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對囚犯和人質的屠殺，屬於規模最難衡量的暴行。他們被扣留，僅僅是基於他們「屬於一個敵對階級」或「在社會上不受歡迎」。這些屠殺是1918年下半年「紅色恐怖」邏輯的一部分，但是規模更大。布爾什維克拿一種說辭來不斷地為這些基於階級的屠殺辯護。此說法聲稱，一個新的世界正在形成，為了協助這一艱難的誕生，沒有什麼不可以做的。正如基輔契卡的報紙《紅劍》第一期的社論所辯稱的：

「我們拒絕資產階級為壓迫和剝削『下層階級』而建立的道德與『人性』之舊體系。我們的道德沒有先例，我們的人性是絕對的，因為它依賴於一個新的理想。我們的目標是摧毀一切形式的壓迫和暴力。對我們來說，什麼都可以做，因為我們是第一個舉起劍，不是為了壓迫各種族並使他們淪為奴隸，而是為了將人類從其枷鎖中解放出來……血？讓血像水一樣流淌吧！讓血液永遠染紅資產階級懸掛的黑色海盜旗，讓我們的旗幟永遠是被血染紅的！因為只有通過舊世界的死亡，我們才能將自己從那些豺狼的回歸中解放出來！」

這種殺氣騰騰的號召，有很多人樂於作出回應。契卡各級別充滿了急於復仇的社會分子。他們，像通常那樣，像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自己所承認甚至建議的那樣，是從「犯罪分子和社會墮落分子」的行列中招募的。在3月22日給列寧的一封信中，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塞拉菲娜．戈普納（Serafina Gopner）描述了葉卡捷琳諾斯拉夫（Ekaterinoslavl）契卡的活動：「這個組織爛透了：犯罪、暴力和完全專斷的弊病盛行。該組織充斥著普通罪犯和社會渣滓。這些人武裝到牙齒，直接處決他們不喜歡的人。他們偷竊、洗劫、強姦任何人、將其投入監獄、偽造文件、敲詐勒索，並會拿任何人去換取巨額資金。」

中央委員會的卷宗，如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的卷宗一樣，包含來自黨的領導人或這個祕密警察機構的檢查員的無數報告，其中詳述了「因鮮血和暴力而瘋狂」的地方契卡之「墮落行為」。沒有任何司法或道德規範，往往導致地方契卡的完全自決。由於其行為無須再對任何較高當局負責，它們變成了嗜血和暴虐的集團，不受控制且無法控制。從數十份幾乎完全相同的契卡報告中摘錄的三段內容，說明了這種滑向幾乎完全無政府狀態的情形。

首先是1919年3月22日坦波夫省夕玆蘭（Syzran）契卡教官斯米爾諾夫（Smirnov）寫給捷爾任斯基的報告：「我調查了圍繞諾沃—馬特揚斯卡亞（Novo-Matryonskaya）區富農暴動的一系列事件。審訊是以完全混亂的方式進行的。有75人遭受酷刑，但要看懂任何書面報告是不可能的……2月16日，有5人被槍決，次日有13人被槍決。這些死刑判決和執行的報告上，注有日期2月28日。當我要求當地契卡領導人解釋時，他回答說：「我們當時沒時間寫報告。無論如何，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反正我們在努力將資產階級和富農作為一個階級來消滅。」

其次是1919年9月26日雅羅斯拉夫爾布爾什維克黨地區組織書記所寫的一份報告：「契卡在肆意洗劫和抓捕每一個人。因知道他們不可能受到懲罰而無需擔憂，他們就把契卡總部變成了一座大妓院，把所有資產階級女人都弄到那裡。酗酒盛行。吸食可卡因，在主管當中相當普遍。」

最後是特別部門領導層檢查員N‧羅森塔爾（N.Rosental）的一份報告，日期標註為1919年10月16日：「第11軍特別部門負責人阿塔爾別科夫現在拒絕認可總部的權威。7月30，莫斯科派來檢查特別部門工作的﹝安德烈﹞‧扎科夫斯基（[Andrei] Zakovsky）同志來見﹝格奧爾基﹞‧阿塔爾別科夫（[Georgy] Atarbekov）時，後者公然說：『告訴捷爾任斯基，我拒絕受他的控制。』這些人不遵守任何行政規範。即使其行為不是明顯犯罪的話，他們在多數情況下也是高度可疑的。行動部幾乎沒有保存任何記錄。對於死刑判決及其執行，我找不到任何單個判決，只有被處決者的名單，而且大多都不完整，上面提到『按照阿塔爾別科夫同志的命令槍決』。至於3月那些事件，是不可能弄清都有誰被槍決或為何被槍決的……淫亂狂歡與酗酒每天都在上演。契卡幾乎所有人員都大量吸食可卡因。他們說，這有助於他們每天應對如此血淋淋的場面。契卡沉湎於血腥和暴力中履行其職責，但它由無法控制的分子組成，需要受到嚴密的監督。」

布爾什維克黨和契卡的內部報告，證實了布爾什維克的敵人於1919年和1920年收集的無數陳述，尤其是鄧尼金將軍組建的布爾什維克罪行特別調查委員會所收集的陳述。自1945年從布拉格轉移到莫斯科後，該委員會的檔案就長期難以見到，不過，現在已可公開查閱。1926年，俄國社會革命黨人、歷史學家謝爾蓋．梅利古諾夫在其《俄國紅色恐怖》一書中，嘗試記述了對囚犯、人質和平民的主要屠殺事件。他們遭布爾什維克集體屠殺，通常是基於階級。這部開創性著作中提及的主要事件之清單，雖然並不完整，但已由來自上述兩個不同陣營的各種文獻史料所充分證實。由於組織混亂問題在各契卡中占主導地位，這些大屠殺死難者的確切人數上，仍存在信息缺口，但對於所發生的屠殺事件的數量，我們則相當確信。利用這些不同的來源，至少可以嘗試按規模大小將這些事件排列出來。

對「嫌疑人」、「人質」以及其他「人民的敵人」進行的大屠殺，始於1918年9月的第一波紅色恐怖。這些人是作為預防措施或出於簡單的管理原因，而被關進監獄或集中營的。一旦確定「嫌疑人」、「人質」、「人民的敵人」諸類別，且集中營準備妥當，鎮壓機器就能夠迅速開始行動。在這場戰爭中，領土頻頻易手，每個月雙方軍事上都互有勝負。而戰爭的導火索，通常不過是奪取一個此前被敵人所占領的村莊。

在被占領或奪回的城市強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總是經歷同樣的階段：解散以前選舉產生的議會，禁止一切貿易（這一定意味著糧食立即漲價，以及隨後的短缺）、將所有企業國有化，以及向資產階級課徵巨額稅賦，如1919年2月在哈爾科夫徵收了6億盧布，1919年4月在敖德薩徵收了5億盧布。為確保這筆稅款得到支付，當局將數以百計的資本家劫為人質，並關在集中營裡。事實上，這筆稅款意味著某種制度化的掠奪、沒收和脅迫，這是將「資產階級作為一個社會階級」來消滅的第一步。

「按照工人蘇維埃的決議，已宣布5月13日為沒收資產階級財產日」，敖德薩工人代表會議的《消息報》於1919年5月13日宣稱。「那些擁有財產的階級將被要求填寫一份調查表，詳細列出糧食、鞋子、衣服、珠寶、自行車、床上用品、床單、銀器、陶器和其它對於勞動人口不可或缺的物品……協助沒收委員會執行這項神聖的任務，是所有人的責任。凡未協助沒收委員會的人，都將立即被逮捕。凡抵制者，都將被處決，不容遲疑。」

正如烏克蘭契卡頭目拉齊斯在一份對地方契卡的通知中所承認的，這些沒收行動的成果直接進入了契卡的腰包，或留在無數沒收和徵用分遣隊或赤衛軍的頭目們手中。

沒收的第二階段是將資本家的公寓充公。在這場「階級戰爭」中，對敵人的羞辱是極為重要的。「我們必須以他們應得的方式對待他們：資產階級只尊重懲罰和殺戮的權威」，上述提到的敖德薩報紙於1919年4月26日的報導稱。「如果我們處決這些吸血白痴中的數十人，如果我們把他們降為掃大街的地位，迫使他們的女人打掃紅軍軍營（那對他們將是一種榮幸），他們就會明白，我們的權力已扎下根，而且任何人，無論是英國人還是霍屯督人（Hottentots）都不會來幫助他們。」

在敖德薩、基輔、哈爾科夫、葉卡捷琳諾斯拉夫，以及彼爾姆、烏拉爾和下諾夫哥羅德，布爾什維克報紙眾多文章中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就是「羞辱」資產階級婦女。她們被迫去打掃契卡或赤衛軍的廁所或軍營。但這僅僅是被刻意淡化的一面、政治上見得了光的一面，遠比這更殘酷的現實卻是強姦。根據無數的陳述，強姦占了巨大的比例，尤其是在1920年第二次征服烏克蘭和哥薩克地區期間。

布爾什維克占領的很多城市，都記錄了「將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來消滅」之合乎邏輯的高潮，即處決囚犯、嫌疑人和人質。他們僅僅因為屬於「有產階級」而被監禁。在哈爾科夫，1919年2月至6月，死刑處決有2,000至3,000例；當年12月該市被再次占領時，又有1,000至2,000例。在頓河畔羅斯托夫（Rostov-on-Don），1920年1月約有1,000例。在敖德薩，1919年5月至8月有2,200例；1920年2月至1921年2月有1,500至3,000例。在基輔，1919年2月至8月至少有3,000例。在葉卡捷琳諾達爾，1920年8月至1921年2月至少有3,000例。在庫班小鎮阿爾馬維爾（Armavir），1920年8月至10月有2,000至3,000例。此清單可不斷延長。

事實上，還有很多例處決發生在其它地方，但並未在其後很快受到嚴格的審視。因此，發生在烏克蘭或俄國南部的處決，遠比高加索、中亞和烏拉爾地區的更為人所知。處決速度往往隨著敵人的臨近而加快，或者當布爾什維克放棄其陣地和「清空」監獄時而加快。在哈爾科夫，1919年6月8日和9日白軍抵達之前的數天裡，就有數百名人質被處決。在基輔，8月22日至28日，白軍8月30日奪回該市之前，就有超過1,800人被處決。同樣的情景也在葉卡捷琳諾達爾上演。在那裡，面對哥薩克軍隊的推進，當地契卡頭目阿塔爾別科夫，於8月17日至19日在一個小的省級城市殺害了1,600名資本家。而在那場戰爭之前，該市只有3萬居民。

來自白軍調查委員會的文件，包含關於屠殺的大量陳述、證詞、屍檢報告和照片，以及關於死難者身分的信息。這些委員會有時會在處決過後數天或數小時抵達當地。雖然在最後一刻被處決的人，一般是後腦勺被射進一顆子彈，鮮少有受酷刑的跡象，但從萬人坑裡挖掘出的遺體並不總是如此。從屍檢報告、間接證據和目擊者報告中，可明顯看出使用過最恐怖的酷刑類型。在謝爾蓋．梅利古諾夫的《俄國紅色恐怖》一書中，以及1922年在柏林發表的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報告《契卡》中，都可以找到關於酷刑的詳細描述。

克里米亞就是這類大屠殺極密集的地區。當時，弗蘭格爾白軍部隊最後一批分隊，以及在布爾什維克推進前逃離的平民正在撤出。1920年11月中旬至12月底，超過5萬人被槍決或絞死。大量處決是在弗蘭格爾部隊離開後立即進行的。11月26日，塞瓦斯托波爾有數百名碼頭工人被槍決，因為他們協助過白軍撤離。11月28日和30日，塞瓦斯托波爾革命委員會的《消息報》刊登了兩份死難者名單。第一份名單包含1,634個名字；第二份包含1,202個。12月初，首波處決潮有所減弱之際，當局開始擬定一份儘可能完整的克里米亞主要城市人口名單。他們相信，那裡藏匿著數萬或數十萬名資本家。12月6日，列寧告訴莫斯科一場大會，有30萬資本家藏身於克里米亞。他保證，在不久的將來，這些「分子」都將受到「懲罰」，他們構成了「準備立即去保衛資本主義的間諜和祕密特工之儲備庫」。

隔斷彼列科普地峽（perekop isthmus）的軍事封鎖線得到加強。該地峽是唯一的陸路逃生路線。一旦設置好陷阱，當局就命令所有居民向當地契卡報到，填寫一份調查表，裡面包含約50個問題，涉及他們的社會出身、過去的行為、收入和其它事項，尤其是1920年11月的行蹤以及他們對波蘭、弗蘭格爾和布爾什維克的看法。基於這些查問，居民們被分為三組：要被槍決者、要被送往集中營者以及要被赦免者。次年流亡者報紙上發表的極少數倖存者的陳述，將受鎮壓最嚴重的城市之一塞瓦斯托波爾稱為「被絞死者之城」。「從納科什默斯基（Nakhimovsky）所能看到的，全是街上被捕軍官、士兵和平民被吊掛的屍體。這座城市死了。唯一活下來的人正躲在閣樓或地下室裡。所有的牆壁、店面和電線桿上都覆蓋著大喊『讓叛徒們去死吧』的海報。他們正為了取樂而絞死人。」

白軍與紅軍衝突中的最後一起事件，並不是恐怖的終結。這場內戰的軍事戰線已不復存在，但剷除敵人的戰爭又延續了兩年。#

──轉自《大紀元》 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