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第一次世界大戰，不但未復興沙皇政權和加強社會殘缺的凝聚力，反而無情地揭示了一個獨裁政體的脆弱性。該政體被1905年至1906年的革命所撼動，並進一步被搖擺於不充分讓步和回歸頑固保守主義之間的政策所削弱。這場戰爭也突顯了經濟現代化不完善之弱點，這一現代化依賴於資金定期流入、專家和技術。最後，這場戰爭加強了俄國城市與農村之間，即權力和工業中心與基本上獨立的傳統社區中心之間的深刻分歧。

像這場衝突中所有其他參與者一樣，沙皇政府也指望速戰速決。俄國缺乏入海通道和經濟上被封鎖，殘酷地揭示了該國對外國供應商的依賴程度。1915年奧匈帝國軍隊入侵後，俄國喪失了西部省份，由此失去了波蘭高度發達的工業產品。俄國國內經濟無法長期經受戰爭的考驗：早在1915年，缺乏備用配件就令運輸系統陷入混亂。俄國工廠的生產幾乎完全轉為面向戰爭需求，從而擠壓了面向國內消費的生產。幾個月內，物資就普遍出現短缺，通脹肆虐，貧窮猖獗。農村的情況迅速惡化：農業貸款和土地再分配突然終止、大規模動員男子入伍、徵用牲畜和糧食、成品稀缺和城鄉交易網路被破壞，這一切令始於1906年、由彼得．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首相（於1911年被暗殺）推行的農業轉型進程嘎然而止。連續三年的戰爭使農民更加相信，政府是一種外來的敵對力量。士兵在軍中更像是被當作農奴而非公民一樣對待。而軍中每天生活必需品匱乏，又激化了軍官與士兵之間的緊張關係。同時，一系列的失敗削弱了朝廷所剩無幾的威信。俄國農村根深蒂固的暴力傳統，以1902年至1906年的大暴動展現出來，且變得日益頑固。

到1915年底，法治的力量顯然已不復存在。面對沙皇政權明顯的被動默認態度，委員會和協會開始到處湧現，控制了不再由政府提供的服務，例如照顧病人、把食品送到城市和軍隊。俄國人實際上開始了自治；一場大規模運動已成形，其深度與廣度當時無人能預測到。但為了贏得勝利，這場運動需要來自權力中心的鼓勵和幫助，而其力量正在同時消失。

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未嘗試在政府與公民社會最先進的成分之間搭建橋梁，而是緊緊抓住他作為民粹主義君主、朝廷和農民之好家長的形象不放。他獨攬軍隊指揮權，這對於一個即將遭遇全國性失敗的獨裁政府來說，是自殺行為。自1915年秋天起，尼古拉二世到其位於莫吉廖夫（Mogilev）戰爭指揮部的私人列車上獨自坐鎮，並放棄治理國家，將此任務交給亞歷山德拉皇后（Empress Alexandra）。她的德國血統令她極不受歡迎。

事實上，1916年全年，政府都在失去對權力的掌控。俄首個由全國選出的議會杜馬，一年只有幾個星期開會。各政府和部長都同樣不受歡迎和庸碌無能，更換頻繁，來去不斷。傳言四起，稱亞歷山德拉皇后的小集團，包括拉斯普丁（Rasputin）在內，圖謀為敵方入侵打開國門。很明顯，這個專制政府無力打贏戰爭。到1916年底，該國實際上已經無法管制。在政治危機的氣氛中，在戰爭爆發當口極為罕見的罷工，也變得日益常見。這場政治危機以拉斯普丁12月31日被刺殺為代表。動亂還蔓延至軍隊。運輸系統陷入全面混亂，令彈藥分銷網路中斷。如此一來，1917年2月發生的事件，就壓垮了一個名譽掃地和被削弱的政權。

在工人示威和彼得格勒駐軍數千人兵變短短五天之後，沙皇政權就垮台了。此事件暴露出該政權的弱點和軍隊的混亂。軍隊的指揮官甚至都不敢嘗試平息民眾起義。沙皇政權倒台，也暴露了深刻分裂的反對派──從立憲民主黨的自由派到社會民主黨，都毫無準備。

反對派的政治力量從未成形或指導這場自發的人民革命。這場革命始於街頭，結束於杜馬所在地塔夫利達宮（Tauride Palace）的豪華套房內。那些自由派害怕暴徒；社會主義者則害怕軍事反應。自由派和社會主義者之間曠日持久的談判，導致權力分享的模糊構想產生。前者擔心動亂蔓延；後者將這場「資產階級」革命看作或許是通往社會主義革命的漫長道路上的第一步。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陣營，最終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互不相容的機構中被代表。臨時政府關注於實現其自由主義目標，即社會秩序和議會民主制，並努力建設一個現代的資本主義俄國，堅決忠實於其法國和英國盟友。臨時政府的主要對手是彼得格勒蘇維埃（Petrograd Soviet）。它由一小撮激進的社會主義者依照1905年聖彼得堡蘇維埃的大傳統（great tradition）創建，以直接代表「群眾」的革命意志。這個蘇維埃在其擴張中並無一個統一的中心，其所聲稱代表的民意也千變萬化，這些使它本身成為一個迅速演變的現象。

從1917年3月2日至10月25日，統治俄國的有三屆臨時政府。結果證明，其無力解決舊政權遺留下來的問題：經濟危機、戰爭上的失敗努力、工人階級的動亂和土地問題。新掌權者──立憲民主黨的自由派（前兩屆政府中的多數派）以及孟什維克（Mensheviks）和社會革命黨（此二者為第三屆政府中的多數派），屬於有教養的城市精英──公民社會最先進的成分。他們左右為難，不知是該天真而盲目地信任「人民」，還是害怕吞噬他們的、不可理解的「暴民」。這場革命以其和平性質而引人注目。在大多數情況下，至少在頭幾個月，他們盡情釋放著伴隨著舊政權垮台而出現的民主衝動。理想主義者們，如前兩屆臨時政府的首腦李沃夫親王（Prince Lvov），夢想使俄國成為「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他在其最早的一篇宣言中寫道：「俄國人民的精神已自然而然地證明是一種普世民主的精神。這種精神不僅力求融入普世民主，也力求自豪地充當帶路人，沿著法國大革命首先指出的、通往『自由、平等、博愛』的道路前進。」

在這些信念的指導下，臨時政府儘可能多地擴充民主原則，帶來新的自由和普選權，禁止一切基於階級、種族或宗教的歧視，承認波蘭和芬蘭均有自治權，並承諾給有民族主義情緒的少數民族以自治權。政府料想，所有這些努力將會產生深遠影響，引發愛國熱潮，加強社會凝聚力，確保協約國軍隊獲勝，將新政權與西方其它民主國家牢固地聯繫在一起。但由於對自身合法性的過分顧慮，該政府拒絕在戰時條件下，採取本來會保障未來安全的措施。它堅守其「臨時性」這一點，刻意不去解決最緊迫的問題：戰爭問題和土地問題。在其執政的幾個月裡，臨時政府證明，與其前任政府一樣，無力應對與開戰緊密相關的經濟危機；供應問題、貧困、通貨膨脹、經濟網絡崩潰、企業倒閉、失業人數巨幅攀升，這一切都加劇了社會緊張氣氛。

面對政府的消極狀態，社會繼續獨立地自我組織起來。在數星期內，成千上萬的蘇維埃、街區和工廠委員會、工人武裝組織（赤衛軍），以及士兵、農民、哥薩克和家庭主婦的委員會迅速湧現。這些是俄國政治表達的新形式，為民意、索賠、新倡議和辯論提供了以前未知的論壇。這是名副其實的自由節日。由於2月革命釋放出壓抑已久的怨忿和社會不滿，這種自由變得一天比一天具有暴力性。與所設想的民主議會程序相反，新政權的政治家們不得不陷入永無休止的會議（mitingovanie）。1917年全年，社會運動都在持續激進化。

工人們的要求從經濟要求發展到政治要求。前者包括實行8小時工作制、終止罰款並取消其它繁重的法規、獲得社會保險、加薪；後者意味著工人與雇主之間的社會關係發生根本性變化。工人們組織成工廠委員會，其主要目標是控制招聘過程、防止工廠倒閉，甚至控制生產工具。但要使工人的控制切實可行，就需要一種全新形式的政府，即「蘇維埃政權」。這種政府本身就能採取激進的措施，尤其是對企業的沒收和國有化，這一目標在1917年春天還是不可想像的。

農民兵──一千萬名被動員入伍的男子，在1917年的各場革命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士兵逃亡和反戰主義加速了俄國軍隊的迅速解散，而軍隊迅速解散又推動了國家制度的崩潰。臨時政府頒布的首道政令──著名的「一號命令」（Order Number One），廢除了對帝國軍隊士兵來說最糟糕的紀律規則。士兵委員會將其權威建立在此政令之上，並打破了對其權力的限制。他們選舉出新的軍官，甚至參與軍事戰略與戰術的謀劃。這個「士兵權力」的理念，為俄軍總司令阿列克謝．勃魯西洛夫（Aleksei Brusilov）將軍所稱的「戰壕裡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鋪平了道路。按照他的描述，「士兵們對共產主義、無產階級或憲法的真正含義毫無所知。他們想要和平、土地，以及在沒有法律、軍官和地主的情況下生活的自由。他們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實際上不過是渴望一種理想化的自由──無政府狀態。」

1917年6月俄國最後一次進攻失敗後，軍隊開始土崩瓦解；數百名軍官被部隊指控為「反革命分子」而遭到士兵逮捕和屠殺。士兵逃跑數量暴增：到8月和9月，每天多達數萬人。農民兵有一個目標──盡快回家，以免錯過土地和牲畜的分配。這些以前屬地主所有。從1917年6月至10月，超過200萬名士兵逃離迅速瓦解的軍隊。他們厭倦了戰鬥，也厭倦了他們在駐地和戰壕內所經歷的可怕的物資匱乏。他們返家不可避免地加劇了遍及鄉村的動亂。

在1917年夏季前，與土地有關的騷亂較限於局部地區，特別是與1905年至1906年革命期間的農民叛亂相比。沙皇退位的消息一傳開，農民們就召開了一次會議，並起草了一份請願書表達其不滿和要求：土地應當給予耕種者；屬於地主的休耕地應立即重新分配；所有租金應大幅降低。慢慢地，農民們變得越來越有組織性，他們建立了地方和區域級的農業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由農村知識界主要成員領導，如教師、農學家、醫生和東正教牧師等。他們都支持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從5月和6月起，很多土地委員會堂而皇之地沒收了地主的農業物資和牲畜，並將森林、牧場和休耕地據為己有。在這場爭奪土地的鬥爭中，主要受害者顯然是土地大亨，但富農（較富裕的農民，他們利用斯托雷平的改革，自行創立了小型控股公司，從而免除了對社區的義務）作為一個群體也蒙受災難。甚至在十月革命前，富農就不再是他們過去那樣的重要力量了；他們成為布爾什維克言論攻擊的軟目標：該黨在標語中將富農諷刺為「財迷心竅的農民」、「農村資產階級」和「吸血的富農」。事實上，從這一點來看，他們中很多人已被迫將其大部分牲畜、機械和土地上繳給公社。然後，公社基於祖傳的平均主義原則，根據要養活的人口數，將它們進行重新分配。

1917年夏季期間，有關土地的騷亂變得越來越具暴力性，而數十萬武裝逃兵的歸來更是火上澆油。到8月底，因政府食言，看似在拖延土地改革，令農民幻想破滅，他們就對莊園主的住宅發起攻擊，對其進行焚燒和洗劫，希望一勞永逸地趕走他們痛恨的地主。在烏克蘭和俄羅斯中部省份──坦波夫（Tambov）、奔薩（Penza）、沃羅涅日（Voronezh）、薩拉托夫（Saratov）、奧廖爾（Orel）、圖拉（Tula）和梁贊（Ryazan），成千上萬的房屋被燒燬，數百名地主被殺。

面對這場社會革命的擴大，統治精英和政治黨派都猶豫不決，既想以某種方式控制這場運動，又抵不住發動一場單純軍事政變的誘惑。值得注意的是，這其中並不包括布爾什維克。5月在臨時政府中獲得一席之地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證明，他們都無力實施他們以往一貫要求的改革。特別的，對社會革命黨人而言，就是土地改革。孟什維克在工人階級為主的地區頗有市場，而社會革命黨人擁有比其它任何政治團體都強的農村基礎。這種改革失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與一個主要關注社會秩序和守法行為的政府合作。一旦他們成為實質是資產階級政府的管理者和領導者，這些溫和的社會主義政黨就把更為激進的改革要求留給了布爾什維克，而沒有因參與政府得到任何好處。這個政府正慢慢失去對該國政治現實的掌控。

面對這種愈演愈烈的無政府狀態，工業界巨頭、地主、軍隊領導人以及一些越發不抱幻想的自由主義者，考慮發動一場軍事政變。這個主意由拉夫爾．科爾尼洛夫（Lavr Kornilov）將軍提出。他們中大多數人後來放棄了這個念頭，因為軍事政變將不可避免地摧毀由亞歷山大．克倫斯基（Aleksandr Kerensky）領導的當選臨時政府的文官政權（civil power）。而科爾尼洛夫將軍8月24日至27日政變的失敗，的確引發了臨時政府的最後危機。當文官獨裁與軍事獨裁雙方的擁護者進行毫無結果的爭論之際，政府的核心機構──司法系統、行政部門、軍隊都在分崩離析。

但如果將城市和農村人口的激進化稱為「布爾什維克化」過程，那將是一個錯誤。共同的口號──「工人權力」和「權力歸蘇維埃」，對於激進的工人和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來說，有著不同的含義。在軍隊裡，「戰壕裡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反映的首先是對和平的普遍願望。在世界所經歷的最血腥、最具消耗性的戰爭（譯者註：指一戰）中，所有參戰國的戰鬥人員都懷有這種願望。農民革命採用了一條或多或少自主的路線。該路線更加支持社會主義革命綱領。此綱領贊同對土地的「黑土分配」。布爾什維克對土地問題的處理方法，實際上與農民的願望背道而馳，支持對所有土地進行國有化及後來通過大型集體農場進行剝削。在農村，除了由逃兵帶回家的混亂傳聞外，布爾什維克鮮為人知。逃兵帶回的信息可歸結為兩個具有魔力的詞：「土地」和「和平」。1917年10月初，布爾什維克運動的成員似乎還不超過2000人。但隨著一系列委員會、蘇維埃和其它小型組織急速填補這年秋季的整個制度真空，對組織良好的小型團體來說，行使過大權力的環境也變得盡善盡美。而這正是布爾什維克黨所做的。#（待續）

──轉自《大紀元》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