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1. 圍繞十月革命的悖論和誤解

「隨著共產主義的崩潰，證明十月革命具有『歷史必然性』，也逐漸喪失了其必要性。因此，1917年或最終成為一個『正常的』歷史事件。不幸的是，和我們社會中其他每個人一樣，歷史學家似乎不願拋棄這個元年創始神話（founding myth of Year Zero）。一切的一切──俄國人民的幸福或不幸，似乎就是從這一年開始。」

這些話出自一位俄羅斯當代歷史學家之口。它有助於闡明一種已成為永恆主題的思想。圍繞1917年事件控制權的論戰，在該事件過去80多年後，仍在激烈進行。

有歷史學派認為，十月革命無非是一場暴動，被強加給一個被動的社會。持這種觀點的包括一些人，他們對該事件提供了我們可稱之為「自由主義」版本的解讀。對這些歷史學家而言，十月革命是一個狡猾陰謀造成的結果；此陰謀由一小撮詭計多端和憤世嫉俗的狂熱分子憑空想出；這些人在該國其它任何地方都沒得到真正的支持。今天，這一解讀受到幾乎所有俄羅斯歷史學家的偏愛。對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俄羅斯之領導人和知識精英也是如此。

撇開其社會和歷史重要性不論，1917年的十月革命被重新解讀為一場改變歷史進程的偶然事件，使一個繁榮而勤勞、正順利走向民主的革命前俄國改變了其自然發展進程。這種觀點受到大聲力挺和激烈辯護。它顯然有利於把目前的俄羅斯社會與「可怕的蘇維埃插曲」區隔開來。在後蘇聯時代，俄羅斯的權力結構同過去存在著顯著的連續性（其所有領導人幾乎都是前共產黨官員）。這種觀點有助於使俄羅斯社會擺脫任何負罪感，也標誌著不會有明顯而公開的懺悔行為。這種懺悔源於對改革年代斯大林主義罪行令人痛苦的再發現。如果能夠證明，1917年布爾什維克武力奪權不過是一起偶然事件，那由此可得出結論：俄國人是這些事件的集體無辜受害者。

另一方面，蘇聯的歷史學試圖證明，1917年10月發生的各個事件，是一場解放進程的高潮。該進程由自覺支持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群眾推動，其高潮是合乎邏輯、可預見和不可避免的。這種史學思潮以各種形式，把1917年的事件與整個蘇維埃政權的合法性問題聯繫起來。如果十月革命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前進之結果，如果它是一次向全世界傳達解放信息的事件，那麼儘管斯大林時期犯過錯誤，但蘇聯的政治制度和因此次革命而產生的國家機構，必定都是合法的。蘇維埃政權的垮台，自然造成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完全喪失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觀消失。反過來用布爾什維克那句出名的套話來說，就是它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箱」。然而，就像對斯大林主義恐怖的記憶一樣，這種對事件的馬克思主義版本的解讀仍留存在人們心頭，在西方也許比在前蘇聯更歷歷在目。

第三種史學思潮既不接受自由主義觀點，也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教條。近來，它試圖將意識形態從俄國革命歷史中完全去除，旨在釐清 [用馬克．費羅（Marc Ferro）的話來說]「為何1917年10月（編者註：儒略曆10月，公曆11月）的暴動同時又是一場群眾運動和一起實際只有很少人參加的事件」。在1917年那些事件引發的諸多問題中，歷史學家們發現了一些關鍵問題。這些歷史學家拒絕接受占主導地位的、對事件過於簡單化的自由主義觀點。這些問題包括：經濟的軍事化和俄羅斯帝國進入一戰後的社會動盪，扮演了什麼角色？是否曾出現過一股特定的暴力，為對整個社會實施的政治暴力鋪路？一種本質上是大眾化、平民化的運動，深刻地反獨裁、反政府的運動，何以會使最專制、最集權的政治團體上台？最後，1917年全年俄羅斯社會無可否認地出現激進化，這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具體現象之間，可確定存在什麼關聯？

隨著時間的推移，1917年的十月革命如今被視為兩場運動的短暫會合，這也是近期歷史學家中很多刺激性激辯的結果：一方面是一個政黨在精心組織下進行的奪權。該黨在其實踐、意識形態及其組織上，完全不同於這場革命的所有其他參與者。另一方面是一場巨大而形式多樣的社會革命。這場社會革命有很多方面，包括一場極其強大而根深蒂固的農民造反運動，其起源可追溯至俄國歷史，其標誌是對地主的仇恨，以及對城市和整個外部世界的極度不信任──實際上是一種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的不信任。

這場叛亂大周期始於1902年，而1917年夏季和秋季的事件，顯示其進入高潮。1905年到1907年，外界就已感受到這些叛亂最早產生的實質影響。1917年是農業大革命的決定性階段。這場革命是農民與大地主就土地所有權進行的對抗，在農民看來，也是夢寐以求的「黑土分配」（Black-Earth partition）（即根據每戶家庭要養活的人口數分配土地）的最終實現。1917年也是農民與政府對抗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在此階段中，農民拒絕了城市對農村的一切控制。從這個觀點來看，1917年不過是一系列對抗中的一個階段。這些對抗於1918年至1922年以及1929年至1933年得以延續，又因強制集體化，而以在農村的徹底失敗告終。

1917年一整年，在農民革命勢頭增大的同時，由超過1千萬農民兵組成的軍隊中，也在發生根本性的衰敗。這些農民兵被動員起來打一場他們根本不在乎的戰爭。俄國將軍們一致嘆惜這些農民兵缺乏愛國精神。他們的公民視野很少超出其農村社區的界限。

第三場基本運動產生於政治上活躍的工人階級內部。他們高度集中於大城市，占勞動人口幾乎不到3%。城市的社會環境提煉出所有產生自經濟現代化過程中的矛盾。這一過程延續了僅僅一代人。從此環境中誕生了一場旨在保護工人權利的運動。該運動以幾個重要的政治口號而為世人所知，如「工人權力」（workers’power）和「權力歸蘇維埃」（power to the Soviets）。

第四場，也是最後一場運動，源於帝俄統治下各民族的迅速解放。其中很多民族都要求首先實行自治，然後是獨立。

這些運動中的每一場都根據自身的內在動力，以自己的速度進行著；每場運動都有自己的具體訴求，這些訴求顯然不能簡單歸結為布爾什維克的口號或該黨的政治活動。但每場運動都成了摧毀傳統體制和侵蝕一切形式的權威的催化劑。1917年10月的布爾什維克叛亂，即實際為政治真空中的政治少數派所採取的行動，雖然中長期目標與所有這些運動迥異，但在一個短暫卻具有決定性的瞬間，與這些運動的訴求不謀而合。這場政治政變與社會革命短期內在時間上重合，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套疊在一起，然後在接踵而至的數十年專制統治中再度分開。

1917年秋季爆發的社會和民族運動，由各種情況的特殊組合發展而來，包括嚴重的經濟危機、社會關係劇變、國家機器普遍失靈，或許最重要的是，還有一場全面的戰爭。這場戰爭促成了殘酷的普遍氛圍。#（待續）

──轉自《大紀元》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