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專制國家，百姓毫無人權，備受欺淩蹂躪，對此，絕大多數人今天都不會有異議。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卻不知道，其實早在1949年前，中共就已經反復進行過專制的實驗了，只不過不是全國性的政權，而是中共在其根據地建立的大大小小的割據政權。其中最典型的早期例子就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成立的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介紹，在莫斯科的指點下，擅長組織的周恩來把這個國中之國建成了一個斯大林模式的集權社會。每個村子都有幾十個名稱各異的委員會，如「擴大紅軍委員會」、「上地委員會」、「沒收委員會」、「戶口委員會」、「赤色戒嚴委員會」，不一而足。人們從小就被組織起來，六歲參加兒童團，十五歲參加少先隊，青壯年參加赤衛軍。
周剛到瑞金時，感覺毛澤東打AB團等「肅反」方式大有問題。他說毛「專憑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眾中造成恐怖」。他實行了相對寬鬆的政策，宣佈「過去肅反完全錯誤」，AB團「都可自新自首不殺了」。
這樣一來，人們開始大膽反對共產黨統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員的話說，「發現反動標語」，「反革命企圖抬頭」，「大造謠言」，拒絕使用工農銀行的紙票「。周恩來看出不殺人中共統治就有危機，幾個月不到就改變政策，又開始「加緊肅反」，「舉行群眾大會來處決反革命份子」。原紅色江西領袖李文林就是在這時被殺的。
在這個國中之國，老百姓是金錢、糧食、勞役、士兵的源泉。為了打仗，為了維持政權，中共用各種名目榨取農民。其中之一是逼著農民買「革命戰爭公債」。為此政府「號召」婦女剪頭髮，把頭上的銀髮簪「獻」出來，終身積累的首飾銀器也一步步被拿走。買了公債後是「退還公債運動」，把所購的公債無條件退還給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說：「共產黨發行公債，此國民黨苛捐雜稅還惡。」
糧食也是一樣。雖說農民分了田，不必繳租，但得交公糧，還得「借」糧給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澤東發佈訓令，要農民「自己節省食用，借出穀米，供給紅軍」。但「借」出的從來沒還過。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紅軍，或征去做勞工。共產黨統治三年下來，鄉村裡十幾歲到五十歲的男人所剩無幾。
婦女成了主要勞動力。依傳統她們只幹輕活，但現在大部分農活落在她們肩上，還要為紅軍做各種雜事，像挑擔子、照顧傷患、洗衣補衣、無休止地做軍鞋——布料還得自己負擔。毛澤東年輕時就認為女子能跟男人幹一樣重的體力活，現在更是說：「生產絕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計畫之內。有的地方，老百姓連休息的日子也沒有，代替假日的是開會。毛說：「每人每月平均約有五個整天（許多次會合計起來）的開會生活，即是他們很好的休息時間。」
健康水準沒有提高。紅區裡最好的醫院原在汀州，是外國傳教士辦的，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裡住過，很喜歡它，回瑞金時就把它搬來了，變成為共產黨服務的「中央醫院」。毛本人很注重健康，旅行時總是自帶茶碗。他搬去沙洲壩時，發現暍的水來自池塘的死水。為了有乾淨的水飲用，毛下令打了口井，村民們也都跟著沾光。後來這口井成了共產黨宣傳「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聖地」，要人們記住毛澤東無意中施與的「恩德」。有了毛的開頭，共產黨機關興起了打井熱潮，沒住共產黨幹部的村子無此福分。
毛通過斯諾向外界宣告，紅色政權下的「某些縣，共產黨人在三、四年內達到的人民識字程度，超過了中國任何其他農村地區多少世紀來所取得的成績」。事實上，從前的中學大多關了門，成為辦公場所。
教育僅限於小學，名為「列寧學校」，教學生識字，達到看宣傳品的程度。孩子們組織起來站崗放哨，還成立「恥笑隊」，去羞辱那些不願參加紅軍或當逃兵的人。十幾歲的孩子有時也被鼓勵向「階級敵人」揮刀行刑。
一九三三年二月，毛澤東搞了一場製造「階級敵人」的「查田運動」。由於按共產黨的理論，只有地主富農才能被剝奪，毛要基層幹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農」，逼他們交出「罰款」和「捐款」，把他們送進勞役隊當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階級的土地財產要沒收一個乾淨」，「使之擔負無限制的義務勞動」。共產黨統治已經幾年了，地富早已被挖乾淨了，為了湊數，幹部不得不亂整人。被整的全家「掃地出門」，住在關水牛的牛棚後。「牛棚」作為准監獄的代稱就是這樣來的。三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這個詞被廣泛運用，儘管關人的地方已不再是真正的牛棚，而是教室，廁所、電影院等等。
毛的運動製造了數萬苦役工，卻擠不出多少錢和糧食。從當時的統計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個縣中，只有兩個縣交出了「罰款」和「捐款」，離毛定下的任務目標天差地遠。農民早已被榨乾了。紅軍軍官龔楚回憶起運動中的一樁見聞。一天他經過瑞金附近的龔坊，「因為天氣炎熱，到村裡去找一間民房休息。這個龔坊，居住的是姓龔的居民，我進入休息的是一棟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但等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淒涼與蕭條，因為屋子裡的傢俱部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長板凳，屋子裡有兩個中年婦人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穿著破爛衣服，形容憔悴，看見我帶著四個攜有手槍的特務員進來，非常驚恐，小孩更嚇得哭了起來。」
這時他們聽到龔楚的姓，知道是同宗。於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們的命。老太婆哭著說：「我家的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為家裡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裡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
我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的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逼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哪裡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老頭子在世的時候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許我們離開一步，今天真是天開了眼，你來到我們家裡，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地磕起頭來，她的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著磕頭，流淚。
龔楚答應替他們想辦法，但最終什麼也沒做。他明白幫忙反會害了他們。曾有個醫生因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轉告了當地政府，但「十多天後，當我由閩西再回到瑞金時，那位醫生已被殺害，藥店也被政府沒收，他家的寡婦孤兒已流為乞丐了。」正是這一系列的悲劇，促使龔楚逃離紅軍。
這個國中之國就像監獄，每個村子都二十四小時放哨，離開村子得有路條。有個管錢的管理員曾試圖想跑，「挪用」了兩百四十六塊七毛錢，買了張路條。逃亡沒成功，在大會上示眾後殺掉。據過來人說，甚至「坐監獄的人逃走了，看守監獄的人要殺頭」。
自殺屢見不鮮，為後來毛統治的一大特徵開了先河。自殺數量在共產黨幹部中也十分驚人，致使官方在報刊上公開譴責：「自殺是革命隊伍中最可恥的份子！」
毛的親信楊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計逃跑了。他投向國民黨，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訴他們，國民黨飛機來轟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
住在紅區邊緣的人逃跑的機會要多一些，有的基層幹部也組織民眾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幾百人。中共於是把梢有疑點的幹部調到跑不出去的紅區中心地帶。大多數人是在國民黨進攻後起來反抗。
在紅色政權最後的日子裏，當國民黨軍隊逼近時，成村的人揮舞著大刀長矛襲擊退卻的紅軍。對付反抗的百姓，中共的辦法是加強恐怖。在最極端的時候，日常往來都可能招致橫禍。老人們回憶：有的縣「規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發現誰家接待了客人，不論什麼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殺頭」。
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國下降最多。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分控制的邊緣縣），人口減少五十多萬，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七十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很難外逃，這七十萬基本上應屬於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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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