊……我想敵人們正在犯一個巨大的戰略錯誤。事實上，當前時刻對我們比對他們要有利得多。我們幾乎99%的確信，我們能夠給他們致命的一擊，並鞏固我們在今後數十年裡需要占據的中心位置。那些饑民開始你吃我，我吃你，在數以百萬計地死去，全國各地的路邊到處都是他們的屍體。在所有這些人的幫助下，正是現在，也只有現在，我們才能且因此必須用我們仍能鼓起的全部無情力量，沒收一切教會財產。現在正是大眾將最熱切支持我們，並起來反對小資產階級和黑色百人團宗教陰謀家之反動陰謀的時候……因此，我們必須積聚數億金盧布的財富（想一想那些修道院中的一些是多麼富有！）。沒有如此規模的財富，開展任何國家項目、經濟項目，以及維持我們目前的地位都是不可想像的。無論代價多大，我們都必須得到這數億（甚至數十億）盧布。這項行動只能在此時此刻進行。一切證據表明，我們無法在任何其它時候做這件事，因為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饑荒給群眾造成的絕望，這會使他們從有利的角度看待我們，或者至少是漠不關心。因此，我可以明確斷言，現在是用可能最具決定性的方式粉粹黑色百人團僧侶的時候了，是殘酷且毫不留情地採取行動的時刻，那種殘酷會讓他們數十年都無法忘懷。我提議用如下方式實施我們的計劃：只有加里寧同志將公開行事。無論發生什麼，托洛茨基同志都不要在媒體上或公開場合露面……必須將中央執行委員會一位最聰明和最有幹勁的成員派往丘亞，他將接到政治局一名成員的口頭指示。這些指示將規定，他在丘亞的任務是逮捕大批神職人員、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成員，至少是數十人。他們都將被指控直接或間接參與暴力抵制關於沒收教堂財物的法令。一旦完成任務返回，該特使將向整個政治局或兩三名成員的會議作一份完整的報告。基於此報告，政治局將再次向司法當局口頭發布精確指示，大意是要求儘速加快審判丘亞的反叛分子。審判的結果是處決，公開槍決丘亞黑色百人團的大批成員，並儘可能多地槍決莫斯科和其他重要宗教中心的人員……對於反動神職人員和頑抗的資產階級的代表，我們槍斃越多，就對我們越有利。我們必須儘快給這些人一個教訓，讓他們在未來數十年裡都不會有再次抗議的念頭。」
正如來自祕密警察的每週報告所顯示的，沒收教會財物的運動於1922年3月、4月和5月達到高潮，當時導致1,414起事件和數千名牧師、修女及僧人被捕。根據教會記錄，當年有2,691名牧師、1,962名修道士和3,447名修女被殺。政府在莫斯科、伊萬諾沃、丘亞、斯摩棱斯克、彼得格勒組織了數場對神職人員的大型審判秀。
在丘亞事件一週後，按照列寧的指示，政治局提出了一系列措施：「逮捕教會會議會眾（synod）和牧首（patriarch），不是立即行動，而是從現在起的兩週到一個月之間行動。公開圍繞丘亞事件的情況。在一週內審判丘亞的所有牧師和世俗成員。槍決所有反叛領導人。」捷爾任斯基在給政治局的短箋中表明：「牧首及其追隨者們……正公然抵制對教會財物的沒收行動……我們已經有足夠證據來逮捕吉洪和比較反動的教會會議成員。在國家政治保衞局（GPU）看來：（1）逮捕牧首和教會會議會眾的時機已經成熟；（2）不准許成立新的教會會議；（3）所有抵制沒收教會財物的牧師都應被定性為人民的敵人，並流放到受饑荒影響最嚴重的伏爾加地區之一。
在彼得格勒，77位牧師被送往集中營；4位被判死刑，其中包括彼得格勒都主教本杰明。他於1917年當選，擁有廣泛的追隨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是強烈主張政教分離的人士之一。在莫斯科，148位牧師和世俗教友被送往集中營；6人被判死刑，立即執行。吉洪牧首在莫斯科的頓斯科伊（Donskoi）修道院受到嚴密監控。#（待續）
──轉自《大紀元》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