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作為一個「非常委員會」，契卡後來盛極一時，行事沒有絲毫法律依據。和列寧一樣，捷爾任斯基只想不受約束地行動。他以如下的驚人方式作了描述：「是生活本身給契卡指明了走向。」在這種情況下的「生活」意味著「群眾的革命恐怖」，即被很多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激烈煽動的街頭暴力。他們暫時忘卻了其對民眾自發行為的深刻不信任。

12月1日（公曆12月14日），戰爭期間的一個人民委員托洛茨基，對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發表講話時，警告「不到一個月內，這種恐怖將採取極端暴力形式，就像法國大革命期間一樣。不僅監獄在等待我們的敵人，法國大革命了不起的發明──斷頭台也在等待。它能夠使人少一個頭」。

幾個星期後，列寧在一個工人集會上發表講話，再次呼籲採取恐怖手段，並將其稱為「革命的階級正義」：「蘇維埃政權行事，正如一切革命無產階級所應該的那樣；它已經與資產階級正義徹底決裂。後者是壓迫性階級的工具……士兵和工人必須明白，沒有人會幫助他們，除非他們自己幫助自己。如果群眾不自發起來反抗，這一切就都不會促成任何事情……因為只要我們不能以投機者應得的方式對待他們──腦袋中被射進一顆子彈──我們根本就會一無所成。」

這些要求採取恐怖手段的呼籲，加劇了已經因布爾什維克掌權而在社會上引發的暴力。自1917年秋天以來，數千棟大型農業房產被憤怒的農民隊伍襲擊，數百名大地主遭屠殺。1917年夏天，暴力在俄羅斯已無所不在。暴力本身屢見不鮮，不尋常的是，這一年的一連串事件讓幾種處於潛伏狀態的不同類型暴力匯聚在一起：在工業社會的中心，反抗資本主義關係之殘酷性的城市暴力；傳統的農民暴力；一戰的現代暴力，它使人際關係重新陷入不尋常的倒退和殘酷狀態。這三種形式的暴力相結合，就促成了一個爆炸性的組合，其效應在俄國革命期間具有潛在的毀滅性。其標誌有：正常的秩序和權威制度的失敗、長期積累的日益上升的怨恨和社會挫折感，以及民眾暴力為政治所用。相互猜疑一直是城裡人和農民之間的常態。對農民來說，城市是權力和壓迫的中心，這一點更甚以往；對城市精英以及大部分來自知識階層的職業革命者而言，用高爾基的話來說，農民仍然是「一群半野蠻人」，其「殘忍本能」和「動物性個人主義」應該受到「城市有理性之人」的譴責。而同時，政客和知識分子均完全意識到，正是農民造反動搖了臨時政府，讓在國內實際只有一小撮人的布爾什維克得以在產生的權力真空中搶占先機。

1917年底和1918年初，新政權未遇到任何強烈的反對。武力奪權後一個月，布爾什維克就有效地控制了俄國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區，遠至伏爾加河中部，以及一些較大的城市，如高加索地區的巴庫（Baku）和中亞的塔什干（Tashkent）。烏克蘭和芬蘭已脫離俄國，但未顯示出任何戰爭意圖。唯一有組織的反布爾什維克軍事力量，是一支由約3000名志願兵組成的小型軍隊。它是日後「白軍」的雛形。當時，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夫（Mikhail Alekseev）和科爾尼洛夫（Kornilov）將軍正在俄國南部創建「白軍」。沙皇的這些將軍把他們所有的希望寄託於頓河和庫班河的哥薩克人。這些哥薩克人完全不同於俄國其他農民。在舊政權下，哥薩克人的主要特權就是，可通過服兵役直到36歲，來換取30公頃土地。如果無意獲得更多土地，他們就會熱衷於保持已獲得的土地。由於首先渴望保持自己的地位和獨立性，且對已證明危害富農的布爾什維克公告感到擔憂，哥薩克人於1918年春與反布爾什維克力量結盟。

要描述1917年冬和1918年春俄國南部爆發的首波衝突，「內戰」可能並非最合適的詞語。這些衝突涉及數千名男子。他們來自志願軍和魯道夫．席弗斯（Rudolf Sivers）將軍的布爾什維克部隊。後者幾乎不到6000人。捲入這些衝突的部隊人數相對有限，而布爾什維克實施的暴力卻異乎尋常和具有壓制性，這一反差十分引人注目。這些暴力不只針對他們俘虜的士兵，而且針對平民。1919年6月由俄國南部武裝部隊總司令安東．鄧尼金（Anton Denikin）將軍創建後，調查布爾什維克罪行委員會在其存在的幾個月內，努力記錄了布爾什維克在烏克蘭、庫班河、頓河地區以及克里米亞犯下的暴行。該委員會收集的聲明表明，自1918年1月起，布爾什維克已犯下不計其數的暴行。這些聲明構成了謝爾蓋．梅爾古諾夫（Sergei Melgunov）1926年經典之作《俄國1918年至1924年的紅色恐怖》（The Red Terror in Russia, 1918-1924）的主要來源。在塔甘羅格（Taganrog），席弗斯軍隊的分隊，把50名士官生（Junker）和白軍軍官手腳綑綁著扔進高爐裡。在葉夫帕托里亞（Evpatoria），數百名軍官和「資本家」被五花大綁，遭受酷刑，並被扔進大海。類似的暴力行為也發生在布爾什維克占領的克里米亞的大多數城市，包括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雅爾塔（Yalta）、阿盧什塔（Alushta）和辛菲羅波爾（Simferopol）。從1918年4月和5月起，當時發生叛亂的哥薩克大城市裡記錄了類似暴行。這個鄧尼金委員會的文件，極其準確地記錄了「屍體的雙手被砍掉，骨頭碎裂，頭部被撕掉，下巴破裂，生殖器被切除」。

不過，正如梅爾古諾夫所指出的，有組織、系統性的恐怖行為，同可能僅被視為不受控制的暴行，難以明確區分。罕有資料提及，地方性契卡是如何指揮這類大屠殺的，直到1918年8月和9月；直到那時，契卡網路仍相當稀疏。這些大屠殺，不僅針對敵方戰鬥人員，而且針對被視為「人民的敵人」的平民（例如，1918年3月初在雅爾塔遇害的240人中，有大約70名政界人士、律師、記者和教師，以及165名官員）。它們常常由「武裝小分隊」、「赤衛軍」和其它不明的「布爾什維克成分」所實施。消滅「人民的敵人」，無非是一場革命合乎邏輯的延伸。這場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社會革命。這一世界觀並不是在1917年10月之後突然產生的，但布爾什維克奪權的確在其隨後的合法化中發揮了作用。在奪權過程中，布爾什維克對此問題做了相當明確的闡述。

1917年3月，一位年輕上尉寫了一封頗有洞察力的信，評估這場革命及其對他的團的影響：「士兵與我們之間的差別是無法彌合的。對他們來說，我們是，且將永遠是巴里尼（主人）。以他們的思維方式來看，剛剛發生的事情並不是政治革命，而是一場社會運動，其中他們是贏家，我們是輸家。他們對我們說：『你們以前是巴里尼，但現在輪到我們了！』他們認為，經過了所有那些世紀的奴役後，他們如今將會復仇。」

任何事情，只要可能推動群眾中這種「社會復仇」的訴求，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就會加以煽動。他們把這種事情視為恐怖在道德上的合法化，或列寧所稱的「正義的內戰」。1917年12月15日（公曆12月28日），捷爾任斯基在《消息報》（Izvestiya）上發表呼籲，要求所有蘇維埃組織自己的契卡。其結果是，「委員會」、「小分隊」和其它「特別組織」迅速興盛起來。當幾個月後中央決定結束這樣的「大規模舉動」，並組建一個集權化、結構化的契卡網路時，在控制這些組織方面遇到很大問題。

1918年7月，捷爾任斯基對契卡存在的頭六個月進行總結時寫道：「這是一段臨時應付和躊躇的時期。在此期間，我們的組織並不總是足以應對局勢的複雜性。」但即便截至此日期，契卡作為鎮壓工具的記錄，也已十分龐大。1917年12月，該組織的人員還未超過100人，但僅在六個月內，就增至12,000人。#（待續）

──轉自《大紀元》 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